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前

(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 辽宁 大连 116024)

“用心”思考， 是中国人都熟悉但却很少被反思的思维习惯。 教师教育学生在学习上要“用心”， 家长教育子女办事情要“用心”， 然而“用心”似乎只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却又说不大清楚其根本特征。 究竟什么是“用心”？应该如何“用心”？“用心”还需要培养和训练吗？

很多人以为， “用心”不过是“动脑”的另一种说法， 只是更专注一些。 然而仔细想想， “用心”和“动脑”其实是不能相互替换的。 像“不忘初心”“做群众的贴心人”这些要求， 还有人们日常讲的“心领神会”“心心相印”等， 如果将“心”换成“脑”， 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用心”显然有着比“动脑”更高的要求。 可是，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仔细追究， “用心”的提法本身可能就有问题。 现在人们都知道大脑是思维器官， 而心脏是不能思维的， 强调“用心”是不是在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

所有这些问题， 都需要从现代的脑科学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加以解读， 才能看清中国人所说的“用心”指的是什么， 而这种思考方式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从现代的脑科学角度看， 人的大脑左半球主要掌管逻辑推理、 数学运算、 语言表达， 右半球主要掌管想象、 灵感、 直觉、 创造等思维活动。 大脑的边缘系统也会影响人的认知活动。 这个“边缘系统”是大脑皮层周边及皮层覆盖的一系列互相连接的神经核团的总称， 其功能涉及内脏活动、 躯体活动、 内分泌、 情感等复杂过程。 人们平常讲的“动脑筋”， 主要指大脑左半球主导的思维活动。 而从“用心”的思维形态上看， 由于注重想象、 直觉、 体验， 应该是指大脑右半球和边缘系统主导的思维活动。 为什么中国人会把思维活动与“心”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大脑边缘系统汇集的全身体验信息受心脏的影响最明显， 而想象、 直觉、 体验这类思维活动在力度过大时心脏的感受可能也最突出。 孟子讲“心之官则思”， 这里所说的“心”并非西方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脏， 而是中国人理解的“心”。 中医所说的“心”是一个功能器官， 作为精神活动载体的所有器官都属于“心”。 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心”甚至和心脏都没有关系， 如王阳明所说： “心不是一块血肉， 凡知觉处便是心。 ”这样看来， 中国人讲的“用心”并非指相信人用现代意义上的心脏思维， 而是指大脑右半球和边缘系统主导的思维活动， 只不过是在还不了解现代的大脑功能定位学说的情况下， 将思维的功能赋予了一个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心”， 这个“心”其实就是“中国心”。

中国人自古以来强调“用心”思考， 它在传统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 近代科学也不是在中国最先产生的， 但中国古代不仅有很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技术发明， 而且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在社会生活很多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有“用心”思考这一可贵的思想资源。 “用心”思考的优势在于知情意相贯通、 真善美相结合、 知行合一， 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 以及人的身心和谐， 还具有创造性地和解各种社会冲突的能力。 宋明之际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心学”， 这种现象是其他民族文化发展中见不到的。 中国人至今仍然在讲“用心”学习和思考， 习惯成自然， 这也反映出“用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发挥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 传统文化中的“用心”思考并非没有其局限性， 毕竟这种思考方式是在形式逻辑不发达的情况下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 缺少与逻辑思维的充分交流与互补。 其实“用心”思考中也有逻辑思维的潜在作用， 比如要把问题“想通”， 要消除自相矛盾， 要把“道理”讲透， 这都需要逻辑思维的支持。 但是， 传统的“用心”思考在缺乏精细的逻辑推理、 论证和实验支持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出现过于相信感性经验、 感情用事、 忽视量化分析、 规则意识不强等弱点。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 “动脑”主导的科学技术知识、 企业经营模式、 学校教育体制影响越来越大， 而“用心”的影响范围逐渐退缩到日常生活领域。 尽管现在没有人反对“用心”的提法， 但是在谈到理论研究、 社会治理、 教育过程以至认识论问题时， 基本上都不会专门讨论“用心”的问题。 “用心”涉及的想象、 直觉、 体验活动很容易被忽视和边缘化。

“用心”的思考和“动脑”的思考本来是应该互补的，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两者脱节的现象并不少见。 由于缺少在现代意义上对“用心”思考的自觉反思， 很多人没有关注如何“用心”来弥补单纯强调“动脑”造成的缺陷， 这就使得一些本该“用心”的地方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在讨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逻辑与直觉的关系， 其实这些关系的背后， 都存在着根本性的“用心”和“动脑”的关系。 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 “用心”和“动脑”都不可能合理发挥其应有作用。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才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学会“用心”， 充分利用好这一可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前一时期媒体上曾批评过一些“奇葩”现象， 比如有的地方行政办事大厅里办事窗口设置过低， 使得外面来办事的群众在窗口外站着或蹲着都难受； 有的医生只看检验化验结果， 对病人诉说的亲身痛楚无动于衷； 有的小学为了保证成绩真实性， 居然让学生们到大操场上考试。 这类事情毛病出在哪里？就是没有“用心”。 相关当事人可能找出种种理由说自己是在“照章办事”， 但“心”的缺失可能造成规章制度的执行变得简单生硬， 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 没有了本真的“心”的引领， 人们遇事就可能相互推卸责任， 为追求狭隘私利找借口， 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使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扭曲。 “用心”能力的下降， 还会造成一些学生“智商高而情商低”， 缺乏同情心， 缺乏与他人沟通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 在人才评价中， 忽视对“用心”能力的考察， 只盯住一系列量化指标， 就会造成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事业心、 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缺失， 给各项工作带来种种负面影响。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用心”的应有作用， 还有很大空间， 但仅仅靠传统的习惯层面的“用心”， 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现代意义上的“用心”思考能力需要相应的培养和训练， 这是新时代开发利用这一思想资源的需要。

在新时代发挥“用心”的作用， 需要经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这不仅需要在现代科学和社会生活背景下了解“用心”的必要性， 也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强化其关键环节， 避免“用心”流于形式。 还要注意与“动脑”有机结合， 克服自身的某些不足之处。 新时代的“用心”要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态， 既有本土特色， 又有全球视野。 其中以下几点， 是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

其一， 要自觉地增强亲身体验的能力。 “动脑”思维对逻辑分析、 科学实证和工具理性的强调， 很容易使人们习惯于只是从知识形态、 数据、 媒介渠道了解世界， 亲身体验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缺乏深入实际亲身体验， 就会看不到那些具体情境中值得认真反思和总结的鲜活事例， 体会不出其中的深刻意蕴。 “用心”的体验需要开阔的知识背景和深刻的洞察力， 能够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这是需要自觉培养的。 亲身体验应该带来新的领悟， 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有机联系， 感受到“用心”的思想收获。 当然， 亲身体验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来自逻辑思维和理性意识的支持与辅佐， 这是自觉的“用心”区别于以往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其二， 要自觉地培养“大我”意识。 “用心”本身具有价值和道德属性， 要超越个人利益的局限， 将“我”的责任范围延伸到他人、 集体、 事业以至国家， 形成“大我”的观念和行为准则。 “将心比心”， 就能为他人着想， 想着群众的难处， 主动伸出援手。 一心想着集体、 事业、 国家， 就能够不计个人得失， 将集体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 以至形成“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价值观。 在充分重视和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用心”培养“大我”意识， 才能够普遍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主动协调人际关系， 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 这就是古人所谓“为天地立心”的寓意。 如果过度拘泥于规章制度划出的界限， 满足于条文规定的最低限度责任， 缺乏主动的关心、 热心、 爱心， 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使集体缺乏凝聚力， 使得关系到全局的事情得不到有效治理。 新时代的“用心”， 需要在这方面彰显“中国心”的责任担当。

其三， 要自觉地发挥直觉思维的创造性能力。 “用心”不仅要立足于以往的体验， 还要面向未来， 创造性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 科学发现、 技术发明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创意， 其最初的思想萌芽都来自“用心”中的直觉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直觉思维有很深刻的理解， 善于通过联想、 比喻、 开悟等方法增进洞察能力， 促成了现实生活中很多新发明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 新时代的“用心”要自觉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关直觉思维的相关思想资源， 寻求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