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872)

清代学者赵翼在所著《廿二史札记》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中写道：“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战国至秦“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然而“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自“汉祖以匹夫起事”，“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基本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于是生成了新的政治人才选举制度，“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1)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自秦代统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汉王朝执政者继承了这一体制并有所创新和完善。察举制“贤良文学”之选以兼重德才为出发点，继而又有实习实践的要求，官吏队伍的成分于是得以更新，行政机构也因此提高了执政效能和管理质量。然而官僚机构仍普遍存在“官非其人”的情形。对所有官员的监察、考校，对不法官员的举劾、弹治，遂成为逐步确定的制度。对于选官形式以腐败为主要表现的严重弊病，也通过政治引导、道德教育、法律约束和舆论评议而有所纠治。“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的方式，成为推行察举选官制度发生“官非其人”现象的有一定效力的责任追究政策。除了议政者对于“吏职多非其人”情形的直接指摘之外，社会舆论多种监督方式也发生了积极的效用。汉代民谣直接的黑暗吏治批判，以及“月旦评”等官员德行品评机制的运行，都对不符合德行要求的从政者形成社会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