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麟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

20世纪30年代张承宗、张困斋（右）兄弟合影

1948年到1950年，在解放战争后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已经解放的大中城市里，组建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接管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改造，以及经济、文化、统战工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一、周密调查，摸清情况

中共中央上海局在1949年4月8日关于解放军渡江和当时工作的记录中写道：“对接管准备工作，把工作中心从调研转到具体组织部署上，集中资料，统一干部，提出初步关于接管的意见。负责筹划军管会人员的供应工作，准备接收后的物资与人才立即为解放军与人民服务，接管准备工作是否充分，确是大军入城的重要前提，而认真周密的调查，则是接管工作的重要保证。”

中共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关键人物张承宗在1993年曾写过《配合解放接管上海，做好调查宣传工作》一文。文中对保险方面的调查记述如下：“保险方面，收集官僚资本保险公司人事、财务、业务资料；利用保险业务承保的地段卡片，卡上记载企业名称、仓库堆栈、房屋建筑、里弄门牌、财产物资等。党员及干部连夜摘录，三天之内就送到了上级党委，同时因保险公司承保水火险业务，遂收集到一本市区街道地段详图，标明了房屋层次、建筑构造、大小马路、街道里弄，比较详尽，又把军事和财产的数字标记在上面……这些材料通过各系统党委，汇集上交到地下市委，由市委统一保存，另送一份至解放区，由华东局有关部门，编入了《上海概况》《上海调查材料》，给上海市军管会各接管部门备用，在接管上海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在这方面立了一个大功。”

1949年4月，书报简讯社编印《上海概况》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这篇布告1960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张承宗回忆：“特别是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这一布告，在国民党内，威慑力极强，镇服了敌人，稳定了人心，是历史性的、政策性的文件。”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转入部署解放上海的战斗。

二、丹阳集训，组织准备

“在中共华东局和陈毅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抽调干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许许多多干部都聚拢来了。”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周林在《接管上海的日日夜夜》一文中回忆，“我们随华东局直属机关部队于（1949年）4月24日由扬州过江到丹阳，驻扎在丹阳县城的大庙内，紧张地进行接管上海的组织准备工作。此时，潘汉年同夏衍、周而复、杨秘书（毛岸青）等同志，带着一班守卫战士，由北京赶到丹阳。原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去山东向华东局汇报工作后，也到了丹阳。”

张继凤在《金融接管》一文中回忆：“为了做好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金融接管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从各方面选调了大批干部，于4月20日大军渡江解放南京后，即陆续到达江苏省的丹阳县进行集训。当时调集的接管干部，主要来自北海和华中两个银行，此外，也有一些上海去的同志。具体学习和接管的准备工作由陈穆、洒海秋两位同志负责。在集训期间，陈毅司令员曾亲自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认真学习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并具体分析了上海城市的特点，指出接管上海的任务繁重，既有政治军事斗争，更有经济斗争，要求大家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积极作好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参加接管的干部先后到达丹阳后开始集训，主要学习文件，研究情况，熟悉政策和接管对象。“在丹阳除了学习接管城市的有关政策外，还学习了上海地下党收集汇报的《上海概况》，使大家对接管单位的情况、特点和接管中应注意的事项做到心中有数。”（张继凤《金融接管》）

1948年11月，中共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有9名党员转往苏北解放区淮安中共华中党校学习。主要原因是，首先，当时中共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逮捕了地下党员廖国英、吴越两位同志。其次，中共上海地下党接到指示，派党员到解放区学习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及具体措施。为了避免党的力量遭受更大的损失，上级党委决定把在“保联”活动中曾经较为活跃的沈润璋等9名党员撤离上海，转往苏北解放区。这9名党员是：沈润璋、徐天碧、朱元仁、王培荣、汤铭志、徐达、唐凤暄、刘凤珠、王玮。到了苏北解放区，他们被编为十四队保险小组，在参加中共华中党校第二期培训学习期间，于1949年2月20日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总前委于江苏丹阳指挥上海解放战役和接管工作

2004年，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的林震峰在接受《中国保险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48年，中共上海地下党接到指示：有关各系统派两名党员到解放区，学习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及具体措施。我是地下党保险业总支部书记，支部派孙文敏和徐天碧去苏北新四军解放区，并带去了一些有关保险界的资料。”

中共华中党校十四队保险小组学员合影，前排左起：徐天碧、沈润璋、朱元仁、王培荣，后排左起：汤铭志、徐达、唐凤暄、刘凤珠、王玮

在丹阳，时任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谢寿天，与先行抵达的孙文敏、施哲明商讨后，把徐天碧、唐凤暄、朱元仁、刘凤珠、汤铭志5人调到金融处，成立了保险组，研究并拟订出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的工作方案，筹划接管官僚资本在上海设立的保险企业。

1949年5月初，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相关条文，“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责任，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肩负保护资产、机器、图标、账册、档案等责任，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江苏丹阳召开会议讨论接管上海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事组织安排、入城政策纪律、人民生活安排（米、棉、煤）、统战政策（如何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恢复生产）。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是陈毅司令员，副主任是粟裕副司令员，副市长是曾山、潘汉年、韦悫。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正、副秘书长以及各局（处）长也都经华东局讨论决定，军管会和市政府秘书长由潘汉年兼任，周林任第一副秘书长，沙千里为第二副秘书长。

周林在《接管上海的日日夜夜》一文中回忆：“我们离开丹阳时，已完成了接管上海的组织准备工作。”

新电改背景下产业园区供电系统容量优化配置方法//吴鸣,任学婧,周丹,苏剑,寇凌峰,粱惠施//(5):2

三、分工负责，加强接管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市区。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于当日成立。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个接管委员会。上海市财经部门由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接管，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委员有骆耕漠、龚饮冰、顾准、陈穆、徐雪寒、孙冶方、黄逸峰、吴雪之等，骆耕漠为秘书长，方原为秘书主任。除由各委员兼任处长外，另配备其他领导干部。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在军管会领导下，又投入了接管上海的伟大斗争。

金融业的接管工作由财经委员会金融处负责，金融处处长是陈穆，副处长是项克方、谢寿天。“谢寿天同志在去苏北解放区之前亦担负上海地下党工作，项克方同志是金融系统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们二人不仅了解上海情况，而且对上海金融业也很熟悉。”

陈穆在《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概述》中写道：“（1949年5月）26日清晨，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原国民党励志社举行华东局扩大会议，解放军与地下党胜利会师，按照不同系统分别对口见面，金融系统地下党负责人项克方同志就是在这时与我们接上关系的。会后，规定参加接管工作的主要干部集中在南京西路金门饭店（现华侨饭店）办公。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随即按预定计划进入各被接管单位开始接管。”

原在中国保险公司工作的经德鑫在《难忘的日子——忆中国保险公司接管前后》一文中回忆：“我那时在总管理处会计处搞总账工作，每天轧各种币制的日报表，一直做到5月24日，没有一天中断过。25日清晨，我从家里出来，看到淮海中路两边人行道上坐满了人民解放军。当时的嵩山公安局（现淮海中路东风中学）的门口挂着一面投降的白旗。上海终于解放了。电车仍在马路上行驶，我记得我坐的电车到大世界调头了，马路上的工人纠察队劝行人暂时不要往东走。我就近打电话到公司，回答说路上还不平静，在家待一天。第二天一早，我仍坐电车直到外滩，开始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949年5月28日，按计划金融处保险组的同志编入两个梯队，分批进入上海。林震峰在《接管上海保险业》一文中回忆：“（1949年5月）28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副处长谢寿天（原天一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让保险公司的一位同志叫我到他们的驻地去，当时他们的先遣队暂住在上海金门饭店。第二天，我如约前往，负责接管的同志基本上是当初地下党派到解放区的人。谢寿天同志介绍并交待任务：军管会金融处下设保险组，经领导批准，要我和孙文敏任军代表，我任保险组长，孙任副组长，与从解放区回来的同志会合，总共约10人左右。”刘凤珠、朱元仁、汤铭志事后回忆：“因总部所在地金门饭店非常拥挤，我们便借中国保险公司的一间办公室，就地住了下来。根据丹阳会议精神，我们又与曾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保险业地下党员林震峰、吴越、杜伯儒、姚洁忱、翁秉伟、郭雨东、陆自诚、陶增耀、戈志高等同志胜利会师，加强了保险组的力量，开始新的战斗。”林震峰回忆：“我交待完了原先我在‘地下’时的策反工作后，即于翌日报到，换了解放军衣帽，领了解放军胸符，即全力投入保险业接管工作。”

四、接管迅速，人保筹建

上海原是全国保险业中心、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集中地。搞好上海的官僚资本保险总公司或总管理处等的接管工作，对顺利接管分布在其他城市的分支机构具有很大的影响。根据1949年5月制定的《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的方案》，涉及金融处接管的共有14项，其中有5项是关于保险公司的：中央银行及所属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中国银行及所属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交通银行及所属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中国农民银行分行及所属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以及官僚资本各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

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保险组开始接管上海保险业

保险组根据党的政策和上海市军管会确定的“依照系统，原封不动，从上而下，整套接收”的方针开展工作。“接管工作步骤是先接收，后清理。所以接管工作按任务划分，大体上分为两大步：第一步是接收，时间自1949年5月29日至同年9月上旬；第二步是清理，自9月12日成立清理处至1950年3月清理债权债务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时为止。”军事代表和联络员自1949年5月30日起分别进驻被接管和监管单位，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责令造具移交清册，准备办理交接，同时查封金银、证券等重要财物。参加接管的人员，全是原上海保险业的中共地下党员，对上海官僚资本保险机构的基本情况都很了解。经接管人员全力以赴，并按照“快接精神”，发动积极分子共同协助，加快完成了接管工作任务。

保险组第一家接管的是位于上海汉口路四川路路口的中国保险公司。之所以作为第一家被接管的保险公司，一是中国保险公司历史比较长。公司于1931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将其改组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被接管时已有近18年的经营历史。二是公司组织健全，制度完善。除财产保险业务外，中国保险公司还同时经营寿险业务，于1933年7月设立寿险部，1937年4月根据当时的保险业法规定，在寿险部基础上扩组另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三是其机构众多，规模较大。公司开业初期，各地业务均委托中国银行代理，代理处多达85处。随着业务发展，逐步在重庆、西安、天津、汉口、南京、广州、北平、长沙、青岛、济南、芜湖、南通、扬州、昆明等地设立支公司，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马尼拉、吉隆坡、暹罗、槟榔、吧城、泗水、伦敦、仰光等地也设有分支机构或经理处、代理处。

经德鑫在《难忘的日子——忆中国保险公司接管前后》中回忆：“过了三天，5月28日，中国保险公司被军事管制委员会保险组接管了。这是上海保险业中第一家被接管的公司。记得是当天下午2时，公司全体员工排列在走廊过道上，由军代表孙文敏、吴越同志来宣布接管。他们穿着一套淡黄色的军装，严肃但又亲切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并对我们阐明政策，大意是清理旧账，办好交接，各守岗位，准备出单复业，而且一切福利待遇不变。这样我从一个为四大家族‘卖命’的人，变成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人了。”

林震峰在《接管上海保险业》中回忆：“孙文敏带着几个人在中保张贴了军管会主任陈毅签署的布告，宣布从今日开始接管，同时召集中保的经副理等几个负责人，让他们把财务、物资、人员情况做了汇报，接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政策：职工原职原薪，要求每天报到，配合军代表做好财产、账务、业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军代表宣布接管后，即留下联络员进行具体接收工作。24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基本上采取这种方式。”其中，接管中央信托局下属的产物保险处和人寿保险处的军事联络员是姚洁忱，接管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的军事联络员是陶增耀，接管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军事联络员是徐天碧。

接管的财产主要是办公用品、办公室、中英文打字机、手摇的和电动的计算机、汽车，以及部分保险公司的房地产。接管单位的人员以中保和中央信托局为多，中保100多人，中央信托局两个处也有百把人，再加上其他公司，包括工勤人员在内，共800多人。

“地下党员和积极群众帮助清点财产，整个接管工作大概用了10天时间，财产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约半年多时间。”1949年6月18日到20日，63家华商保险公司、42家洋商保险公司在缴存保证金后恢复营业，上海经济开始逐步恢复运转起来。其他未复业的职工也集中起来，工资照发，每天报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

在保险组组长林震峰、副组长孙文敏率领下，广大保险业职工在顺利完成接管工作的同时，积极在上海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开创了新中国的人民保险事业。从此，中国保险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