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娥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引言

《圣经》翻译对基督教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日本最早出现的圣经相关读本可追溯到1549年沙勿略登陆日本时所带的罗马字译本《马太福音》，后费尔南德斯（Juan Fernández）完成了“十戒”与“主祷文”的罗马字日译[1]。这种宗教性极强的片断性翻译,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而直至1887年日本才完成并出版了新旧约圣经的日文全译本。日本的圣经翻译史研究可参考关根文之助、海老泽有道和田干男等相关著作，国内对中国圣经翻译研究成果较多，但少有文献涉及日本的圣经翻译。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几乎都从16世纪开始沦为西方重要的传教阵地，但随后的发展之路却大相径庭。本文按时间顺序通过对日本圣经翻译史的简单梳理来把握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为日本文学及文化中的圣经元素研究、以及中日异文化交流研究等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一、明治维新前的《圣经》翻译

日本现存最古的《圣经》残片是1960年日本人松田毅一在葡萄牙埃威拉图书馆整理资料时从一张屏风裱糊纸上获得的，内容为传道书3章7节和以赛亚书1章11节等几处译稿，后被考证为1580年左右的译版。而日本人最早开始阅读的《圣经》并非日译本圣经，而是由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的面向中国人的全汉字版圣经，分别为1813年版《旧遗诏书》和1823年版《新遗诏书》。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则继承了马礼逊遗志，1832年日本商船“宝顺丸”遭遇海难最终漂流至美国西海岸，其中三名幸存者岩吉、久吉和音吉于1835年辗转至澳门并寄宿在郭实腊家中。郭一心向往日本传教，遂给美国圣经学会写信请求接受日本人帮助并希望学会承担翻译费用。郭译圣经的内容为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至三书，于1837年完成出版并再版3次，译本以片假名“ハジマリニカシコイモノゴザル”开始。但因翻译水平被鉴定未能达到圣经协会要求后被中断印刷。1846年匈牙利人医生伯徳令（Bernard Bettelheim）经由香港前往日本琉球传道并开始圣经翻译活动。伯译圣经的内容主要为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和罗马书的篇章翻译，于1855年在香港出版，译本使用琉球方言并采用平假名记述。

1858年日本与欧美诸国缔结了《安政五国条约》并据此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历史。不得不提的是，1859年最早来日的七名美国传教士中有三人成为了圣经译者，分别是黑本（James Hepburn）、布朗（Samuel Brown）和戈步尔（Jonathan Goble）。黑本在日本最为知名的是其创造出黑本式罗马字并一直沿用至今，黑本来日后潜心学习日语并依照汉译版圣经进行日文转译。黑本除了圣经翻译以外，还进行了“十诫”“主祷文”“使徒信经”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翻译[2]。布朗曾作为马礼逊学堂的首任校长在华传教七年，后因病回到美国，病愈后前往日本传教并开始圣经翻译工作。戈布尔随佩里舰队来日时，在琉球深受伯徳令的传教行为感动开始决心翻译圣经。在当时尚未完全放开的禁教政策下，戈布尔于1871年出版了日本最早的《马太福音》，黑本于1872年出版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布朗于1873年出版了《马太福音》。

此阶段《圣经》翻译的主要承担者为外国传教士，译文的使用文字为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翻译内容仍然以断片式的篇章翻译为主，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团翻译活动。在此过程中传教士也开始意识到个人形式的翻译和出版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必须寻求日本人的帮助来完善翻译时语言上的欠缺和不足。

二、明治至大正时代的《圣经》翻译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社会发展各方面开始全力效仿西方。在正式解除基督教禁教政策后，《圣经》翻译开始从个人翻译转向共同翻译的模式。1874年日本传教团成立“翻译委员社中”，专注于新约圣经的翻译，1878年又成立“圣经常置委员会”，专注于旧约圣经的翻译[3]。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队伍吸收了如奥野昌岗、高桥五郎、松山高吉等知名日本学者的加入，使得译本在语言的使用上更加规范正确，更利于向普通民众传播。日译完整版圣经最终于1887年完成并于1888年在东京新荣教会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此版本后被称为“明治译本”或“文语译”。1917年又对明治译本进行重新改译，新版称为“大正改译本”或“文语新约改译”。这两版翻译为以后的圣经日译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蓝本。

另一方面，日本的天主教及东正教发起的圣经翻译活动在此阶段也开始盛行。1879年至1880年日本天主教会陆续翻译并出版了译者小鸠准治的《旧新两约圣经》，1895年和1898年又翻译出版了小鸠版《圣福音书》上下卷，这比起新教的《圣经》翻译晚了大约15年。除日本译者外，天主教外国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很活跃，如比利时传教士拉艺（Émile Raguet）以希腊文圣经为翻译底本翻译出版了《约翰福音》。此外，1892年日本东正教信徒上田将以《马太传圣福音》为代表，开始着手翻译适合东正教使用的新约圣经，语言上在参考斯拉夫语及俄语的基础上，对照希腊语原文进行直译，使用古语文体。

明治到大正时代的集团式翻译活动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它打破了以往传教士独译的局面，日本译者的加入使圣经翻译语言更加生动、优美，文本上从最初的平假名或片假名发展到和汉混合体，即开始使用汉字，但日本人在整体的翻译活动中依然只是辅助性角色。而伴随日本文明开化的国家政策，更多高素质年轻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参与到《圣经》翻译和研究中来，如著名的基督徒学者植村正久、内村鉴三等，他们开始各自致力于圣经的个性化翻译。如永井直治于1929年翻译出版了《新约圣经》，上泽谦二于同年翻译出版了《儿童圣经》，语言更加简洁易懂。总之，这一阶段充满个性化的新教徒《圣经》翻译和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圣经》翻译，无疑给日本圣经翻译史添上了多彩浓墨的一笔。

三、日本战败后的《圣经》翻译

日本二战战败后，围绕假名使用、汉字制定等问题的日语语言学发展和圣经解释学和批评学等学术研究上的进步，《圣经》翻译再次被提上日程[4]。1951年日本开始着手并于1954年完成新约翻译、1955年完成旧约翻译，该版圣经又被称为“口语译”。值得一提的是，自此圣经翻译活动不再有外国人参与，而全部由日本圣经学者独自完成。随着时代的发展，立足于《圣经》信仰的福音派教会渐渐不满足于口语译圣经，松尾武、舟喜顺一等人于1962年开始进行改译活动，并于1965年完成新约翻译，1970年完成旧约翻译，该版圣经又被称为“新改译”。1968年，UBS(圣经协会世界联盟)和罗马天主教间达成一致并提出新教和天主教应共用一本《圣经》，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国范围内又掀起新一波的圣经翻译潮。日本于1970年成立“共同译圣经实行委员会”，遴选100余名日本圣经学者着手重译圣经并于1978年最终完成，但此版本是以占日本人口99%的非基督徒为阅读对象的，后考虑到基督徒的需求，1987年日本又出版了适合全日本人阅读的“新共同译”圣经，该版使用至今已有30余年，多次再版，广受好评。进入21世纪以来，在圣经学、文学批评学、翻译学及语言学都经历了飞跃式变革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圣经协会集合63名圣经学者和语言学者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在继承以往圣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加大胆、自由、无线接近希腊原文的理念为宗旨开始重译圣经，该版《圣经》已于2019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被称为“圣经协会共同译”。

日本在战后迎来了圣经的多译本时代。由于较为宽松的出版环境，更多信奉无教会主义的圣经爱好者也加入到圣经翻译中来，如关根正雄、木下顺治以及塚本虎二等。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圣经》译本数量应该是名列前茅的。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自1995年开始接受个人译者的翻译文本，并按照篇章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其目的在于尊重译者个性，不过度依靠教派，最大限度地促成圣经研究的学术发展。

四、结束语

《圣经》在日本的翻译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期间经历了翻译主体、翻译对象、译本语言、风格及译本出版形式等诸多形式的变化。日本自古以来对宗教信仰秉承包容自由的传统(除特定历史时期的禁教)，是日本圣经翻译多元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圣经阅读需求，也促进了日本圣经批评学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日本今后的《圣经》翻译包含以下两大课题：一是翻译层面上对异文化及语言的技术处理问题；二是信仰层面上如何使用人类的语言正确表达上帝真理的问题。今后可尝试从翻译的前提、方法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