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放芳 谢大伟 苏 颖

内容提要：文章对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8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移民的搬迁意愿、生计资本变化、政策了解情况等对移民返迁的影响因素及返迁意愿。研究发现，搬迁意愿越强，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移民在安置地分到的土地、养殖棚圈、蔬菜拱棚等自然资本和物质越高、获得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多，其返迁意愿越低；家庭对政策的知晓度越多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文章认为，要降低移民的返迁意愿，应提高移民在搬迁安置地的生计资本，增加移民在安置点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同时做好搬迁后的政策引导和宣传，提高移民对搬迁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及理解水平，进一步提高移民的满意率。

全面脱贫攻坚完成后，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可能面临更多的资源不足及生产就业机会减少的现实，由于面临不同的生计资本和生活环境，部分移民因不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可能会返回迁出地。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也将由“搬得出”向“稳得住”转变，移民的搬迁意愿、生计资本、政府的相关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移民在安置地的稳定性，分析致使移民返迁的主要因素并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重点。2020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5.91万户的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如何“稳得住”搬迁移民，是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利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移民返迁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返迁政策，对巩固脱贫成果、推动移民在搬迁安置点实现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移民返迁是指移民从迁入地又返回到迁出地生活的一种继发性迁移，其迁移方向与原发性迁移刚好相反。(1)王茂福、罗天莹：《水库移民返迁与社会关系》，《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5期。迁移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以及文化变化等多方面的转变，隐藏着社会适应性风险。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移民的返迁，而返迁是移民在自身能力范围内迅速做出的一种抵御风险的决策。(2)解彩霞：《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适应与回迁愿望分析》，《攀登》2020年第6期。从经验来看，移民在经济、文化、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境，(3)乌静：《牧区生态移民返迁意愿的群体差异及影响因素——以内蒙古达茂镇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但哪些因素会激发移民返迁的意愿尚未得到确切证实。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搬迁后的扶持政策、适应性、移民的自愿性、生产就业等几个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的损失、就业机会的不足、身份认同度低、文化排斥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移民搬迁后面临社会关系的断裂、社会支持衰弱，产生心理上的障碍，在安置地没有归属感、不能很好地融入安置地人际关系更容易返迁。(4)史俊宏：《生计转型背景下蒙古族生态移民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及困境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谢大伟：《新疆牧民集中定居后面临的生产、生活新困境及完善之路——基于Y市“L定居点”的调研》，《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史诗悦：《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生产、置换与社会整合——基于宁夏固原团结村的田野调查》，《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部分移民搬迁安置后，因土地、房屋等自然资本和物资成本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难以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可能会出现返贫、返迁问题。(5)谭秋成：《相同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否带来相同收入：来自丹江口库区河南移民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0期；李聪、柳玮、黄谦：《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4年第6期；谢大伟：《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来自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的证据》，《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9期；李金叶、陈艳：《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返贫测度与分解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9期。在易地扶贫搬迁开展过程中，非自愿移民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导致移民社会资本的损失，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会对人们造成更长久的贫困，也更容易返迁。(6)滕祥河、卿赟、文传浩：《非自愿搬迁对移民职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三峡库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3期；郭颖、邰秀军：《生态移民自愿性的影响研究》，《老区建设》2018年第6期；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定居牧民在安置地面临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破坏、劳动力转移的困境，移民不能很好地向城市流动，而是在定居地沉淀。(7)李明娟：《探析三江源生态移民就业问题》，《知与行》2020年第3期。移民搬迁后面临被瓦解的社会网络，同时面对多元文化差异以及语言上的无所适从，充满危机和不安定感，因而出现了价值观念上的冲突与混乱，这都不同程度影响着移民的返迁。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生计适应性、文化变迁、搬迁自愿性等可能导致的返迁开展研究，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生态移民、牧民定居等方面，鲜有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意愿开展研究，尤其是在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完成后，在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如何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移民返迁缺乏深入、跟踪研究。本文主要通过调查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搬迁移民的不同生计资本、不同搬迁意愿以及不同移民对政策的了解情况，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返迁意愿上的差异，以期加深人们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认识并完善相关政策。

一、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所用数据来源于笔者课题组于2019年10月、2020年6月、2021年1月先后三次在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及和田地区3个深度贫困地州所做的调查。调查主要针对移民的生计资本、社会适应性、搬迁的自愿性等可能影响移民返迁的因素开展，采取自主设计问卷及访谈的方式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312份，其中有效问卷281份，问卷有效率为90.06%。其中2019年10月，课题组首次在喀什地区疏勒县、克州阿图什市、克州阿克陶县各选取2个典型安置点，发放调查问卷173份，其中有效问卷160份。2020年6月，对口岸移民搬迁安置点发放问卷42份，其中有效问卷37份。2021年1月底对喀什、和田地区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及移民的适应性开展了调研，以了解不同民族嵌入居住的返迁意愿。课题组在对喀什与和田地区多民族互嵌安置点发放问卷97份，其中有效问卷84份。就安置方式来看，3次调研的8个安置点涵盖依托口岸、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及新开发土地安置4种类别，迁入地分别是县城(城市)、乡镇(中心村)、新建移民新村及边境口岸(详见表1)。

表1 样本总体情况

(二)研究方法

文章将返迁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基于Logit模型选取搬返迁意愿、生计资本、移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嵌入情况等指标分析移民返迁的影响因素及返迁意愿。

1.模型构建。模型基本形式如下：式中，Pi(i=1,2)为i个农户返迁的概率，y表示第i个农户是否要返迁，Xi为解释变量(搬迁意愿、5项生计资本、农户对搬迁的参与程度、农户对搬迁政策的了解程度等)，β1为常数项，β2为待估参数，i=1，2，......，n。

2.变量测量。移民的返迁作为目标层，搬迁意愿、5项生计资本、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民族互嵌作为一级指标，同时在每一个一级指标下设置了2—4个不等的二级指标，首先对各项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按照选项答案赋予0—1不等的值(表2是对变量进行系统性描述)。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系统分析

为防止移民返迁，根据前期学者研究成果，首先要了解移民搬迁的意愿，有强烈搬迁意愿的移民更容易在安置地长期稳定发展。同时要在搬迁前后做好政策宣传，使移民能够理解和支持搬迁，提高移民在安置地生活的满意度。生计资本是移民在安置地发展生产、实现就业的重要基础。人力资本方面，要帮助移民提供更多就业信息、提高就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增加移民就业机会和提升其就业技能，选择人均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的二级指标；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迁出地的草场、耕地是移民发展生产、维持生计的基础，蔬菜拱棚和养殖棚圈是移民到安置点发展生产、增收致富的重要资本，故选取草场、耕地面积及蔬菜拱棚、养殖棚圈分别作为返迁意愿中自然资本与物资资本的二级指标；为防止移民返迁，要为移民在安置地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降低贷款的成本和难度，增加移民的家庭收入，故选取家庭收入、贷款金额、贷款难度三项指标作为金融资本的二级指标；搬迁后要增加移民的交往交流，让来自不同村镇、不同民族的移民能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故选取社会交往、参与合作组织、参加低保作为社会资本的二级指标。按照2014年习近平提出建立民族互嵌社会结构的要求，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的部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开展了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建设，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对移民的返迁具有一定影响，故选取不同民族移民混合居住、相互结亲情况作为民族互嵌的二级指标。

二、结果与分析

(一)移民返迁影响因素

移民搬迁返迁影响因素log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移民返迁影响因素的Logit的模型回归结果

1.移民搬迁意愿及政策了解因素。分析模型回归结果可知，移民的搬迁意愿对返迁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移民搬迁的意愿越强烈，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阿克陶县昆仑佳苑安置点30%的移民从400千米的山区搬迁到县城，搬迁后交通、居住条件明显提高，因此返迁欲望比较低。喀什地区疏勒县罕南力克镇、塔尕尔其乡搬迁移民主要从本乡镇周边村庄搬迁过来，搬迁前后交通、居住条件改善程度较小，因此返迁意愿相对较高。

在移民对政策的了解中，移民对政策的“不了解”与“了解”相比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移民对政策“不了解”造成返迁的可能性比了解要高0.665，因此，无论搬迁前还是搬迁之后都要增加移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才能更好地使移民稳得住，疏勒县罕南力克镇安置点有近10%的移民不了解移民安置政策，甚至个别移民对收取取暖费尚有误解。同样，移民对政策的不满意度与满意度相比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上显著，移民因对安置工作不满意而返迁的可能性也就更高，所以在安置时一定要做到公开公平，并制定精准帮扶措施。

2.生计资本、安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在人力资本中，“受教育年限”对返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返迁的可能性越小。“技能培训”也对返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技能培训越高，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主要是技能培训增强了移民在安置地的生存技能。从调研情况来看，搬迁后有25%的移民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返迁意愿也较低；在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返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搬迁后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其返迁的可能性越小，和田县和安新村户均3亩林果地，具有较低返迁性；在物资资本中，“搬迁后的房屋面积”对返迁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搬迁后拥有更宽敞舒适的房屋能够提高移民的满意度，降低返迁意愿。“蔬菜拱棚”、“养殖棚圈”两项物资成本也与返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依托蔬菜拱棚等设施农业安置的移民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更小，阿图什市阿湖乡安置地80%的农户、和田县和安新村安置点的90%农户分到了蔬菜拱棚，普遍具有较低返迁性；在金融资本中，“搬迁后的家庭收入”与返迁存在负向影响，而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家庭收入越高，返迁性越低。“贷款难度”与移民返迁呈正影响，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贷款难度小、贷款比例高，移民返迁的意愿较低；在社会资本中，“参加合作组织”对移民返迁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主要是参加合作组织后农牧产业的生产、销售有了更多保障，如阿图什阿湖乡60%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合作社，返迁意愿较低。“与邻居交往情况”也对移民的返迁有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邻居之间不熟悉、交往交流少，增加了其返迁的可能性，疏勒县塔尕尔其乡安置点20%左右的移民与邻居没有交往，个别新搬迁移民具有返迁意愿。

3.嵌入式居住影响因素。在多民族互嵌社会的建设中，不同民族的移民混合居住及民族之间结亲、结对子都对返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不同民族在混合居住、相互结亲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互补，返迁的可能性就越小。从和田县和安移民新村来看，互嵌居住的汉族(占全村人口22%)能够在作物种植、设施农业生产等方面为少数民族移民提供指导与帮助，而少数民族(占全村人口78%)移民在葡萄、核桃等林果业种植上给予汉族移民指导与帮助。不同民族之间的结亲对移民的返迁同样有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移民参与不同民族之间结亲的比例越高，其返迁的意愿也就越低。

(二)移民返迁意愿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识别移民的返迁意愿状况，根据返迁指数采用划分聚类法(Kmeans cluster-analysis) 将调查区域农户分为较低返迁性、中等返迁性和较高返迁性3种类型。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的 Bartlett 概率为0.000，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方差分析的有效性较好，且3种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的移民样本中，较低返迁农户占比为83.34%，不返迁意愿指数均值为2.531；中等返迁农户比例为10.45%，平均不返迁意愿指数为0.132，而高返迁农牧民占比6.21% ，平均不返迁意愿指数为-0.121。与中等及较高返迁移民相比，低返迁意愿移民的搬迁意愿比较强烈、对政策了解程度相对较高，而人均耕地面积、蔬菜拱棚面积、家庭贷款及邻居交往指数也都比较高。其中，低返迁移民人均耕地面积比高返迁移民高0.174hm2、住房面积大30.138m2、家庭贷款多3.56万元、人均收入高5909.66万元、邻居交往指数高1.078、政策了解程度指数高0.707(详见表4)。

表4 不同返迁意愿移民特征

三、讨论

易地扶贫搬迁要能够搬得出、更要稳得住，防止移民返迁。目前对易地扶贫搬迁返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的可持续生计上，通过生计资本定量分析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定性分析影响移民返迁的因素，现有的研究仍然缺乏将搬迁意愿、生计资本、搬迁政策三者结合分析移民的返迁意愿。本文通过对移民搬迁的满意度、生计资本变化及对政策的了解情况分析移民的返迁意愿，增加了移民的主观意愿及对政府政策的知晓率及满意度，较以往研究更多考虑移民心理的认同感，评价指标更加注重移民的感受。另外，本文对不同安置方式、不同迁入地移民的返迁意愿展开分析，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依托产业园区、口岸、设施农业及依托土地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能够对口岸、中心村、县城、新建移民新城等不同迁入地移民进行调查，探寻移民返迁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文中提出增加移民交往、降低贷款的难度、提供较好的住房更有利于防止移民返贫，该结论与乌静等学者研究后得出的提高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增加更多就业机会结论基本一致，本文研究发现年轻、文化层次高的移民适应搬迁安置点的生活较快，返迁意愿也更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稍有不同。

本文对移民返迁意愿的分析主要基于移民的搬迁意愿、生计资本及对政策的满意度做出的理性假设，然而，在移民个体主观意识和自身资源禀赋差异影响下，每个移民都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移民也很难在现有条件下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因此，现有评价模式仍然存在部分移民因“乡土情结”而出现的内生性困境问题，尤其是习惯与大自然相伴的少数民族牧民搬迁后会出现对集中定居的不适应，因此，目前的评价体系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结论

通过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8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281户移民返迁意愿的Logit模型估计，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移民的搬迁意愿越强烈，移民返迁的可能性越小。搬迁之前要做好调查工作，充分尊重移民的意愿，做好宣传和引导，鼓励移民参与搬迁活动。

2.安置后的生计资本越多，移民返迁的意愿也就越低。第一，受教育年限越高，参加技能培养越多，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政府要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技术技能培训，提高移民的生存技能。第二，安置后获得的土地面积越大其返迁的可能性越小，安置中要尽量保留移民在迁出地的耕地和草场，并应尽可能为移民在安置点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第三，搬迁后的住房面积越大，能够分到蔬菜拱棚和养殖棚圈的移民返迁的可能性就越小，搬迁安置后在保证移民有适度的居住条件下，应尽可能地为移民提供牲畜养殖及蔬菜种植的生产条件。所以家庭收入越高、贷款越容易，移民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参加合作组织多、邻居交往多的移民其返迁的可能性就越小。政府应制定贷款优惠政策，简化贷款流程，方便移民在安置点了解贷款政策和办理贷款，并鼓励移民参加种养殖合作社。同时要在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更多地建立多民族互嵌社区，提高不同民族移民间的相互交流。

3.移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及政府安置的满意度也对移民返迁有重要影响。为提高移民对政策的满意度，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效，各级政府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力度，要把搬迁后的产业发展、安置就业等相关政策向移民宣传到位，提高移民对各项政策的知晓度及理解程度，鼓励移民多参与安置点的生产生活，消除不满与消极情绪。

4.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开展多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建设，能够降低移民的返迁意愿。为降低移民的返迁意愿，在搬迁初期要实现不同移民在空间上的混合居住，在产业发展中要为不同民族移民提供共同协作、生产帮扶的条件，并通过不同民族移民之间结亲、技术交流等方式为移民适应安置地的生产生活创造条件，通过经济互嵌、社会交往增加移民间的交流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