李 旭

一、引 论

晚近中国学人身历家国忧患，重省文化传统，歧见纷出，即便在固守文化本位者之间，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近代以儒学立场对中国文化作系统阐发者，首推梁漱溟。梁氏早年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人生问题”的心性学阐述；①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见《梁漱溟全集》第1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4—326页。及中岁，实践乡村建设以求“中国问题”之解决，乃衡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在伦理本位。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见《梁漱溟全集》第3册，第3—7页。梁氏之学兼综儒释，就儒学一面而言，颇可见传统儒家“内圣（心性）—外王（伦理）”的格局。然而，在晚一辈的牟宗三看来，“梁先生一生的用心，不在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③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册《时代与感受续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374页。1958年元旦，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署的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发表，申明“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④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见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这标志着当代新儒家的重要取向，即在传统儒学的外王向度全盘瓦解的情势下，诸儒固持儒学的心性向度以求开新。由于这个宣言的主旨涉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判断，却引发了“钱穆与新儒家”之诤，钱氏门人余英时指出，从史学观念衡量，新儒家特重中国文化的心性面，失之主观、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