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叙述者“召唤读者”的机制
2021-12-28何禅君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21年12期
关键词:文本
何禅君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鲁迅经典小说《祝福》的研究,已不囿于“人物”“情节”“环境”“主题”等传统小说要素,或转而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法,从叙事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规律着手探析其文本意蕴。汪晖认为《祝福》的叙述结构是“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叙述者一方面采用“定点透视”讲述他者的悲剧,另一方面与作者、读者存在讽刺性差距,从而流露出对自我的追问、怀疑与反省。[1]该论述从叙事学知识出发,明确了两点:一是关注到了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的存在,深化了《祝福》之于“知识分子与文化责任”的内省与反思主题;一是为文本划分了两个叙述层——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将叙述层次划分为外叙述和内叙述[2],针对《祝福》而言,外叙述层是叙述者对整个文本故事的铺展,以“我”返乡为线索;内叙述层是叙述者所讲述的祥林嫂的故事。目前中学课堂若涉及对于《祝福》中叙述行为的分析,多采用此解。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双层叙述结构提出质疑和补充,赵毅衡认为,《祝福》包含三个由高到低的叙述层——第一,“超叙述层”是《祝福》开头及结尾“我”在鲁镇的经历及与祥林嫂的交往;第二,“主叙述层”是“我”对于祥林嫂故事的讲述,因其所占篇幅最多、讲述最连贯而被判断为“主叙述”;第三,“次叙述层”是卫老婆子和祥林嫂本人分别讲述的有关祥林嫂遭遇的内容。[3]
除了叙述层次划分的逐渐明晰,《祝福》中叙述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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