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亚莉

(商丘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物资极其匮乏、党内矛盾突出、生存环境险恶的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遭遇了特有的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鲜活泼、百姓乐见的多种方式大力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妖魔化宣传。红军所到之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深入人心，劳动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群众力量。以史为鉴，挖掘该时期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一)自然、社会环境残酷，物资匮乏

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起点，中国工农红军调整军事战略布局，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跋涉征途。为躲避国民党军的阻截，所经之地多是自然条件恶劣的无人区。跨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山脉主峰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它常年积雪、空气稀薄，忽而大雪、俄而冰雹、少顷狂风，变化莫测，歌谣传称“鸟儿飞不过，人亦不可攀”。跨越雪山后，又是被称为“魔毯”的草地。苍茫草地，尽是泥淖沼泽，一眼望不到边际。张闻天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说： “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1]

生存条件极其险恶，物资更是十分匮乏，战士们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吃野菜、拔草根、剥树皮、煮皮带，就地取材自制医药用品也屡见不鲜。最终，中国工农红军勠力同心，跨越了14个省，翻越了18座大山，渡过了24条江河，非战斗死伤无数。当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生命难以存续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遇到一定困难。

(二)党内矛盾突出，多元思想并存

长征伊始，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军事战略路线的选择和中央领导权的确立问题。彼时，“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拥有极大的支持度，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征战途中，党内思想不统一，矛盾日益显现。以毛泽东、彭德怀等为首的领导人秉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路线派”就城口、会昌、宁远、湘南等地的军事路线问题与“左”倾思想进行了多次斗争。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党内思想才逐步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国民党不断妖魔化、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军阀残酷压迫民众，百姓对所有“军队”避之若浼。“‘军行所至，鸡犬不留’，每到一地都要大肆抢掠。所以当地人民，只要看见军队，就都逃入高山岩洞中去避难。”[2]国民党还通过《湖南国民日报》、口头欺骗散布谣言，污蔑造谣红军。蔑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共妻’ ‘杀人放火’，是‘比毒蛇猛兽还凶恶’的‘奸党匪帮’”[3]。这使该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困难重重，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三)民族关系复杂，群众文化程度偏低

长征途经的赣、闽、湘、云、蜀、藏等省份，是壮族、苗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区域，辖域内居民的饮食习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礼仪、价值取向等均与汉族差异较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制于语言不通、民俗惯制等现实因素，举步维艰。

此外，中西部辖区多以山区为主，地形复杂，封闭落后，群众世世代代生活在家乡，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视域狭隘，政治觉悟不高，各民族间关系也较复杂。“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壮族、苗族等，与汉民族隔阂较深。”[4]如何在长征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

二、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辗转14个省，在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文化封锁，围绕军队建设和改造，因事而化、有的放矢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行军途中，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思想、政策、主张，有效开展相关教育，一路播下共产主义的种子，充实壮大了军事武装，积淀了群众力量。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将深厚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老妪能懂的鲜活知识

其一，翻译编写文章与著作。长征途中，党的知识分子坚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学习，一些经典文本(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成为军队中先进知识分子随身携带的图书。毛泽东同志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学习，总结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张闻天公开发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等文章，为中国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同时期，与艾思奇并称“南陈北艾”的陈唯实著有《新哲学世界观》《通俗唯物论讲话》等专著。此外，还印制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成为长征时期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其二，办刊办报。“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5]中国工农红军意识到了报刊对于红色政权的重要性，在长征缺纸少墨、没有固定印刷场地的艰苦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办报办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该时期创办有《红星报》《战斗报》《红色中华》《不胜不休》等报刊，党中央及党内的先进人物通常在此类刊物上设专栏发表文章、社评，以传达党的战斗号令、通报政治时局变化、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鼓舞作战士气、安抚军民。长征途中，上述报刊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深入人民大众，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激励革命战争的精神食粮。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其走进生活、融入群众、指导实践

其一，新闻电台传播。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方针政策要根据时局及时调整，战略战术的下达亦讲求时效性。“人民的广播、电台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它能准确摸到社会的脉搏。”[6]新闻电台是该时期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创造了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用兵如神”的奇迹。红军的第一部电台是缴获自国民党军的“半部电台”，后组建了无线电台队，如红军“军委二局” “红色中华”。上述电台主要用来播报党中央重要文告、军事战况，监控破译敌军电台，掌握敌军动态，抄收外界新闻消息。“红色中华”退休台长岳夏回忆：“当时领导机关的同志……经常引用我们抄收的国际新闻，来鼓舞全体指战员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念……以争取胜利。”[7]可见，新闻电台对长征途中及时有效获取、传播信息具有极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标语口号宣传。长征途经的偏远山区较多，辖区内少数民族居多，环境闭塞、文化多样、语言不通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难题。标语口号简洁明了、通俗形象、号召力强，“是红军及游击队革命文化宣传活动中运用最多的形式”[8]。陈云回忆指出： “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自己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9]标语书写的形式多种多样，写在纸张上，刻在石壁上、门柱上、树木上。标语内容多以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土地政策、反帝抗日为主，如“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穷人要有饭吃，就要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这些标语朗朗上口，以口号、短句等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纪律传达给人民大众，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爱戴，为革命队伍注入了鲜血与活力。

其三，文艺宣传。这一时期的文艺宣传包括传唱红歌、绘制漫画、创作戏剧等。传唱红歌是一种集激发士气和斗志、欢庆胜利、休闲娱乐、感化群众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如，为顺利安全过雪山，创作了关于过山注意事项的《翻夹金山歌》； 为鼓舞士气，明确战争的目标任务，传唱《战斗鼓动歌》。人们耳熟能详的《十送红军》《打骑兵歌》等，都是长征途中创作并广为流传的红色经典曲目。途经川、滇、黔等地区时，红军战士们创作了很多漫画，《打倒王家烈》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漫画中王家烈被持枪拿刀的红军吓倒，惊恐直呼‘不得了、不得了、红军来了’，画中石桥上还插有镰刀锤子的旗帜，配以‘打大胜仗，消灭国民党顽敌，为创造新苏区’字样。”[10]描绘了红军战士救民众于水火的场景，群众对军阀的厌恶与对红军的爱戴形成了鲜明对比。戏剧是当时文艺宣传中受众广泛的艺术方式之一，包括话剧、哑剧、地方剧等，演出形式多样，较知名的有《上前线》《亡国恨》《破草鞋》等。长征行军途中即兴创作的小话剧、街头剧等，巧妙地将艺术性与战斗性相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形式。红色歌曲、漫画、戏剧等文艺作品陶冶了受众的文化情操，提升了其革命思想和政治意识。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其化入大众、引发价值认同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宣传形式。长征途中，党中央分层次、分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活动。一是加强党员的教育，提高其理论水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其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创办报刊，开展学习、整风运动，注重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党内理论水平有所提高。此外，设有专门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长征时期称为军委干部团，“行军途中该团边走边教，形成了作战与学习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11]。二是加强红军官兵的学习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通过内部树典范、颂英雄等方式鼓舞士气、激发官兵们的革命热情。同时，注重对革命战士开展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增强部队战斗力。三是加强人民大众的学习教育，汇聚群众支持。中国工农红军每到一地都因地制宜、入户调查，解决民众困难，向其宣传红军的性质、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获取沿途大众的信任，“使党的方针政策 ‘化’ 到沿途群众中来，他们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革命事业”[12]。

三、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启示

(一)紧密联系实际，确保传播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服从和服务现实需要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实际展开的。“长征的胜利，是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紧密结合的成功典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胜利。”[13]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秉承紧密联系实际的原则，紧贴现实、走进民众、贴近生活。长征途经每一个地区，红军都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依据当地民俗、现实需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以通俗易懂、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人民大众，解决人民的实际困难。进入新时代，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更要面向人民大众，围绕时代主题，服务时代需要，发出时代声音，注重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把握新形势、新特点、新变化，分层次、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工作，使其更具实效性。

(二)注重载体的选择，确保传播的适应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根据不同时期群众的需要与特点，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方式进行的。”[14]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注重将方法的丰富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在分析传播对象的过程中，根据传播场域、传播主体选择具体恰切的宣传方式，借助报刊、标语、漫画、歌曲、戏剧等载体便捷灵活的特点，将党的政策、主张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化”入大众，做到了宣传工作的经常化，实现了空间上的多样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当前，大众化传播要直面历史新方向、矛盾新变化、工作新要求、时代新使命的机遇与挑战，把握好大众化载体的选择与适应性。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利用文学艺术这个有效的宣传工具，综合考量受众范围，整合传统媒介与新兴载体，形成传播合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提供宽广平台。

(三)密切联系群众，确保传播的内生动力

长征途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始终与沿途群众利益追求紧密联系。“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利益开始……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同群众接近……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15]长征途中，红军行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关心百姓疾苦，解决百姓困难，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得到了民众的强烈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民众事业的践行主体。要紧密联系群众，了解民众需求，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激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内生动力，引导其自觉、自愿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而自觉运用该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从大众的理论转化为大众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