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赫 依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终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努力的结果。同时，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随着战争局势以及各自力量的消长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整个抗日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关于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始终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而备受关注。目前学界有关国共关系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据笔者2020年6月以“国共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题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搜索结果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研究论文1300余篇。其中有关“国共关系”的文章有630余篇，主要侧重于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在全时段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历次谈判以及具体事件与国共关系等相关研究；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文章有670余篇，主要侧重在共产国际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涉及的人物、对抗战胜利所起的重大作用及历史意义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要标志和过程等方面的研究。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外，专门研究国共合作的著作、学位论文有数十种，整理的相关文献也有数十种之多。下面拟就近四十年来国共关系文献整理与研究进展进行述评。

一、文献整理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文献大规模整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是各研究机构对相关资料文章的收集整理与出版，主要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地方党史征集、编研部门和高校、科研单位根据自身工作与研究需要整理了大量相关文献；二是涉及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具体历史事件、机构、人物等也有文献出版；三是重要著作的出版，均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将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共关系走向研究

(一)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讨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如杨奎松所言：“在1937年到1946年这十年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但是，不论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仇恨、对立、不平等甚至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1]7这段话概括地反映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复杂性和研究这段历史面临着各种挑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何理认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始终促成国共合作，从联合抗日初步谈判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联蒋抗日，经历了与国民党长期协商和谈判，最终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金冲及认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时刻，一个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一个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3]。正是这两个关键性的转折时刻，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外患、内忧与国共两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依据不同资料及研究视角分别从背景因素、国共双方政策的转变及历史事件的推动和影响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研究。

第一，从背景因素方面来看，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局往往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政策左右之下 ，结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杨奎松认为中共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客观上曾经起到过不同的作用，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作用[4]。杨奎松进一步考察指出，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的公开发表，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确立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问题上确实起过重要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5]。并在《“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6]一书中，以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为目的，分别从国际背景和地缘政治来考量中共革命取得的胜利，尤其是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对中共发展的影响，系统地分析外部因素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的相关作用。李良志在《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7]一书中从共产国际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较突出地评价了共产国际、苏联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随着资料的开放及研究的深入，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学界围绕着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关中共主要领导人对“逼蒋抗日”形成的贡献研究方面，林颖奇的《论周恩来与“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及实现》[8]一文表明，周恩来是较早从实际出发，认识到南京政府变化的可能性并主张加强和南京政府接触谈判的中共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和各方态度建议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实现“逼蒋抗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蒋建农在《论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9]文中则系统考察了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认为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成线的建立。

关于中共如何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学界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荣维木、赵刚在《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10]文中认为，中共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受到张学良的影响，中共也根据自己的策略方针去影响张学良，张学良在中共的影响之下才发动的西安事变，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契机。李义彬的《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11]做了深入考察后指出，张学良的影响、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认识的深化是促成中共放弃“反蒋”方针，实行“逼蒋抗日”策略的主要原因，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最后形成。金冲及的《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12]一文通过对大量原始档案、会议记录的发掘和解读，系统梳理了中共在这一艰难的战略转变中所经历的复杂心路历程。无论是对中共原有政策的说明抑或中共政策转变的缘由，同时作者还注意到了国民党政策的影响。

对中间派在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学术界也有研究。林祥庚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13]依据大量档案、报刊文献等资料，分别从中间派参与组织发动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参与策划领导的“两广事变”为“西北大联合”效力，详细探讨了中共在提出、贯彻、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各个历史环节，指出了中间派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第三，重要历史事件对国共合作的作用。杨奎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4]中通过详细考察，以西安事变发生为主线，从西安事变前两党的重新接触，到事变的发生与国共关系的转机以及国共谈判等三个方面，细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肯定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王锦侠、张奇的《两广事变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15]探讨了两广事变发生前后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有内在关系。而中共从“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是在两广事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关系走向的探讨

纵观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始终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时张时弛，起伏不定。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来，虽然国共实现两党携手抗日，但是就战时国共关系的发展走向而言，除主客观因素、国内政治关系演变的作用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外，决定国共关系走向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政治态度的转变。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开放及研究视角的创新，学界从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演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节点，梳理全面战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情况：

第一，抗战初期，国共双方达成以抗日为主要目标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相对融洽，相关研究也热衷于强调国共合作的一面。如王功安、毛磊的《国共两党关系史》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研究国共关系的学术著作，认为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的第一阶段抗战中，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各方面实行了合作，把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向了一个高峰，为最后战胜日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费正、李作民在《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战略指导方针及其相互关系》[16]一文中认为，华北事变的发生，把准备对日作战的紧迫任务迅速提到国共两党面前，随着卢沟桥战事的爆发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两党再度携手，进入了民族抗战的协同时期。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一书中，作者运用了新的史料，全面探讨了近十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将以往阶级斗争意识下的一些论断，认为从国共关系的全局来看，抗日始终是国共合作的主流，摩擦和反摩擦总是支流。马仲廉在《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17]一文中，细致地讨论了在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呈现出国共双方在制定作战计划及相互指挥方面的团结。温贤美、李良志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作者认为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国共双方在各方面协力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18]

上述专著及论文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领域，但有些著作受到党史写作模式的影响，“从概念化的政治术语和既定的逻辑出发展开叙述，未能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内在线索。”[19]48针对此现状，孙艳玲在《抗日军饷与国共关系》[20]一文中，以抗日军饷为研究对象，依据苏联解密档案、国民党政府档案和中共领导人相关讲话等资料，系统考察了抗日军饷与国共两党间的微妙关系，作者认为抗日军饷是皖南事变前国共两党交涉的一个经常性问题，既体现了双方的合作，也反映了两党间的博弈，受到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很大。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彻底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而中共不再在经费上受到制约，从此国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国共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学术界重点对此次会议前后国共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讨论。杨奎松认为国共关系曾经历过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系统考察了抗战初期两党关系，认为抗战初期两党关系相对融洽，能有较好的表现，既是日敌入侵大势所趋，也是两党上下外御其侮的共同意愿所使然，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是不牢靠的，只要中共稍有发展，这一合作关系就注定要发生变化，而这种关系都是根据谈判的发展变化来演变的，并进一步指出国共双方以谈判的方式来维持复杂的合作关系[21]。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曾进行了拉锯式谈判，对此学术界也有很重要的研究成果。杨奎松在《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中以国共两党的谈判为新的视角，运用了大量新的史料，对两党之间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妥协与斗争做了系统研究。蒋介石与国民党不仅要控制中共，还想用过合并等方式取消中共的存在，甚至对中共的存在都难以容忍。而中共方面又坚持不放弃自身独立性，因此不难看出，国共两党关于组织“大党”问题的谈判，已经由于双方背道而驰的意图完全无法继续了[1]109。金以林在《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22]一文中，对中共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前后经历的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进行系统考察，认为虽然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但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但国共两党由于共产国际解散而渐趋紧张。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23]中提出，国共两党之间虽实现了短暂的妥协，但双方对彼此的高度戒备与政治防范影响了两党关系的走向。作者以台湾方面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为主，具体分析了对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高层的决策过程，就国共摩擦升温与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出台的防共办法这一过程做了颇有价值的探讨。

胡大牛主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政策和策略研究》[24]中分别从国共双方在合作中不同政策及策略的演变过程中，认为国民党在反共政策指导下，实行短期“容共”策略，基本采行“容共”策略，具体运作“一个大党”主张的方式方法，以求灭共；而中共本着以斗争求团结策略的雏形，迅猛发展实力并努力探求党派联盟的平等合作平台。

三、有关国共双方摩擦事件的研究

根据摩擦事件来研究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关注所在。从摩擦事件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具体事件发生原因的探讨及以具体事件为个案的研究等方面。

(一)关于国共双方军事摩擦原因的探讨

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国共关系明显恶化，摩擦冲突逐步进入高潮。这究竟是何原因？习五一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25]一文中，具体深入地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什么没能实现国共双方的党内合作，在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国共两党为实现第二次合作所提出的方案，与不断地交涉谈判。国共双方终因意识形态的对立及立场的差异而未能达成协议。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无疑成为国共关系的转折点。因此国共合作关系仍然以临时协商及谈判维持一直到抗战胜利。

杨奎松在《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26]一文中，依据两岸已公开的档案文献，以蒋介石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为基本线索，对国民党为何会一步步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者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局部“剿共”的结果，而国民党高层的高姿态，无法接受中共独立发展，不断增强实力的方式是引发国共摩擦的重要原因。在认同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同书琴的《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政策思路看国共磨擦》[27]一文中，以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的政策为视角，从国民党力促国共“溶成一体”、国民党人防共心态依旧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摩擦日渐激化等方面，深入探讨抗战时期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及其对磨擦的处理。张守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28]一书中，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国共双方的分歧、冲突和谈判主要是围绕着军队、军权、政党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因而自全面抗战以来，国共双方围绕中共合法性问题、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问题等问题的分歧是国共两党之间产生摩擦的根本原因。

齐彪在《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战略与国共摩擦》[29]一文中，以国际背景作为考察，作者认为苏联在国共关系问题上采取的重蒋轻共的战略方针，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却又停止是存在多方面原因的，但是都与苏联对华政策和采取的相应步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冲及在《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二)》[30]一文从国共抗日作战的战场、国际影响等方面分析后，认为国共在合作抗日的最初阶段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关系，但是抗战进入以战略相持为特征的新阶段后，国共关系却明显恶化，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对待中共的态度变化，是随着日本对国民党的威胁程度而演变的。

(二)关于摩擦事件研究

自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军事摩擦后，国民党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如陇东事件、晋西事变及皖南事变等军事冲突事件。目前学界对区域性摩擦事件的研究尚不深入，虽有所涉及，但几乎都仅限于对具体事件的经过及善后的论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关于全国摩擦事件的总体研究，作为八路军军事将领李达在《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31]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制造摩擦的原因，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九师及所属部队的反摩擦斗争。作者认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都是中共同国民党坚决斗争取得的，在这期间虽有缓和状态，但也是中共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上述研究虽对相关的摩擦事件做了简要的叙述与讨论，但由于资料以及研究视角受国共之间长期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事件的客观分析及专题研究的成果不多。

在有关区域性摩擦事件中，1938年至1940年间发生在陇东地区的镇原事件、宁县事件、合水纠纷以及环县事变等一系列地方性武装冲突事件比较典型，合称为“陇东事件”。目前学界对陇东事件的总体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以“环县事变”为具体个案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杨兴茂在《周恩来同志为解决“陇东事件”致朱绍良电文述略》[32]和《周恩来调停“陇东事件”》[33]两篇文章中，以周恩来同志为解决“陇东事件”，曾先后致电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两份电文为主，就陇东事件的发生及解决办法做了简要梳理，认为周恩来对陇东事件的调停与关注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贡献，文中虽然以档案中的两份电文为主要史料，但限于资料单一及篇幅因素，对周恩来同志如何解决与调停陇东事件还有待具体细致的讨论。关于环县事变的已有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环县事变是国民党单方面煽动民众叛变的反共事件。张海燕在《“环县事变”及其善后工作述论》[34]一文中认同此观点，该文以中共方面出版的《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为主要资料来源，通过概述环县事变的发生，系统分析了环县事变的原因，就环县事变的善后工作及成效做了梳理。认为事变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环县政府和各级干部在扩兵征粮工作中无视民众利益，不顾民众感受，漠视民众呼声而招致民怨引发的民变。但史料单一，研究多为粗线条式的叙述，较少具体的剖析，对事变发生的细节把握不够。随着资料的挖掘以及研究的深入，有关环县事变的研究视角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如杨东的《危机与转机：抗战时期中共对环县事变的应对》[35]一文以中共对环县事变的应对为视角，通过考察环县剿匪及事后边区和地方政府的认知差异，就事变后的整改与影响做了论述，认为中共在环县事变发生后，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并通过整改运动，使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结构性整合。但对于事后如何进行整顿治理，怎样具体开展各项整改工作，成效究竟落实在何处等具体细致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有关环县事变的起因，以往的研究均认为是国民党在陇东根据地挑起的军事摩擦，而杨东的《事实与真相的双重考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环县事变探实》[36]一文，提出了对于环县事变的探究应注重事实与真相的双重考量，通过对事实的陈述及已有的解释，分别从长时段视角、社会事实和价值事实等方面对环县事变做了系统的探究，认为应从事实发生表象的背后去体现深层次的本相。但就历史史实本身而言，事实与真相本就应通过对有关史实的一手资料中去考证，然而文中所用一手资料较少，且对部分档案资料的来源有待考证与核实，尤其缺乏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无从整体、系统地反映历史事实。

柳德军在《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37]一文中，对已有陇东事件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不同层面阐释。该文依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以国共关系的演变为视角，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陇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局面，就国共双方在陇东事件中的互动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陇东事件不仅是国民党方面试探国共合作底线，有预谋有计划的地方性的摩擦事件，更是国共关系由精诚合作向冲突性合作的通道。该文以国民党方面的一手档案为史料，拓宽了研究抗战时期陇东地区国共关系的视野，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区域性摩擦事件的研究，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也受到关注。杨奎松在《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38]一文中，梳理了晋西事变的发生过程，并对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考察，作者认为，毛泽东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坚信划界而治最为有利，在中共高层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建议朱德、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划界办法，事变得以平息而首次获得军政和地方的控制实权。

在有关国共摩擦事件的研究中，其中以皖南事件的研究倍受关注。已有的研究大多以中共党史的角度，对于发生事变的原因，则过多强调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方面筹划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杨奎松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39]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挖掘国共双方最新史料，详细探讨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作者认为皖南事变虽然导致国共关系的逆转，但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的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而中共中央则受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应对态度经历了颇为复杂变化的过程。

邓野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40]一文中，运用国共双方资料，作者分别从信号、定性、控制、条件四个要点为依据，具体分析了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与中共在政治方面如何了结。认为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此后，国共双方关系仍将在既合作又对立的双重架构之下，实行长期的“拉锯式”合作。

吴敏超在《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41]一文中，以皖南事变发生前，新四军发展以苏北为研究对象，在运用中共方面的资料基础上，结合有关国民党方面的史料，从国共双方的战略决策到实践、政治博弈到军事较量、中央到地方等方面，深入具体地考察新四军如何根据形势变化确定以苏北为重点发展的过程。从而映射出皖南事变致齐案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进一步丰富了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的研究。

四、几点思考

总体而言，中国史学界对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形成了大批的成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尚有研究空间可施展，对诸多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深入。概言之，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杨奎松常言：“历史研究，贵在求真。”目前有关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大多都是以中共方面产生的资料为依据，较少有国民党方面的资料，难免出现国民党“不在场”的研究现状，而“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如同盲人摸象，是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23]因此，在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利用已公布的国民党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对国民党方面形成的文献有待进一步挖掘，这样才能在研究中使国民党“在场”，有利于对一些问题做更深入地探讨。

第二，有关涉及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缺乏细节方面的把握。正如杨奎松所言：“若不能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当中去，严格地从事实出发，从经过考证的史料出发，事实求是地弄清楚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就很难在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47如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谈判，尚未做到对每一个细节问题的把握，只有把每时每刻发生的变化搞清楚，才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目前对地方事件的研究只是利用单方面的文献，从中共的角度看待此次事件，停留在对宏观事件的叙事与探讨，未能具体深入到事件的细节问题，如在相关事件中国民党方面的诉求是什么？国民党如何策划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根据地民众和国统区民众分别有什么反应等。

第三，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更新。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李金铮提出了“新革命史”的方法，他指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相互联结和互动视角”能够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42]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等是推进革命史研究视角与方法[43]。在国共关系史研究中，以“新革命史”的理念，打破过去僵化思维模式，从史观、方法、视野、史料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在新革命史的视阈下研究国共关系或许有较大的突破，如对于地方事件的研究，不仅要看两党、两军在摩擦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更要看到民众在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具体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民众的反应与心理的变化等做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