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爱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人文艺术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作为隋唐的东都和武则天的政治中心，洛阳城的建设规制及政治设施都与长安相似，宋之问《明河篇》所说的“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1]627正是盛唐时期洛阳城的写照。在小说家笔下，唐代文人常将洛阳与长安一视同仁。

一、洛阳是国家的象征

《高力士外传》是现存最早描写唐玄宗故事的传奇小说，可以算得上纪实性质的“时事小说”，作者的叙事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其中以洛阳为国家象征的意识非常突出。

安禄山起兵反叛时，以“东京已陷，西土犹宁”表示洛阳虽然陷落，但是以长安为中心的西边仍是安定的，这表明当时人们是把洛阳和长安同时作为国家形象的象征。洛阳是唐朝东边区域的代表，而长安预示着西边的情况。随着潼关失守、玄宗西幸，整个王朝陷入战乱之中，两京的政治寓意更为突出。“两京失守，万姓流亡”，“两京有克复之期，兆人伫来苏之庆”，“驾出剑门到巴蜀，气候都变，不异两京”，“每奏事人来往，两京动静，无不尽知”，“至乾元元年，庆绪为逆贼史思明所杀，王师失利，再陷洛阳。李光弼作镇于河阳，郭英乂次安于虢路。上元元年，为子朝义所杀。至宝应元年，却收洛阳”，“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从这些叙述语言中可以看出，自始至终作者是把长安和洛阳并列而视的。

另一传奇名作《柳氏传》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反映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打击。由“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的背景介绍可以看出这个故事亦是用“盗覆二京”来展示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天下大乱的状况。

正因为在唐人眼中洛阳具有与长安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因此，作为东都的洛阳时常成为文人抒发盛衰感悟的载体。

作于元和五年的《东城老父传》是作者根据访问一个在安史之乱前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斗鸡小儿长”——98岁老人贾昌一生经历创作而成的。前半部分写贾昌一生的经历，重点在安史之乱前的发迹； 后半部分着重写贾昌对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变化的感触。

在安史之乱前，贾昌由于擅长斗鸡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其父死时，“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贾昌本人在开元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因为斗鸡，贾昌被玄宗赏识，以至其父死在泰山后，由官府提供发丧物品千里运尸到长安，途经洛阳时，乘用官府提供的驿马车辆在洛阳的大道上奔驰。当时人以“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表达对贾昌因斗鸡而富贵发达的艳羡。

贾昌在回顾自己的荣华时特别提到“乘传洛阳道”和“会玄宗于温泉”，这两件事情在突出洛阳的政治地位中又折射了洛阳周边地区的开发与帝王爱好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唐代的礼仪制度，只有公务往来才能乘用官府提供的驿马，而贾昌只是一个斗鸡小儿，且仅仅为了家庭私事，却能乘用官府车马大摇大摆地在洛阳的大道上出行。正是因为洛阳在初盛唐时期类似于长安的都城地位，因此“乘传洛阳道”才显得格外荣耀，成了贾昌和世人眼中的最大荣宠。

隋唐时期，洛阳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时，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地位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据《元和郡县图志》载： “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显庆二年，置东都，则天改为神都，神龙元年复为东都。”[2]130《新唐书·则天皇后武曌本纪》载，“(光宅元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3]64，“(垂拱四年)五月庚申，得‘宝图’于洛水”，“七月丁巳，大赦，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鱼钓，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太师、使持节、大都督”[3]67。由于洛阳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政治中心，因此洛阳周边地区的地位迅速上升。武则天在“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改元曰万岁登封。……丁亥，禅于少室山。己亥，给复洛州二年，登封、告成县三年。癸巳，复于神都”[3]74，“(圣历二年腊月)乙巳，如嵩山。(三年)一月，丁卯，如汝州温汤。戊寅，复于神都”[3]78。

武则天在神都主政期间，洛阳周边的名胜如登封(1)登封和告成在唐代都属于畿县。《元和郡县志·河南道》载“告成县，畿，本汉阳城县，属颍川郡，因阳城山为名。后魏置阳城郡，属司州。隋开皇三年废郡，以县属洛州。十六年，于此置嵩州，仁寿四年省嵩州，以县属河南郡。万岁登封元年，则天因封中岳，改名告成”，“登封县，畿，本汉崈高县，武帝元封元年置以奉太室，后省入阳城，累代因之。高宗将有事于中岳，分阳城、缑氏置嵩城县，万岁登封元年，因则天封岳，改为登封”。(见《笔记小说大观》第43编第1册，台北： 新兴书局，1986年，第139页)的嵩山和汝州的温泉均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受到世人追捧。唐朝的许多帝王都喜欢温泉洗浴，因此长安和洛阳附近的一些温泉就成为皇帝专用的御泉，如凤泉汤(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华清池(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汝州温泉(在今河南省汝州市温泉镇)，尤其是唐玄宗对温泉极为热衷。据新、旧《唐书》记载，玄宗在长安时，每年的十月前后，基本上都要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以“温汤”洗浴，即使有时到东都洛阳，也会驾临汝州温泉。玄宗本人也曾以诗歌表达自己对温泉的喜爱，《幸凤泉汤》就是其中之一，“西狩观周俗，南山历汉宫。荐鲜知路近，省敛觉年丰。阴谷含神爨，汤泉养圣功。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不重鸣岐凤，谁矜陈宝雄。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1]36。由“阴谷含神爨，汤泉养圣功。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可知玄宗认为温泉能够养生疗疾，并且把赐群臣在温泉洗浴看作君臣和谐的手段。在《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以“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湲。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1]30，表达了其温泉的养生理念及与民同乐的心理。玄宗的温泉爱好经常成为诗人笔下的素材，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玄宗以赐浴温泉来表达对杨贵妃的宠爱。鲍溶的《温泉宫》以“忆昔开元天地平，武皇十月幸华清。山蒸阴火云三素，日落温泉鸡一鸣。彩羽鸟仙歌不死，翠霓童妾舞长生。仍闻老叟垂黄发，犹说龙髯缥缈情”[1]5519，感慨玄宗每年幸临华清池的壮举。在中晚唐文人心中，玄宗到温汤洗浴已成了开元盛世的缩影。

与鲍溶等人的情感相似，《东城老父传》亦通过玄宗与温泉的关系反映了开元盛世的图景。只不过贾昌所说的在开元十四年三月“会玄宗于温泉”中的温泉应该是汝州的广成汤，即当今温泉镇的温泉。《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己巳，如东都”[3]101，“十四年十月庚申，如广成汤，己巳，如东都”[3]102，“十五年十月己卯，至自东都”[3]102。由此可见玄宗这次在东都停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三年冬十月“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4]152，“十一月丙戌，至兖州岱宗顿”[4]152，“十二月己巳，至东都”[4]153，可知玄宗这次在东都长时间的停留源自到泰山祭祀。从《东城老父传》中贾昌“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的叙述中可以推出，贾昌的父亲是跟随玄宗封东岳而死在泰山的，贾昌被玄宗接见的温泉即位于东都东边汝州的广成汤。广成汤在武则天亲临洗浴后地位凸显，如武则天在“(圣历三年腊月)戊寅，幸汝州之温汤。甲戌，至自温汤”[4]101。《东城老父传》中贾昌所说与玄宗在温泉相见的时间在开元十四年三月，与史书中玄宗“十四年十月庚申，如广成汤”的记载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作者所处的时代距开元年间已近百年，作为一个普通文人，不可能对玄宗的行程了解得那么详细，但玄宗在开元十四年驾临广成温泉的事件在当时仍是颇有影响的，是开元盛世的一个缩影，因此就通过虚构的人物加以表达。

回忆盛世更能反衬衰败时的凄凉。裴铏的《传奇·孙恪传》以代宗广德年间的士人孙恪与猿精结合的奇遇掀开了开元盛世的往事，“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生长在野外的猿猴因聪慧机敏被权贵献给玄宗，成为洛阳宫苑一宝，随着安史之乱的来临，宫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从此四处散落。洛阳的繁盛只能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二、洛阳是士大夫聚居的中心

安史之乱前，洛阳的政治功能极为突出，“洛阳十二门，官寺郁相望”[1]1342(李颀《送刘四》)。安史之乱以后，皇帝虽然不再驾临洛阳，但东都仍是政治象征，仍保留有一整套的官署，甚至进士科考试也多次在洛阳举行。因此，洛阳是唐代文人寓居和聚集之地。“洛阳陪胜友”[1]711(李峤《玉》)是当时文人佳士日常活动的一种写照。

《霍小玉传》是一篇文人与妓女的爱情传奇。男主人公李益实有其人，是代宗大历年间的著名诗人，且出身官宦之家，《新唐书·李益传》载，“李益，故宰相李揆族子，于诗尤所长”[3]4361。据《新唐书·李揆传》载，“李揆，字端卿，系出陇西，为冠族，去客荥阳”，曾“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修国史，封姑臧县伯”，而且“美风仪，善奏对”，曾被肃宗称赞为“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3]3414。由于李揆出自唐代五大姓之一的陇西李氏，李益是李揆的从子，所以在《霍小玉传》中开篇便是“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虽然陇西是李氏的郡望，但李益的家庭居住地并不一定在陇西，如其叔父李揆就已“去客荥阳”。

从《霍小玉传》中的确可以看出李益及其他陇西李氏的家居地也早已远离陇西，迁到了中原。当李益在长安求官时，“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由李益与长安亲戚饯别说明有很多李氏家族成员已住在长安。“拜庆于东洛”，“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李益要到东都庆贺自己得官并探望父母说明李益之家最少在其父母时就迁居洛阳了。由其曾做宰相的叔父李揆迁居荥阳的经历可以推断其家很可能是和他的叔父李揆一起来到东都附近定居的。

李益亲戚及其父母的居住地反映了陇西李氏的内迁趋向。作为唐代五姓七族之一的陇西李氏大都不住在陇西，而是选择在两都定居。陇西李氏家族的迁徙情况折射了唐代官宦士族的家居选择特征，即多居住在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这两个地方是政治中心，是达官显贵的出入地，能够为求仕之人提供最便利的条件和机会。但长安的空间有限，豪贵又多，因此洛阳是陇西李氏内迁的首选，《冥音录》中庐江尉李侃，“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的经历与同是陇西李氏的李益及其叔父李揆家的选择倾向相同。

正因为洛阳是长安以外最理想的栖息地，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了文人士子的寓居地。如祖籍襄阳的杜甫一家在其曾祖时迁居巩县，王昌龄在开元八年寓居嵩山，岑参在开元二十年移居嵩阳，孟郊先祖已移居洛阳，韩愈是河南河阳人，刘禹锡被贬湖南后自称“洛客”，白居易出生在新郑，李贺家居洛阳福昌昌谷，元稹是洛阳人。在唐代，几乎稍有点才学的文人都曾到过洛阳或与洛阳有某种联系，“家居洛阳下，举目见嵩山”(《九日进茱萸山诗》)[5]、“客中时有洛阳人”(《寄河上段十六》)[6]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在小说家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戎幕闲谈·郑仁钧》中与杨国忠家有姻亲关系的郑仁钧“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 牛僧孺《玄怪录·崔书生》写的是一个在开元天宝年间住在东州逻谷口的崔书生与仙人遇合的故事，以仙人所赠玉合子高价卖给胡僧的经历反映出当时文人渴望在洛阳偶遇贵人能够富贵发达的心理； 温畲的《续定命录·李行修》描述了李行修婚姻命定之事，通过“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鄘论亲，诸族人在洛下，时行修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可以看出官宦亲属与罢官之人都选择在洛阳居住； 郑还古的《博异志·敬元颖》讲述了天宝年间的金陵富家子弟陈仲躬“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后的奇遇，陈仲躬寄居洛阳实为修学求官； 《樱桃青衣》中“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东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点出卢生在东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年的科举选拔，反映了天宝年间东都的科举情况； 《博异志·崔玄微》介绍了天宝年间的“洛苑东有宅”的“处士崔玄微”在家中与花神相遇的场景。

在唐代，洛阳成为文人士大夫聚集地的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武则天时期洛阳作为神都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制度，使之具备了与长安完全对等的条件，因此即使武则天之后的皇帝重回长安，但他们早年因追随武氏而在洛阳长期定居的时光使其仍对洛阳非常重视或钟爱，如玄宗在开元年间就曾多次驾临东都，“车驾东来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阳城。小儿一伎竿头绝，天下传呼万岁声”(张祜《大酺乐》)[1]5383的盛世图景成为文人永久的怀念。唐代小说中的东都故事有很多如《樱桃青衣》《戎幕闲谈·郑仁钧》《玄怪录·崔书生》《博异志·敬元颖》和《博异志·崔玄微》等都放在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第二，洛阳及其周边在武氏时期的开发，使这里不仅制度完备、文化氛围浓厚，而且山高水湍、寺观林立、牡丹倾国，最适宜文人和官员仕进、休闲和养老，如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阳，常和文人好友在香山游览唱和，刘禹锡开成元年65岁时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闲职。第三，与长安相同的官制，不仅吸引了大批求取功名的文人在此寓居读书，参加科考，而且能使那些年高位重的退休官员在洛阳得到与其手握重权时的对等地位，这又成为后代文人以其为榜样努力仕进的动力，因此在唐代的官员和文人眼中，洛阳既是失权者的精神家园，也是文人仕进的起始之路。“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李氏园林卧疾》)[7]，孟浩然的失望心态恰恰反映了他到洛阳求仕的目的。第四，洛阳是南北行人向长安进发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大城市，途经此处观赏游玩山水寺观、拜谒达官显宦、寻找亲戚朋友甚至长期寓居都是很普遍的行为。裴铏的《传奇·孙恪传》中的秀才孙恪在代宗广德年间，“因下第，游于洛中”，在魏王池畔径扣高门大屋，纳袁氏为妻之后，“恪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卢肇《逸史·太阴夫人》中“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一个个失意文人都渴望在东都结识权贵，步入仕途。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结客少年场行》)[8]，“洛阳丽春色，游侠骋轻肥。水逐车轮转，尘随马足飞。云影遥临盖，花气近薰衣。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日暮河桥上，扬鞭惜晚晖”(陈子良《侠客行》)[1]497，洛阳的繁华富贵、名花胜水吸引了众多文人才子的目光。《乾子·何让之》中庐江的何让之来到洛阳，恰逢上巳节，“瞰洛中游春冠盖”，“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故事一开篇就通过整体感受和局部描述展示了暮春时节洛阳城的热闹奢华。生活在晚唐的温庭筠正是在“洛阳女儿罗绮多”的艳羡心理下哀叹盛唐的衰落。

作为新体小说，唐传奇是唐代文人展示才学和表达思想情感的主要手段之一。从唐传奇的创作者和作品描述的内容来看，唐代的东都洛阳与国都长安都是中心地带，不仅大批小说家成长或寓居于此，而且所描写的人物事件亦大多与此二地相关，其中与洛阳相关的故事充分揭示了洛阳在唐人心中的政治地位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