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严 李中源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出版业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较为丰富，不少学者沿用金碚、李钢和陈志（2006）的思路，用显著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等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赵东麒和桑百川，2016；黄先蓉和田常清，2014）。但是，该类指标仅从进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角度考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难以避免评价失真问题。因此，部分学者开始运用分析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简称GVC）的相关方法来测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GVC分析可以从纵向维度上沿产业链分解具体产品在全球生产链上不同经济体和不同行业产生的增加值，因而能更准确地反映各国特定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参照薛伟贤和李晨（2018）的做法，本文通过GVC参与指数、GVC地位指数以及国内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中国出版产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和竞争力进行分析。

1.1 出版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测算方法

Koopman等（2010）提出了GVC参与指数和GVC地位指数，前者可以测算一国特定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而后者则可以衡量该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反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1.GVC参与指数。GVC参与指数指一国国内间接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与国外增加值占总出口比重的和。公式如下：

GVC＿Participationir表示r国i产业参与全球化生产网络的程度，该指数越大表明特定产业参与全球化生产的程度越深；IVir表示r国i产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FVir表示r国i产业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Eir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1）式中，GVC参与度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部分：①前向参与度以r国i产业出口最终产品中的国内间接增加值部分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数高，表明r国i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②后向参与度以r国i产业国外增加值部分占总出口的比重，该指数高，则表明r国i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2.GVC地位指数。GVC地位指数是指一国某产业总出口中的中间品出口额所占比重的对数值，与该国该产业总出口中中间品进口额所占比重的对数值之差，公式为：

GVC＿Positionir是r国i产业的GVC地位指数。如果一国处于某产业的研发、设计等GVC的上游环节，其间接价值增加值（IVir）将高于国外价值增加值（FVir）；相反，如果一国某产业大量使用进口自他国的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品，则该产业处于GVC的下游，此时IVir将小于FVir。因此，GVC＿Positionit数值越大，表明一国特定产业在GVC上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就越高；反之，则表明该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越低。

3.基于国内增加值的显著性比较优势指数（RCA＿DVAir）。该指数修正了传统贸易方法里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该指数是指某个国家某个部门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占该国该商品总出口的份额与世界该部门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占世界该部门总出口的份额的比例。

DVir为r国i产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部分；Eir表示r国i产业总出口；DVi为各国i部门出口中包含国内增加值部分的总和。与RCA指数的表示相似，若一国特定产业的RCA＿DVAir大于1，则表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该国从该产品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增值中获得的全球价值链总收入份额更高，即更具备竞争优势。

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5年TIVA数据库中工业代码为D17T18的相关数据，包含纸类产品以及印刷品，该分类不仅包含图书、期刊等出版产品，也包括其他大量受委托的印刷制品等，本文之所以采用这一统计口径，是因为出版物表现出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双重属性（尹杰，2006），各区域间出版业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也应体现在出版物生产的过程中。进一步结合常规地理划分标准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已与中国签约的29个国家作为分析样本，并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是文莱、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摩洛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塞浦路斯、突尼斯和希腊等北非西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马耳他、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中东欧国家。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业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

2.1 出版业产业GVC参与指数比较分析

根据观测数据，2005—2009年中国的GVC参与度指数持续下降，从0.727到0.663，而2010年以后基本稳定在0.64的水平（见表1）。这种变动趋势主要是由于中国的GVC后向参与度下滑所导致的，这说明中国出版产业通过产业链的升级，逐步替代或减少国外中间品投入。此外，2005—2015年间沿线各区域的GVC参与度指数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其中GVC参与度指数变化较为显著的地区为独联体，2005—2015年，其GVC参与指数增长近0.13，而其他区域的增加值在0.02～0.05不等。从GVC参与度的增长来源上看，南亚、中东欧、独联体以及北非西亚地区GVC参与度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前向参与度指数上升；南欧地区依赖于后向参与度的上升。根据2015年GVC参与度指数的高低，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中国、南欧、独联体、中东欧、东南亚和北非西亚。

表1 中国与沿线国家GVC参与度指数

表2 中国与沿线国家GVC前向参与度指数

表3 中国与沿线国家GVC后向参与度指数

表4 GVC地位指数分析

2.2 出版业产业GVC地位指数分析

在各数据年份，中国的GVC地位指数始终保持在0.2以上，明显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南欧与独联体的GVC地位指数在0.1～0.2之间波动，北非西非围绕0.1左右波动，而东南亚低于0.05附近波动。值得注意的是中东欧地区的GVC地位指数在2005以后均为负值，这说明由于中东欧地区出版业的间接价值增加值低于国外价值增加值，处于出版产业的下游，为“沿线”中产业竞争力较弱的地区。此外，中国的GVC地位指数2010年以后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0.234增至0.301，表明中国出版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持续、迅速上升。类似的还有独联体地区，GVC地位指数从2005年的0.129增至2015年的0.212。

2.3 出版产业RCA＿DVA指数分析

从RCA＿DVA指数上看（见表5），2005—2015年间，呈上升趋势的地区有中国、东南亚以及北非西亚等，独联体地区基本不变，而中东欧以及南欧地区呈下降趋势。其中，仅中国以及独联体地区的RCA＿DVA指数在主要的观测年份均大于1，即出版产业具有竞争优势，且近年来中国呈现一定的优势。2005—2015年间，其他区域出版产业竞争优势的相对地位基本保持不变，按竞争力排序由大到小，依次为南欧、东南亚以及北非西亚等地区。RCA＿DVA指数所呈现的各区域间出版业竞争力比对结果基本与GVC参与度指数、GVC地位指数一致。

表5 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RCA＿DVA指数

3 主要结论以及相关建议

本文基于2005—2015年的数据，通过测算GVC参与度指数、GVC地位指数以及RCA＿DVA等指标，分析其动态演化以及进行区域间对比，得出如下结论：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相比，中国出版业的GVC参与程度、GVC地位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GVC参与度的增幅上更占优，但其后向参与度的比重却较高，这说明与沿线区域相比，中国出版产业主要从事生产链中高附加值的上游环节，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水平，RCA＿DVA指数的对比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因此乘着“一带一路”政策的东风，结合中国与沿线国家出版业的优势对比，本文提出如下三条路径以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国际地位并抬升文化话语权：第一，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出版业合作机制，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推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第二，发挥出版业企业主体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调研、分析沿线区域差异化地出版业发展状况，并开展出版合作。如外研社在中东欧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相继设立了“中国主题编辑部”等海外分支机构，通过服务的本土化，以实现有针对性的出版合作。此举也可以帮助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小企业更好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等多个板块，是众多文明的交汇之所，我国出版业“走出去”必然要面对不同语言、宗教的文化群体。因此，出版业走出去的制约是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不足（张志成，2013），必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重培养具有高翻译水平的人才，以及具有市场拓展能力、熟知国际惯例的人才。如中国出版集团与北京语言大学展开战略合作，创新产学研机制，培养适应中外文化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此外，中国出版集团还进一步创新了人才使用机制，启动了“外国人写中国计划”，让外国作家创作中国素材，以打破语言壁垒，增进外国读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