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清国

(武警海警学院 军事训练系，浙江 宁波 315801)

杭州，古称“钱塘”“余杭”，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始得“杭州”之名。北宋靖康之难后，赵构于南京应天府(治今商丘南)登基称帝，南宋立国。后南渡至杭州，将杭州改名“临安”，是谓“行在”。行在，即天子行銮驻跸之所； 临安，乃临时安顿之意。从地名寓意上看，反映出南宋初期君臣上下尚怀收复中原之志，可惜终南宋一朝，不但中原故地没有收复，还终至覆亡，洵为历史之憾。

对临安的抒写，是南宋笔记中的重要内容，具有城市符号、政治寄寓和人文意蕴等文化内涵。从南宋开始，临安抒写逐步转变为杭州抒写，临安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符号，而是成了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对后世文学作品中杭州的抒写有着重要影响。每当国事衰微、改朝换代之际，杭州就往往成为文人抒发兴亡之慨、寄托故国之思的意象载体。

一、城市符号与都市文化

中国古代的笔记，发展到宋代，在题材类型、写作风格、思想主旨、艺术手法等方面，都趋于完善和定型。特别是到了南宋，笔记的作者群体进一步扩大，作品数量进一步增加，题材内容更为丰富，艺术手法更加成熟，达到了中国古代笔记发展的空前高峰。

南宋时的杭州，作为首都，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南宋众多笔记作品中，多有对都城临安的文字抒写，其中还有不少围绕临安而创作的笔记专著，如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这些笔记作品，均以临安为背景，记述临安的城市建筑、朝廷礼仪、典章制度、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构成了笔记中的临安意象。笔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特点可以概括为： 内容杂，形式散，写作随意，文风质朴(1)关于笔记的文体特征，可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及吕叔湘《笔记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因此，笔记中的临安抒写，就与正史和地方志中纯客观式的记录不同，而是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因子，文字典雅质朴，叙述委婉情深，具有更为浓郁的文学色彩。

南宋笔记中的临安意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是作为地理概念的城市符号； 二是象征王朝政权的政治寄寓； 三是作为都市文化名片的人文意蕴。

杭州自古风景优美，物产富饶，自古为江南繁华之地，特别是南宋定都以后，城市经济和市民文化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发展，并逐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临安首先作为地理概念上的城市而存在，它的城市符号内涵就主要体现在对城市景观的描写上。

临安的城市景观，以西湖为代表。在对西湖的众多描绘中，值得注意的是以西湖为背景的有关君民同乐的抒写。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云： “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比。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1]99对西湖美景的热恋，连贫者也不能例外。除了公子王孙和普通居民外，皇帝也迷恋于西湖的风景。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专门记述高宗退居德寿宫后游幸西湖、与民同乐的情景。高宗及众多随从“各乘大舫，无虑数百”。官民同乐，有赖于宋金合议之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城市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民休闲文化的逐渐繁荣。“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不游，而春游特盛焉。”[2]69春季的西湖，也就成了临安市民游玩的绝好去处。有关君民同乐的抒写，在南宋诗词作品中不多见，而在笔记中却有着众多的记载。这一点，体现出了笔记与诗词不同的文体特征。临安的城市景观，除了西湖名胜，还有居民建筑、诸色市场、勾栏瓦舍、酒楼、作坊、寺庙以及钱塘江等。围绕着这些景观的描述，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临安城市景观。

作为南宋首都，笔记中的临安意象，还时常与南宋王朝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临安城的兴衰，是南宋王朝兴衰的象征。因此，临安意象也就具有了象征南宋王朝政权的政治寄寓。临安意象的政治寄寓，主要体现在对皇城布局、朝廷礼仪、朝政故事的记述上。

皇城代表了政权，是国家的象征。皇城布局，就成了临安意象政治寄寓的首要内容。《梦粱录》中就记载了临安城的官僚机构、朝会活动、官私祭祀等内容，对研究南宋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读是书者，于以知有宋一代都邑繁华”[3]625-626。《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记载皇家宫殿建筑二十类三百一十七处，可以概见临安宫殿建筑之繁华。

朝廷礼仪作为国家大礼，朝廷尤为重视。以《武林旧事》为例： 卷一“庆寿册宝”条，记述宋孝宗为太上皇庆寿； “四孟驾出”条记述皇帝祭祀宗庙； “大礼”条记述朝廷祭天大礼； “登门肆赦”条记述朝廷为了显示德政而举行释放罪犯的各种仪式； “恭谢”条记述皇帝在大礼后向神灵与祖宗礼拜恭谢的礼仪； “圣节”条记述为皇帝庆祝生日的各种礼仪。在卷二中，还记述了皇帝重视武备，举行阅兵仪式的场景，“都人赞叹，以为盛观”[2]35。

朝政故事，也是临安意象政治寄寓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记述上。这些朝政故事中的人物，大都生活在临安，故事的发生地，也大都在临安。有的故事中的人物没有生活在临安，故事的发生地也不在临安，甚至故事的发生时间也不在南宋。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记述这些故事的笔记作者，却是生活于临安，或写作地在临安。因此，这些记述，也可以构成临安意象政治寄寓中的朝政故事。以周密《齐东野语》为例： 卷一“孝宗圣政”条，记录了宋孝宗治国理政方面的几则故事，赞扬了孝宗的圣德； 卷三“绍熙内禅”条，记载光宗禅让皇位的历史内幕； “诛韩本末”条，记载韩侂胄弄权误国，引起众怒，终至被杀的历史内幕。此外，又如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卷五“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4]等，所记也均为朝廷卓荦大事，较正史记载，更为详细，有裨于考证。

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发达，同时也促生了奢侈享乐与扶贫济困共存的社会风习。在《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笔记中，就多有关于临安城市文化与社会风习的详细记载，历来也最受关注。这些记载，组成了临安的城市文化名片，使临安意象具有了丰富的人文意蕴。仅以《武林旧事》关于元宵观灯的记载为例： “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著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前后设玉栅帘，宝光花影，不可正视。仙韶内人，迭奏新曲，声闻人间。殿上铺连五色琉璃阁，皆球文戏龙百花。小窗间垂小水晶帘，流苏宝带，交映璀璨。中设御座，恍然如在广寒清虚府中也。”[2]49-50且不说元宵夜的其他娱乐活动，单单是“荧煌炫转，照耀天地”的灯品，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了。

与发达的城市文化相对应，临安城的社会风习也悄然发生着转变，以致上至君臣，下至平民，形成了奢侈之风。《武林旧事》记载皇帝与臣下争奇斗宝的情景： “有贵邸尝出新意，以细竹丝为之，加以彩饰，疏明可爱。穆陵喜之，令制百盏，期限既迫，势难卒成，而内苑诸珰，耻于不自己出，思所以胜之，遂以黄草布翦镂，加之点染，与竹无异，凡两日，百盏已进御矣。”[2]60-61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除了皇廷贵族流行奢侈之风外，就连民间坊里，竞奢攀比之风亦盛。酒楼业主之间“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歌管欢笑之盛，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2]160奢侈之风可见一斑。都人避暑时，“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2]84。甚至“有所谓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罗帛，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饰以珠翠，极其精致，一盘至直数万，然皆浮靡无用之物，不过资一玩耳”[2]75。商业气息的浓厚，滋长了投机取利的风气。“都民骄惰，凡卖买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2]164倒卖货物，从中攫取利润，反映出当时临安商业的高度繁荣。对于民风骄惰形成的原因，周密在《武林旧事》“骄民”条中写道：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环。诸务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2]165生活于天子脚下，临安市民占尽天然优势，享受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带来的各种福利，无怪乎周密长叹“何其幸欤”。

南宋后期笔记的作者，大都经历了末世的繁华，有的更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剧变。他们在客观记录临安城市经济的繁华和市民生活富庶的同时，也对市民过度奢侈的生活风习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梦粱录》卷一“正月”条： “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1]92指出了杭州的奢侈风气，历来有之。卷二“清明节”条： “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就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殢酒贪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尚犹未绝。男跨雕鞍，女承花轿，次第入城又使童仆挑著木鱼、龙船、花篮、闹杆等物，归家以馈亲朋邻里。杭城风俗侈靡相尚，大抵如此。”[1]104在此，扫墓之俗竟演变成了游乐之习。卷三“五月”条： “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1]115卷十八“民俗”条：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269描写杭城的奢侈之风，慨叹市民风习不如旧时淳朴。

在记录和批评临安市民奢侈生活风习的同时，也记录和赞扬了临安市民济贫扶弱的善举。如《梦粱录》卷十八“恩霈军民”： “宋朝行都于杭，若军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1]283不但朝廷对居民有济贫扶弱的措施，那些富家大户也对贫苦人家多有帮扶之举。卷十八“恤贫济老”条：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1]285反映了临安城社会风尚良好的一面。与此条记录相似，《繁胜录》也有类似的记录： “雪夜，贵家遣心腹人以银凿成一两、半两，用纸裹，夜深，拣贫家囱内或门缝内送入济人。”[5]

二、汴京与临安的双城叠韵

南宋笔记对临安城市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抒写，意在人事，而非风景。风景逐渐隐入到幕后，成为背景。在抒写中，往往以北宋都城汴京作为对照，时时出现汴京印象。在这对比的背后，隐寓着对北宋故都的追忆和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一隅的不满。汴京和临安的双城抒写，贯穿了整个南宋的笔记发展史。

耐得翁《都城纪胜》称杭州为“都城”“杭”“行都”“都下”“都会”，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为“都人”； 称汴京为“东京”“京师”“旧京”[6]等，暗喻临安非正统之首都。日常生活中，南宋人时常追忆汴京风物。周煇《清波别志》云:“ 绍兴初, 故老闲坐, 必谈京师风物, 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一小阕, 听之感慨, 有流涕者。”[7]135

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云：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且《洛阳名园记》后论有云‘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仆遭遇明时，寓游京国，目睹耳闻，殆非一日，不得不为之集录。”[6]5在序中，耐得翁称北宋京城为“京师”，将其与临安做了对比，凸显出杭城的繁华与富庶。以园囿之兴废，映照洛阳之盛衰。而今杭城之繁华，则亦映衬圣朝之兴盛。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仍能读出耐得翁在记录杭城繁华的同时，隐寓着对旧都之追忆，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一隅的批评。除了序言，耐得翁也时常在正文中将今日之临安与旧时之汴京作比。如“食店”条： “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6]9“瓦舍众技”条：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毬曾撰杂剧本子。”“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6]12-13“舟船”条： “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6]17金明池乃北宋皇家园林，位于东京汴梁城外。园林中建筑全为水上建筑，风景佳丽，池中可通大船，战时为水军演练场。这些东京元素，或直接称“京师”，或选取东京的自然景观，一方面是为了描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了在字里行间寄寓家国兴亡之慨。“市井”条记述杭城各色买卖人群时，补充说明这些买卖人群中“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圆子”[6]6。《四库全书总目》云： “是书作于端平二年，正文武恬嬉，苟且宴安之日，故竞趋靡丽，以至于斯。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讳而自匿，不著其名。”“以其中旧迹遗闻，尚足以资考核，而宴安鸩毒，亦足以垂戒千秋。”[3]625道出了《都城纪胜》的著述背景及其中寄寓的兴衰之慨。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作于南宋初年，主要记载东京的风俗景象。孟元老早年经历了北宋的繁华盛景，而后遭遇北宋覆亡的剧变，来到杭州避乱。“情绪牢落，渐入桑榆。”追忆汴梁古都“节物风流”“人情和美”，恐故都风俗“失于事实”，遂“谨省记编次成集”[8]114，撰著此书。《武林旧事》是周密于南宋灭亡以后，回忆临安旧事而作。主要记载了南宋的典章制度、民俗风情、逸闻趣事等，此书与吴自牧的《梦粱录》并称，同为杭州地方文献掌故的重要图书。

孟元老经历了北宋覆亡之变，而周密则经历了南宋亡国之痛，二人经历相似。但北宋虽亡，南宋又立，仍为赵宋天下； 而临安城破，南宋覆亡，遂为异族统治。孟元老尚能避乱江左，而周密则唯有以一介遗民隐居于杭。时事不同，二人心境有别。但临安抒写，则是紧承汴京抒写而来。一朝二都，构成了南宋笔记中的双城抒写。孟元老的著述意旨对周密的笔记创作，当有一定影响。

三、临安意象的文化意蕴

通过南宋笔记的记述，地理上的都城临安，逐步转变为回忆中的故都临安，并最终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临安意象，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杭州、杭城、西湖、钱塘等意象，皆从南宋的临安意象化出。从南宋开始，临安意象更多地进入了文人的视野。每当江山易代之际，从临安意象化出的杭州、杭城、西湖、钱塘等意象就常常被摄入笔端，成为文人们表达家国之忧、寄托故国之思、抒发兴亡之慨的文学意象。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就是两个特殊的时期。

《武林旧事》是周密笔记作品的代表作。从创作主旨上看，此书不在于客观记录，而在于其中的情感意蕴，即寄寓了故国之思和兴衰之慨。《四库全书总目》称： “是书记宋南渡后都城杂事，盖密虽居于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于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其间逸文轶事，皆可以备参稽。而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恻恻兴亡之隐，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3]626

《武林旧事》的版本源流比较驳杂，在元代就有六卷刊本和十卷抄本之别，并在周密好友中传抄流布。此外，书中的篇章还被单独裁出，作为单部笔记流传。石岩在《志雅堂杂钞·序》中云： “其(周密)著述之富，则有《绝妙好辞》《癸辛杂志》《武林旧事》……《乾淳起居注》《乾淳岁时记》《武林市肆记》《湖山胜概》若干种。”[8]5石岩写此序时为元至顺三年(1332)，距离周密去世仅三十余年。可见当时就将《乾淳起居注》《乾淳岁时记》《武林市肆记》《湖山胜概》同《武林旧事》并列为书名并在世上流传。书中的篇章被单独裁出成书的原因，除了《武林旧事》的题材因素外，还有就是友人的传抄。周密在卷七的序中说： “此书丛脞无足言，然间有典章一二可观，故好事者或取之，然遗阙故不少也。”[2]195说明该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补充新材料，并加以修订而成，在此过程中，书就被“好事者”传抄出去。这里的“好事者”，主要就是周密的友人。版本系统的驳杂和书中文本被单篇裁出成书，与友人的传抄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宋诸多有关临安题材的笔记中，少有如《武林旧事》能如此动人心绪者。究其原因有三： 一为周密所处之特殊时代环境。周密亲身经历了时代的剧变，历之切，痛愈深，感人亦愈深。二是典雅优美的文风。此书文笔优美活泼而又委婉深曲。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皆深深地寄寓于文中，不尽言而情深味浓。三是周密的特殊身份。在宋末元初的江南文坛，周密是最为突出的一位，兼具词人、诗人、笔记大家、文物收藏家与鉴赏家等多重身份，俨然江南文坛的领袖。他交游众多，影响颇广，致使《武林旧事》在没有完全成书之时，就被好友借阅并传播。版本的复杂与流传的广泛，正说明了文中的临安抒写感染和打动着周密周围的友人。

在《武林旧事》问世约三百五十年后，时任明廷工部主事的朱廷焕采辑《西湖志》《鹤林玉露》《容斋随笔》《辍耕录》等书，补成《增补武林旧事》，共八卷，详述南宋临安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增补原书阙略。关于此书的撰述主旨，朱廷焕在序中云： “觉(杭州)湖山之美逾于昔闻，而繁侈之风竞胜未已。”“补入诗什，以存风流。末志灾伤，使知靡侈过甚，足招天谴。有汴京之乐，即有靖康之悲； 有武林之侈，即有厓山之变。运若循环，后人不昧此理。持以节俭，使武林常为乐邦可也。”[9]可知，此书乃补缀诸书而成。为其有感于明末杭人奢侈之风犹盛，遂作是书，存借古鉴今之意，表家国兴亡之忧。周密与朱廷焕的生活时代，一为宋末，一为明末，都曾在杭城生活，经历了末世繁华，对杭城风俗再熟悉不过。对奢侈世风的批评和对国运不济的忧虑，串起了他们共同的心绪。在朱廷焕的笔下，杭州也成了表达家国之忧的意象载体，体现了《武林旧事》对他的影响。

与朱廷焕同时的张岱，著有笔记小品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亦为追寻昔日繁华，寄寓故国之思。前者写南京，后者写杭州。南京为明朝首都，而杭州则是张岱长期生活的地方。两座城市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兵火战乱，生灵涂炭，到处是断垣残壁，成为张岱内心抹不去的伤痛。

张岱出身簪缨望族，前半生是在繁华、享乐中度过的。“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中年时，遭历了明亡之变。“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秩，缺砚一方而矣。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10]373国破家亡后，张岱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后来他也参加过抗清斗争，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遂隐姓埋名，以遗民自居。早年富贵、优雅的生活已如过眼烟云，经过血雨腥风的洗劫之后，只剩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10]196晚年的张岱，醉情于追忆性笔记小品文的创作。“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10]503张岱创作笔记小品文，亦为寄寓身世之感，非为游记之类。“但张宗子(岱)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11]周密与张岱的生活经历相似，都出身书香门第，经历了繁华盛世，又遭遇了亡国之变，隐居于异族统治之下。晚年都专注于笔记的创作，尤其是以杭城为中心，记录故国文明。从这些方面看，周密的笔记对张岱笔记小品文的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南宋笔记中的临安意象，除了对后世笔记中的杭州意象有重要影响外，对后世小说中的西湖抒写也有着影响。以明末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为例，其中的不少故事即来源于南宋笔记。如第一卷吴越王事，取材于《钱塘遗事》卷一“梦吴越王取故地”条； 第二卷高宗游酒肆改《风入松》事，取材于《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 第三卷甄龙友两重遇圣事，取材于《齐东野语》卷十三“甄云卿”条； 第五卷李凤娘妒悍事，取材于《齐东野语》卷十一“慈懿李后”条； 第二十卷曹泳事，取材于《齐东野语》卷十一“曹泳”条。从这些故事来源即可看出南宋笔记对后世小说中西湖抒写的影响。

从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到明末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张岱《西湖梦寻》以及相关的西湖小说，对杭州的抒写成为贯穿其中的线索。在这些杭州抒写中，既有忆念中的故都临安，也有现实生活中的都市杭州。空间和时间的交织与融合、物象与意象的转换与更替，使临安意象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南宋及后世的文人们寄托家国之思、抒发兴衰之慨的重要载体，具有了政治寄寓的功能。同时，临安意象也成为杭州的都市文化影像，承载了一定的文化传播功能，因而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