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瑾

(苏州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0 引言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于1961年研究群体讨论现象时发现，并由美国当代哲学家凯斯·桑斯坦于2003年正式提出.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阐明：“群体极化”即当人们处在某一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更倾向于向冒险或保守的某一个极端偏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的现象[1].

凯斯·桑斯坦在研究时发现，其实“群体极化”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网络舆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广泛性、言论发表的自由性以及内容的多元性等特性，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群体极化现象，给政府带来了舆论监管上的巨大挑战.大学生是互联网用户中的庞大群体，大学生的网络“群体极化”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到大学生正确的三观构建及人格培养，因此，探究及破解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1 群体极化相关理论

1.1 异化支配

异化支配即人在群体中逐渐丧失本质，从主动支配他物变为被他物支配的过程.异化支配的雏形最初出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支配劳动、商品、生产行为及生产活动的主体[3].马克思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人们对自然支配和个体工作能力、操作能力的扩大，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在商品经济、社会舆论的发展下，人们无意识地从主动的支配者变为被支配者.以大学生接收网络信息传播中出现的异化支配为例，正常情况下，大学生应该是浏览(即支配)信息的主体，而“异化支配”则表现为大学生被信息支配、被舆论引导.媒介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制约和影响舆论，大学生所看到的信息不仅是舆论指导下的特定信息，而且其信息接收也受互联网群体内其他用户言论、思想的影响，从而潜意识地被动摇，产生群体极化中的异化支配现象.

1.2 沉默的螺旋

根据内尔·纽曼的观点，沉默的螺旋即当一种观点得到大众媒介持续不断的宣扬时，持相反观点的人便会逐渐陷入沉默，放弃原来的观点，追随公众[4].于是，一种观点一旦得势便越来越为人们所接纳；反之，便会越来越被公众排斥.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的意见增势，受群体压力而改变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优势意见越来越强，迫使更多持不同意见的人继续保持沉默或者转变态度、追随主流意见.异化支配和沉默的螺旋是大学生从众心理形成的理论依据.

1.3 网络协同过滤

网络协同过滤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利用大数据技术从网络信息流中选取用户需要的信息，或剔除用户不需要的信息的动态过程[5].网络协同过滤依据的是信息和用户信息需求的相关性，如目标用户需要个性化推荐时，网络通过寻找到与目标用户信息需求相似的群体集合，把群体集合中其他用户喜欢的，且目标用户没听过的同类信息推送给目标用户.通过网络协同过滤，目标用户与集合内的其他用户逐渐形成特定的“圈子”，群体极化效应因网络协同过滤算法而逐渐增强.

1.4 群体感染

群体感染即某种情绪、某个观念、某类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超过正常信息传播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的过程.群体感染的主要原因是在群体亢奋的氛围中，成员容易失去理性的自控能力，而对来自外部的刺激表现出某种本能的反应[5].群体感染有正负两类效应，其中负效应居多.经过群体感染，某种情绪、某个观点会迅速支配整个人群，并迅速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例如，2020年6月，因“弗洛伊德事件”在网络上发酵而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暴动行为.网络群体极化的群体感染一是由于信息自身传播速率较快，二是在网络群体中人们所产生的、与信息相伴的情绪或感情的共鸣传播较快，这两种传播都摆脱不了暗示与感染机制的支配.大学生作为思想尚未成熟的年轻群体，其在网络中受群体感染的概率较大，容易导致大范围的群体极化现象.

2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表现

2.1 容易形成“从众心理”

由异化支配和沉默的螺旋理论可知，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表现为明显的“从众心理”.一方面，马克斯·韦伯指出，群体经常失去方向感，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无意识形态[5].异化支配理论下，群体中个人的才智和个性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占了上风.当群体无意识在更大范围内积聚起来的时候，结果便是被支配，形成自身“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螺旋式传播强化了多数人的声音，大学生可以借助舆论的力量，在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同时，无形中边缘化甚至消灭它们，获得群体的成就感.因此，为追求虚拟的成就感和认同感，大学生会自然而然地追随大众，形成从众心理.此外，与追求认同感相对的是“不被孤立”，部分大学生会因为害怕被孤立而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或行动去“刻意从众”.

2.2 容易出现“责任分散”

责任分散(responsibility sharing)，即由于有群体内的其他成员在场，个体成员在面对群体性任务或紧急事件时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应减少，个体在群体中出现类似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隐匿自我”的侥幸心理.例如，大学生在做小组线上课业或共同参与网络探讨、共同完成微信公众号制作任务时，通常会出现个别成员自动减少个人所担责任的“旁观者心理”.这是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背景下，因内聚力失调和群体规范不当而产生的责任分散现象.部分大学生觉得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没有尽力工作，为求自身心理平衡，也减少努力、减少参与，或在参与中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可见，责任分散心理不利于大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及群体协作能力的增强.

2.3 容易产生“破窗现象”

“破窗理论”本是犯罪心理学中的理论，乔治·凯林阐明，破窗现象即如若环境中的不良现象被不断放任，则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导致犯罪[6].就像一栋有少许破窗的建筑，如果不被修理好，可能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甚至变本加厉闯入建筑内自行居住或纵火.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破窗现象，多表现为如若部分群体成员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或浏览不当页面、利用网络产生不当收益而没有被约束时，其他大学生会随之效仿，不利于大学生三观的正确构建，阻碍了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网络舆情预警及监管机制不到位，加剧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中“持续破窗”现象的产生.

3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多重因素分析

3.1 大学生政治心理欠成熟

公民的政治心理是社会政治整体状况、趋向、形势的晴雨表，公民的政治心理通过公众的情绪、舆论表现出来，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重要的公民心理依据.作为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健康程度和政治认同度十分重要.然而，大学生基本都是处于17—24岁的青年，其社会阅历浅薄，作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淡薄，政治认同度容易受群体内他人的影响，政治心理总体欠成熟.孙瑜婕认为，部分大学生受网络信息舆论的影响和网络上外来文化的侵入，产生了消极的政治心理，阻碍了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能够在网络上明辨信息、保持高度政治正向心理的大学生比例不超过一半[7].一方面，大学生不成熟的政治心理，容易影响高校对大学生“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大学生因不成熟的政治心理，容易被舆论引导，产生从众现象，加快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趋势，从而陷入“政治心理不成熟—从众—群体极化—政治心理愈加不成熟—政治认同度低”的恶性循环.

3.2 网络舆论参与的匿名性

大学生参加网络舆论的传播活动多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带有某种目的.事实上，一些看似“漫无目的”的网络行为，恰恰是追求一些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需要.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时不同于传统媒体受众的心理，网络的匿名性为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隐私保障.由于网络匿名性的存在，大学生可以自由、真实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很少受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文字和逻辑能力的审查.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现象与网络的匿名性密切相关，大学生认为自己可以尽情地宣泄非理性情绪而不必担心法律后果.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使大学生自感能够摆脱现实社会中社会习俗、道德和价值观的约束，进而逐渐丧失责任意识，出现部分网络匿名政治参与、网络匿名票选等活动时“划水”的责任分散现象.由于大学生的真实身份被有效隐匿，即便出现责任分散现象，抑或触碰了伦理道德禁区，也可以避免承担道德责任.

3.3 不健全的舆情预警机制

网络是个虚拟的社会，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聚集在网络公共空间，随时发布或转载相关信息，虚假信息很容易被传递.网络中的虚假信息和谣言往往会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导致某种网络恶性舆论的产生，进而在现实社会中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大学生判断能力较弱，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盲目跟随群体做出不理智的决策；而目前我国的舆情预警机制尚无法及时、有效地处理网络虚假舆论，较难在大学生网络群体聚集前打破群体极化的苗头.杨维东指出，目前网络舆情发酵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对网络舆情规律认识不深、舆情预警机制不健全[8].一方面，我国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相对滞后，各级管理监督部门在舆情事件处置过程中的行为和标准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规范，在处理部分特殊舆情问题上“无法可依”.另一方面，舆情应对机制制定不精细，缺乏对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制的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再加上网警基数过小、大学生网民基数过大所导致的网络舆情的处理过程、时间较长，舆情预警在日益变化的互联网中往往具有滞后性.

4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破解路径

4.1 主导网络舆论宣传话语权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网络舆论宣传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由于大学生政治心理欠成熟，党和政府、高校团体以及大学生团体的带头人，要主导网络舆论宣传话语权，正确引导大学生，避免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所产生的异化支配现象和从众心理[9].其一，党和政府应发挥好互联网舆论宣传的主导作用，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目前，中央新闻媒体、省/市公安部门等已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主要网络社交平台开设了官方的公共社交账号，做网络舆论引导的权威主体，掌握舆论主导权，加强网络正面宣传，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正确的信息引导.其二，高校要做好校园内网络舆论宣传的主导者，将网络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互联网+教育”的过程中塑造学生正确的政治心理，避免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中的异化支配及从众心理.其三，学生应积极做舆论的辨识者.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中的领头人(如社团团长、群主、班级管理员等)要积极做好表率，将群体感染的效用推向正面，而非负面情绪的感染发酵.总之，要主导网络舆论宣传话语权，引导大学生养成正确的政治心理，塑造大学生正确的政治人格，帮助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4.2 培养大学生的主体责任意识

网络的匿名性和群体内部规范的缺失，加剧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中的责任分散现象，对于只能“凡事靠自觉”的责任分散现象，必须要培养大学生的主体责任意识，加强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促进大学生成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一方面，鉴于网络的匿名性加剧了责任分散现象，高校可以借鉴“后台实名”的原则，在后台设置关键词，以监督、适当监控学生的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在不妨碍学生在大众面前保持隐私的同时，有效监管大学生群体动态，使其约束自身行为，增强自身的道德意识和责任观念[10].另一方面，让大学生有机会对校园官方平台进行舆论信息的监管.此外，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健康教育，鼓励大学生主动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培养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加强大学生的主体责任意识，使大学生自觉成为网络舆论的正向倡导者，从根源上避免破窗现象.

4.3 加强网络社会的监管机制

其一，加强网络道德监管，创造更好的传播环境.网站管理者不仅要运营、管理网站，还要主动承担起构建良好网络舆论氛围的重要职责.例如，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以年轻化的语态与大学生互动、交流，为大学生的信息浏览及社群交流提供良好、干净的网络环境和正面、易于大学生接受的道德引导.其二，加强网络技术监管，避免不良信息侵入.网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系统进行监控.从媒体技术角度来看，作为大学生浏览信息的载体，相关网站应当利用大数据技术规范并调控信息传播内容，对信息资源进行过滤和管理.其三，设立规范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及奖惩机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要以严格的制度规范网络，加大网络社会的整体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