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智， 廖述务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引言

传统叙事学的研究向来关注人类关系网络在时空中的演变。 而非人类的事物， 比如环境、 物件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着墨甚少。 国内学界对文学叙事中“物”的关注大大增加。 这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考察“物”的社会、 政治和文化含义； 研究“物”与“人”如何交互来推进叙事； 关注“物”自身在叙事中的展现。 这类研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将传统叙事的关注点从“人”向“物”倾斜， 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也有所扩大， “然而以‘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 这类研究还有欠缺， 因为它们的落脚点终究还是人类本身”[1]。

在西方学界， 受到“思辨实在论”这一哲学流派影响， 叙事学向“物”转向的跨步惊人， 甚至有学者提出建构本体叙事学“剔除”人类， 还原“物”世界的丰富性和无限性。 玛丽-劳拉·瑞安(Marie-Laure Ryan)在她的论文《人类化的物与怪异的物： 论物在叙事中的主动作用》中讨论了具有物质存在的非生命物在叙事中的主动作用。 瑞安不是从作者层面讨论“物”的叙事策略作用， 而是以人对物件的体验来阐释物从人类关系网络中逐渐逃离， 进而消除人和物的本体级差， 成为实在的物这一进程。 不过在其讨论中， 物件的策略功能和体验功能通常是不可分离的。 本文以瑞安的“物”叙事理论为基础， 讨论物件的体验功能从人本中心叙事到物本体叙事的进程， 探究叙事学的理论旨趣。

二、 从“转喻关系”承担者到主体的“物”

瑞安在研究物的叙事作用时， 分别从作者角度和文本人物角度进行了论述。 两种角度所揭示的物件叙事作用， 一是成为“情节中的齿轮”， 二是作为人物体验而成为叙事主体。 瑞安对后者又细分为两种， “第一种体验将物件进行人类化， 从而挑战思辨实在论的说法， 第二种则将物件看做非人类的代表， 从而支持思辨实在论的说法”[2]。 人类化的物件在人文中心的叙事文本中并不少见， 不少寓言故事把自然物和玩具人类化， 赋予它们人类的特性， 它们有独特的语言能力， 以作为情节推动者影响人物的行动或思想。 “它们也可以被赋予生命， 被描写为具有灵性”[2]。 但这一类“物”其实质仍然是人的延伸， 是人的语言、 思维、 行动能力向物的转移， 物所具有的能力是人赋予并聚焦的， 并不具有主体性甚至本体性。 它们的活动范围、 行为指向和意义都处在人的价值视域下， 是人类自身物理特性和生理特性投射的结果。 瑞安所说的人类化的物件与此相反， 不涉及人类特征的映照， 而“依赖于物件与拥有、 接触、 制作、 使用或者喜爱物件的人类之间的转喻关系”[2]。 这些关系是很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 如遗物祭拜、 纪念品收藏、 恋物癖等。 在这样的转喻关系中， 物件的价值不在其本身， 而在于它所承担的指向某个特殊群体或个人的关系。 收藏纪念品这一行为不表现收藏品的价值属性， 而在于这个纪念品承载的与名人、 明星或者某个收藏家有特殊联系的这种关系， 以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或情感符号。 人对物件的体验强调的是物件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 “物”始终处于语言和文化的表征之内， “物”成为人物关系因果链条中的节点。 从作者的角度看， “物”是策略工具， 其文化属性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引导人物行动， 如瑞安列举的帕慕克小说《纯真博物馆》中的名牌包。 塞贝尔看中了一个名牌包， 克马尔(塞贝尔的未婚夫)给她买了这个手提包， 可她发现这个手提包是假的， 作为上流社会的女性她不会留下假货， 于是她让克马尔去商店退掉手提包， 由此克马尔与店员福笋的联系开始了， 后来他爱上了福笋。 对塞贝尔而言， 手提包是知名品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体现， 她买下和退掉这个包是对手提包所承担的社会地位的肯定和扬弃。 而克马尔对手提包的体验却是因为它承担了与店员福笋的转喻关系。 手提包在这儿既是作者推动叙事的策略工具， 也是人物体验的不同境况， 对塞贝尔来说是对物与社会联系的体验， 而对克马尔来说则是对物的转喻关系的体验。 无论哪一种， “物”都无法成为主体， 无法与文本人物平等交流， 也无法彰显物本身的物性， 即以主体的甚至本体的物存在。

瑞安并没有停留在“转喻关系”这一层面上， 而是进一步讨论了物的主体性。 “福笋去世后， 克马尔继续收集物件， 但现在他的动机不再是物件与福笋的关系， 而是收集物件本身的快乐， 还有那种身处一个收集者群体的归属感。”[2]克马尔的归属感与收集物件本身的快乐是“物”的主体性与“转喻关系”的混合。 “物”本身吸引着克马尔去福笋家一次又一次“偷盗”， 他沉醉于这种快感， 福笋去世后， 物不再承担自身与福笋的转喻关系， 克马尔也没有停止。 此情境中， 克马尔的收集欲望和快感来自主体的“物”与克马尔直接建立的关系， “物”本身吸引着克马尔。 这段关系的两端只有物和克马尔， 两者处在一种交融的自足世界， 从而与外界隔离。 此时， “物”的主体性被充分展现。 一方面， “物”直接作用于人物， 影响甚至决定人物的行动。 另一方面， 克马尔的收集行为本身是对“物”的主体性的观照， 是物的存在属性。 物的形状作为审美客体与作为审美主体的克马尔发生交融， 隔绝这两者以外的其他事物， 在这个审美时空里， “物”逃脱了人类化、 社会化、 关系化、 工具化的宿命。 然而， 克马尔并不仅仅作为一个审美主体与物联系， 同时他还享受着融入收集者群体的一种归属感， 归属感的背后是“物”作为被收藏品所建立的文化圈层共有的文化趋向和价值认同。 在这一点上说， “物”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凸显， 它仍然是人类文化的附庸和情感载体。

瑞安列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萨特的小说《恶心》。 “恶心感发作之前， 罗康坦与物件之间的关系还是颇为积极的， 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触摸和控制物件带来的快感”， “但是有一天， 他在水洼里看到一张纸片， 他想拾起纸片， 但纸片居然拒绝了”。[2]罗康坦一开始只是把“物”当作取悦自己的工具， 在触摸和控制中得到快感， 驱使罗康坦行为的不是物件本身， 而是自己的控制欲， “物”仅仅作为工具把这段关系连接起来， 此时的“物”是没有主体性可言的。 然而， 从叙事策略来看， “物”在人的行动层面引导和促使了人物行为的发生， 即“物”的叙事作用不是作为主体的物以其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叙事进程， 而是作为工具， 这与前文的手提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唐伟胜说： “在叙事研究中， 考察‘物’扮演的主体功能可以让我们突破以往‘文化之物’的象征模式， 去考察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 凸显‘物’的施事能力， 讲述‘物’自己的历史和故事， 尤其是‘物’在叙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3]当“物”拒绝了罗康坦的触摸时， “物”的主体地位彻底展现， “物”不再是有用的工具， 而是作为人类意志之外的有“生命”的主体改变了人的行动， 它们变得积极起来， “物”有了自己的行动力量， 作为交流主体拒绝了另一主体罗康坦的意志。

三、 “物”本体性的凸显

“叙事中的‘物’除了文化表征和有力量的行动者功能之外， 还可被描述成具有独立于人类理性的本体性。”[3]哈曼认为， “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性， 但是与之前的“天真现实主义”不同， “物”的实在性是无限引退的， 因此不可能被完整把握。 “对于‘物’， 我们只能把握它的外显特征， 或者它给我们的感觉， 这样， ‘物’与其外显特征之间， 以及‘物’与它给我们的感觉之间必然存在距离。”[1]作家能够利用此距离赞咏“物”的无限丰富性， 渲染“物”的神秘甚至恐怖。 瑞安在援引萨特的《恶心》时， 对罗康坦产生的对“物”的痛苦和厌恶感作了叙事分析， 她认为这种感受是对“物”本身的实在性的彰显。 罗康坦试图用语言去找到他对事物恐惧的缘由， 却始终不成功。 在思辨实在论的观点来看， “物”的物质实在性是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表征的， 只能通过想象而非理性抵达， 罗康坦的这一行为不可能有结果。 但是， 在看到公园的栗树根时， 罗康坦获得了启示， 萨特通过叙述人物获得启示这一事件来展现“距离”， 罗康坦尽管不能说出存在是什么， 却能说出意识到存在后是个什么滋味， 栗树根在承担叙事功能改变罗康坦人生轨迹的同时， 成为与罗康坦等同的具有本体地位的存在。 罗康坦与栗树根所处的这段时空中， 栗树根的外显特征与它给罗康坦的感受和存在的距离被萨特显现， 使得读者得以窥见独立于人类理性的物质实在性， 这种实在性对罗康坦的冲击是巨大而怪异的， 使他产生了自己是多余人的荒诞感受。 这种人物体验还原了“物”的本体性， 独立于人类文化象征和语言之外的“物”不再是人类化的“物”， 而是非人类的代表， 与人类意志主导下的一厢情愿的联系彻底决裂， 不再替人发言。 在文本中， 人和物同时成为本体存在， 物的存在属性和人的存在属性享有同等地位。 唐伟胜在总结建构本体叙事学的角度时提到一个角度， 即平等之“物”， 他引用了博格斯特的“列举”或者“清单式本体书写法”这种“只列举不解释的方法类似哲学， 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物”[1]。 这样， 叙事中万物不能处于任何具有统摄意义的视角中， 人类只是诸存在之一， 混杂于其他存在， 并与其他存在发生关联。 但是， 这种关联不是以人类意志为主导的， 而是平等的， 这种关联是偶然而绝非某个意志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与亚氏的因果链条相左。 瑞安引用《纯真博物馆》里克马尔建立的一个“物”的博物馆来表明这种人、 物平等关系的体验， 展示他收集的物品的天真。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克马尔与“物”的联系仅仅是发现它们、 收集它们， 在文本中这些物件不起到任何叙事策略的作用， 它们与克马尔接下来的行动并无关联， 它们坚持成为自己， 在克马尔的想象中按照它们自己的个性“站位”， 它们讲它们自己的故事， 而不是克马尔与它们的， 或者福笋与它们的故事。 不过， 在收集物件的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克马尔， 事件的动因也是克马尔被这些物件的内在特性所吸引。 此时， 克马尔对物件的体验所表现的只是物件在这一联系中的主体性， 是物件自身的某种存在属性对克马尔的召唤， 物件展现了它的“生命力量”。 然而， 究其根底， 这种展现是克马尔审美想象意志的转移， 并非“物”自觉自愿或偶然地与克马尔发生关联， “物”的叙事地位充其量是主体的。

瑞安最后还列举了一些“物”的属性， 这些属性在克马尔对“物”的体验中存在， 而在罗康坦那儿是没有的。 她比较了罗康坦的物质观和克马尔及帕慕克的物质观， 在比较中能够看出克马尔或者帕慕克的物质观。 克马尔对“物”的体验是把物人类化到主体化， 再到对其本体性的窥探和认知的过程， 在认识到“物”性之后， 他看到了其中蕴含的美。 而罗康坦却从中感觉到厌恶， 罗康坦对“物”的体验从作为工具再到实在的“物”性， 既没有人类化， 也没有在知觉到“物”性之后克服存在之痛。 从本体叙事学的角度看， 帕慕克笔下的“物”性， 一直有人类意志的参与， 即使最后克马尔建立了博物馆， 试图让“物”讲述自己的故事， 可建设博物馆又是基于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愿： 用物件来讲故事和展示物件的天真， 物的本体性与功能性交织。 而在萨特笔下， “物”的存在性却实实在在脱离人的思维， 人和物都是本体世界的普通一员， 无所谓人文中心主义的必然联系或因果逻辑。 罗康坦的存在体验“与‘物关心人类’这个意识是最不沾边的”[2]。

四、 结语

与本体叙事学视域下的叙事所不同的是， 瑞安所论述的人的物件体验“着眼于人类之外， 同时不否认叙事从本质上讲是来源于人类， 聚焦于人类”[2]。 因此， 瑞安的物叙事研究是传统叙事学向“物”的转向， 其研究向度虽支持思辨实在论， 但与思辨实在论影响下的本体叙事学所提倡的万物平等或没有人类的“物”世界仍有差异。 而“清单式书写”等叙事方式下的本体叙事学意在消除文本中任何主导意志， 使文本中各成分的关联处于偶然状态， 从而打破传统叙事学中人本中心的因果链条， 摒除叙事对象之间的本体级差。 叙事学的物转向是叙事学在新时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 使叙事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 突破了传统叙事学对“物”的叙事作用的粗浅认知， 看到了“物”在叙事中的主动作用， 以及“物”作为叙事主体对人本中心的挑战， 甚至提出了建构本体叙事学来想象没有“人”的本体世界， 摆脱人类的中介作用。 不过， “物”对于叙事来说虽然重要， 但是“单纯依靠物质性本身是无法维持叙事兴趣的”[2]。 本体叙事学诚然看到了物本体的叙事意义和重要性， 但这样一种哲学话语似的叙事文本， 很可能会导致文本美学价值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