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蕾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托马斯·曼和桑塔格都是西方现代文化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创作生涯也都几乎横跨了半个世纪，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拓建纵深、开阔的艺术道路，在智识型小说、札记方面取得极高的造诣，对当代西方文学史和批评界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对于较晚出现的桑塔格而言，托马斯·曼是她青年时期的航灯和一生写作的参照系。托马斯·曼对桑塔格在创作理念上深刻的影响正是对他们二人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所在。

1948年，桑塔格在笔记中写道：“托马斯·曼的《魔山》是要读上整整一辈子的。”[1](P5)随后的30年里，她完成了一系列虚构和非虚构文本的写作，包括《心为身役——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64—1980)》(AsConsciousnessIsHarnessedtoFlesh)(1964—1980)、《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theSignofSaturn)(1972)、《疾病的隐喻》(IllnessasMetaphor)(1978)、《朝圣》(Pilgrimage)(1987)、《火山恋人》(TheVolcanoLover)(1992)、《在美国》(InAmerica)(2000)和《重点所在》(WheretheStressFalls)(2001)。这些受托马斯·曼启示而成的文本，视角开阔、立意新颖，可视为桑塔格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同时，对于托马斯·曼的《布登洛克一家》(Buddenbrooks)(1910)、《死于威尼斯》(DeathinVenice)(1911)、《马里奥与魔术师》(MarioandtheMagician)(1930)、《浮士德博士》(DoctorFaustus)(1947)和《黑天鹅》(TheBlackSwan)(1954)等其余作品，她均做出过积极的回应和评论。1976年，桑塔格引用埃里克·卡勒的话，评价托马斯·曼“是一个对人类状况有个人责任感的人”[2](P483)。

目前，国内有关托马斯·曼和桑塔格的单个作家研究现状有较大的差异化表现，桑塔格研究比托马斯·曼研究更为热门。截止至笔者发稿前，关于桑塔格的学术论文316篇、博硕学位论文100余篇、研究专著12部、学术译著5部。它们不仅数量众多，在研究领域上也十分全面，大体有三个方向：一是对桑塔格批评理论的探讨与分析；二是对其具体文学创作的研究；三是关于其生平的研究。这些研究主题集中于“反对阐释”(王秋海、郝桂莲、李遇春、林超然、袁晓玲)、“沉寂美学”(张莉)、“左翼文学”(王予霞)、“新感受力”(刘丹凌、黄文达)、“旅行文学”(张艺)、“严肃艺术”(柯英)、“风格论”(陈文钢)和“媒介者身份”(唐蕾)等几方面。文本研究集中于《朝圣》的对照解读，主要以顾明生和张艺为代表。前者从形式和结构方面解读文本，有较新颖的视角，偏重于单篇解读；后者涉及旅行文本和学术景仰，对美学维度未有阐述。同时，国内有关托马斯·曼的学术论文仅有100余篇，它们普遍集中于“疾病”“研究史”(黄燎宇)、“时间性”(王炎)、“宗教神学”(卢伟)等话题。托马斯·曼研究之难，其原因除了“语言难、德语背景难、作家体系难”，还有“文本话题遥远”等。

从1947年到2004年，桑塔格大量的笔记和创作受托马斯·曼影响而完成。同时，托马斯·曼也曾积极地回应和鼓励过桑塔格。两位作家之间这种深刻的相关性，在国内还未被全面关注和研究。在《朝圣》《作为疾病的隐喻》《文学就是自由》等文中，桑塔格提到托马斯·曼“严肃”“平缓”“静默”和“冲突”等艺术风格，这些可看作是桑塔格重要的美学学术资源。桑塔格和托马斯·曼的创作都趋向严肃路径，疏离“亲合力”，同时，他们都致力于打造智库大厦，勾勒知识图谱，保持零度介入的写作姿态，精心培育和维护艺术家的美学场域。他们美学的“严肃性”存在于三个维度：艰难的路径选择、增容的百科全书式格局以及严苛的艺术家审美视角。

一、“艰难”的路径之选

(一)拒绝“亲和力”

桑塔格与托马斯·曼的联结既体现为创作形式的相关，也体现为思想理念的汇通。“亲合力”是两者比较研究的起点，这一词来自歌德1905年发表的小说《亲合力》，它原本描述的是庄园阶层爱德华、奥蒂莉和夏绿蒂等人的婚恋悲剧故事，阐述了天然的黏连和自由的变化，即非理性的“亲合力”问题。马欣在研究中这样界定：“这种‘亲合力’非源自血亲，而是在精神和心灵方面的亲属。”[3](P53)高中甫认为，“亲合力”既是“化学术语”，也是“本性力量的进逼”[4](P99)。因此，歌德以哲学的“断念”和文学的“疏离”阻隔“亲合力”的浸入。黄燎宇认为，严肃的作家最终会选择“艰难的时刻”，主动踏向“精神受难”之旅。

托马斯·曼和桑塔格都选择了严肃、僻静、低沉和负重的部分，同时也回避黏连，拒绝迎合。这被桑塔格视为“艰难”之选。作家们挑选读者、设置阅读难关、制造形式迷宫、伏线千里，解散文学消遣，关照哲学对话，同时在内容上往往聚焦于更为宏大的、抽象的和辩证的话题，对读者来说，作者使他们被迫丢弃了从文本中轻易获取的一切可能性。黄燎宇提到：“2007年，叶隽撰文讲述《魔山》勾起的‘万重思绪’，对于托马斯·曼‘不惜牺牲文本的可读性’来制造‘思想史文本’表达了不满。该文可以引发从事文学研究是否需要艺术亲和力的思考。”[5](P108)桑塔格也时常面临类似的质疑，其小说被认为是难看的、晦涩的文本。尽管如此，桑塔格仍然感激自己选择的“艰难时刻”(1)“艰难时刻”一词来自托马斯·曼1905完成的短篇小说《艰难时刻》(Schwere Stunde)。在这部作品中，他描述了创造力和灵感之难求，也肯定了坚毅和恪守苦修的品质。，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与德国文化、与德国的严肃性的遭遇”，“我在一本德文小说中发现整个欧洲。”[6](P210)他们在全面触碰、完整呈现这些“严肃性的遭遇”的同时，让这些部分在欧洲知识一体化的路径上实现自我表征，最终完成欧洲新知识体系的框架建设。

(二)《魔山》中的精神跋涉

目前，学界对《魔山》的探讨存在多棱视角，有从时间、疾病和成长小说的角度阐释的研究，如《〈魔山〉对时间的追问》《疾病在〈魔山〉起舞——论托马斯·曼反讽的疾病诗学》《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美学教育:论成长小说〈魔山〉》；有围绕毁灭和死亡主题展开的讨论，如在《被启蒙与被毁灭的——〈在轮下〉与〈魔山〉对位研究》里这样写道：“于《魔山》，则表现为汉斯无缘无故的生病、发烧、脆弱，流连于疗养院，丧失了在‘山下的平原’过上正常的、世俗的生活的勇气，最终以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的心态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去自我了断。”[7](P132)“晶状体结构”、新旧学说的争论、唯科学与玄学派之争、激进和保守的分歧以及疾病的隐喻等问题，是桑塔格的灵感来源。

在《魔山》的文本中，汉斯是一战前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纯粹、空灵、特立独行，是瑞士达沃斯“山庄”肺病疗养院的见证者和病人，他“乐于观察、倾听，勤于思考”，“而‘山庄’无所事事的特殊方式，又提供了他去沉思默想的充裕时间”[8](P3)。汉斯超越时空，自我放逐于高山之上，让自己变成一个精神层面的“孤儿”，渴盼某种特定的命令召唤着他。这一命令是什么？一定不可能是情爱，因为它的维度过于单一，承载不了生命全部的重量。很多人喜欢把汉斯的黏连理解为是对克拉芙吉亚的迷恋(2)克拉芙吉亚，又被称为肖夏太太，是《魔山》里一位女性主人公，她是汉斯长久为之幻想和痴迷的假想伴侣，在肉体层面唤起了汉斯的性欲，但在精神层面和汉斯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视角十分狭窄，因为情爱和个体辽阔的寻找无法对等。托马斯·曼对汉斯在雪地里放逐自己、探寻生命极限的描写让人深感震撼。事实上，人们会选择某一重大的时刻，探探自己的底：恐惧、梦想、贪婪以及对自我的接纳程度。这一选择的时刻可视为“伟大的黑暗”(3)“伟大的黑暗”源于泰戈尔诗句“The mystery of creation is like the darkness of night--it is great.Delusions of knowledge are like the fog of the morning.”(“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却不过如晨间之雾。”)诗人用隐喻表达了创造力的珍贵、可遇而不可求以及创造过程的神秘、幽深和曲折。，也是托马斯·曼所说的“艰难时刻”，是桑塔格所界定的“严肃性的遭遇”。托马斯·曼在《魔山》中保留了三处重大的时刻：留守高山疗养院、雪域放逐和拒绝魅影。留守意味着维持，而在流动的、不确定的环境里，它本身也意味着挑战。高山疗养院里充斥着各种魅影，包括思想的魅影、情爱的魅影以及疾病的魅影，而它们就像槲寄生一样攀附于有血有肉的年轻人身体上，汲取他们的精力和时间。能够在疗养院里活着，并保持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本身就意义深远。

在精神旅行的长路中，没有强大的日常观照，个体极容易滑向随心所欲，而在空洞的舆论控制体系之下，人也极有理由走向意志的轻浮。在《瓦尔吉普斯之夜》(4)《瓦尔吉普斯之夜》是歌德的《浮士德》和托马斯·曼的《魔山》同名篇章，描述了生命中的野性，也借指不可控、带有自我毁灭性的美。一节中，狂欢节里的病人们狂歌热舞，用尽所有力气抓住短暂的欢乐时光，这些残弱的欲望火苗依然可以灼烧到每个观众。漫长的疗养时光里，有人沉迷性爱，燃放所剩无几的情欲能量；有人在闭锁的环境里，变得歇斯底里，陷入癫狂；每天还会有各种诡辩术货郎轮番上门推销。汉斯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欲望陷阱中，或被游方术士所蛊惑。但是，托马斯·曼却让汉斯在自我的心灵战场展开搏杀，让那个冷酷、理性和严肃克己的汉斯打败了那个轻飘飘、躁动和狂热的汉斯。托马斯·曼在一个血肉之躯里安置进一个苍老而聪明的灵魂，这是不是浮士德精神的重置？——我们不得而知。由此，人们在托马斯·曼的作品里发现欧洲文化中最难行的严肃路径被延伸和续写。

(三)桑塔格的“严肃”之选

从童年起，桑塔格就是一个多思而智慧的“不安分”者，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而是自觉地寻求精神养分。从10岁开始在后院里“挖掘”自己的洞穴王国，到14岁时和托马斯·曼的“下午会晤”(5)桑塔格的《朝圣》既不属于日记，也不属于小说，常被视为半虚构作品。，桑塔格走向的是一条自足而丰盛的“朝圣”之旅。在这密影丛丛、静默幽深的森林岔道上，标识着各种生硬古板、志坚行苦的智者名字，诸如罗兰·巴特、本雅明、加缪、齐奥兰、瓦格纳和瓦尔泽等。其中，重复频率最高的名字就是托马斯·曼。在桑塔格的“朝圣”计划里，《魔山》开启了第一站。

这部“百科全书”与14岁的孩子们之间存在“年龄”和“阅历”的鸿沟。因为，文本接受必须遵循生命的规律，而繁冗的长篇小说要么被孩子们自然过滤，要么被束之高阁、打入冷宫——接受只能被延后。只有真正经历了时间的熬煮，才有可能被重新点亮。对于桑塔格，它既是青春与自我发现，也是萌动和严肃之间的“分水岭”，是她逃离童年空洞、通往丰盛岁月的“界碑”。她在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发现了属于其未来的写作主题：旅行、自我发现、疾病以及伦理的严肃性等，而这被她概括为“欧洲文化的核心”。这些充满张力的主题让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获得了持续关注，但其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推动了青年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发展。梅里尔和桑塔格是“朝圣”队伍中的代表，而后者对自我的发现和写作路径的确定就是从模仿托马斯·曼开始的。

桑塔格在创作中对于托马斯·曼“艰难”路径的模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设置智识视角。《假人》里的“我”、《火山恋人》中的大使、《在美国》中的女伶以及《朝圣》中的女子，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智识主人公，对生活体验更敏锐，对艺术和美更觉察，同时有专业而全面的智识体系。桑塔格将他们安置在大时代、大事件背景之下，让他们的智识经验和环境发生碰撞，产生对抗性。其次，选择“重大”时刻。如《魔山》里“雪地”探险衍生出《假人》中的“在路上”、《火山恋人》里的“寻宝之旅”、《在美国》中的“列车剧场”以及《朝圣》里的“午后茶座”，这些重大时刻，成为主人公前后生活的分水岭和精神界碑，见证人物寻求答案和变革的行动。最后，弱写“故事”。桑塔格认为故事是容易获得的创作结果，而如何讲故事则更为艰难，她借鉴托马斯·曼慢条斯理布置环境的习惯，将说故事变成更加综合的事情。托马斯·曼的“慢速礼赞”是对细节的强化、环境的铺陈以及对故事性的弱写，这些在《床上的爱丽斯》等作品中体现得更明显。桑塔格认为，讲出一个故事远没有如何讲故事来得重要。

二、增容的审美“格局”

在《智慧工程》一文中，桑塔格高度肯定波兰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认为其过人之处在于“作者采用了多种文学体裁”。事实上，托马斯·曼和桑塔格两人均一直在积极尝试混合的文学写作，并且实践了“智慧工程”。

托马斯·曼的叙事文本一般都介于60万字到100万字之间，“他的小说动辄写800～1 000页(约瑟四部曲达1 500页)，论文动辄写50-100页(《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达500多页)。”[5](P111)而这些文本内容之广博，视角之宽阔，常常让人难望其项背，具有“大百科气象”和“杂学特征”。桑塔格认为：“小说的一个未来就以混合媒介的形式出现”[2](P177)，好的和坏的、跨界的内容都可以纳入其中，虽不同于托马斯·曼的长篇巨著，但桑塔格在小说文本中夹杂大量的医学、哲学、艺术、文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术概念和清单目录，使每一页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指南，常让人感叹“知识太少”。托马斯·曼和桑塔格二人都热衷于条目引导，试图筛选、挽留最有耐心和领悟力的阅读者。托马斯·曼挑战的是人的耐力和记忆力，而桑塔格挑战的是人的知识储备和消化能力，倾心打造全方位的智库大厦。尽管在托马斯·曼活着的时候，他的这一野心饱受诟病，而他也被人说成是“高级文抄公”和“文化市侩的百科全书”派，桑塔格也多次被质疑为“卖弄学术”和“思维凌乱”，但他们的成果卓著，给予了文学更多的弹力和维度，使文本趋向更为深广。

托马斯·曼的小说具有笔记和史料功能，全面涉及自然科学、宗教、艺术、心理学和政治等领域。桑塔格对智慧学科也表现出同样浓厚的兴趣，她和托马斯·曼对跨领域知识的野心完全一致。

首先，他们对疾病和现代医学均表现出较多的敏感度。《布登洛克一家》里提到了胃病、脑结核病、神经炎症、伤寒等疾病；《死于威尼斯》中谈及了欧洲流行病霍乱。《魔山》里大量涉及X光线、肺结核病治疗等医学内容。正如黄燎宇所言：“在欧美风靡近百年的肺病疗养院也许是人类最荒诞的医学发明之一,长篇小说《魔山》则为肺病疗养院留下一幅耐人寻味的文学素描。小说不仅记录了疗养院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疗养院大全,而且对袖珍痰盂、X光体检、心理分析这类医学领域的新生事物进行了饶有兴味、别具一格的描写。”[9](P1)托马斯·曼从身体疾病谈起，重点讨论了肺结核病的症状、诊疗以及相关学说和流派，包括“静卧疗法”“心理疗法”“音乐疗法”和“食物疗法”等。他从“肺结核疗养院”这一角度进行写作，是跨越学科界限的小说实验。姑且不论其是否科学，但小说直面疑惑、心理疾病和时代症候，完成了历史大数据的收集和归档。《浮士德博士》讨论了梅毒和精神病；以席勒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也讨论了疾病问题。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讨论了“伤风”“流行性感冒”和“急性胸病”，塑造了难于生活、艰于创作的席勒，表现了“沉重的时刻”之必然性和特殊性。毛亚斌在谈及疾病和诊疗的文化技术属性等问题时，把“文化技术四维度”界定为“符号维度”“工具维度”“感知维度”和“认知论维度”，认为“小说既是文学虚构世界里各种疾病的创造者，也是其阐释者和治疗者”[10](P69)。托马斯·曼的写作不仅开辟了现代小说的先河，也启示了疾病主题的创作，如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和《床上的爱丽斯》等。托马斯·曼的医学小说为文学注入了理性视角，形成了多维度对话框架，使虚构和非虚构创作打通了桥梁，提供了互为求证的条件。

桑塔格对疾病问题的关注集中体现在《疾病的隐喻》论文集中，她在这本书里讨论了癌症、结核病和艾滋病等世纪难题。同时，她和纳丁·戈迪默等人针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多次发起过演讲和号召。除此以外，桑塔格还在《床上的爱丽斯》里讨论了疾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疾病的隐喻》和《床上的爱丽斯》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托马斯·曼创作的启发之下完成的，前者借鉴了托马斯·曼对疾病现象背后社会问题的感受力，后者则用对话的形式延续了“山庄”疗养院的话题，让对话发生在医院的病房里，并续写了不同视角之间的冲突。值得一提的是，与托马斯·曼夸大某些疾病的神奇效能并强化疾病的意义符号的思考不同，桑塔格使疾病回到疾病本身以及其背后的思维定势和文化隐喻上，她认为“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才是“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11](P5)。

其次，对宗教问题，二人在作品中都有较多讨论，包括神秘主义、传统宗教、圣杯、信仰危机与分歧、瓦格纳宗教剧等问题。《浮士德博士》及《魔山》大量涉及瓦格纳音乐及宗教讨论；《汤豪舍》《帕西法尔》《罗恩格林》等音乐作品里则表达了救赎、寻找圣杯以及神秘主义主题(6)《帕西法尔》是瓦格纳创作完成于1879年的歌剧，也是其最后一部歌剧。其主人公帕西法尔带有“圣愚”的特点，是守卫圣杯的最终被选者。帕西法尔纯净、固执且愚钝，抵御了常人所抗拒不了的欲望，完成了凡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展现了瓦格纳晚年的宗教思想。。但在瓦格纳的问题上，托马斯·曼和桑塔格走向了不一样的道路。托马斯·曼对瓦格纳宗教音乐的关注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其后他发表了一些有关民族主义、犹太人问题以及艺术与政治关系等相关文章，托马斯·曼视瓦格纳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桑塔格则认为瓦格纳这一身份被各个阶段批评史所使用，例如纳粹也利用过瓦格纳这一艺术家身份，并且使之成为纳粹文艺的部分。因此，在对待瓦格纳时，桑塔格更多地是批评之批评，没有御用和政治目的，这种清醒和精准的批判是托马斯·曼所欠缺的。

再次，托马斯·曼和桑塔格在创作中对政治问题均表现出惊人的敏感与洞察力。他们都追随欧洲传统，都有不明显的犹太裔作家身份，都具有人文主义理想。托马斯·曼对于纳粹问题、民族主义以及欧洲民主进程等问题都有犀利的见解，从追随民族主义精神到走向反思和捍卫民主、理性原则，他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发现之旅。桑塔格则一直是左翼作家的代表，她曾参与萨拉热窝和平运动、访问考察越南、反思“9·11”事件、提出解散关塔那摩监狱建议等。桑塔格舍弃了托马斯·曼在某些问题方面的严肃性，可以体现为三个部分：首先，她舍弃了用一种方案解决一堆难题的方式；其次，她对音乐的政治属性界定与托马斯·曼不同；最后，她舍弃了“控诉者”和“被害人”的视角。例如，在纳粹问题上，托马斯·曼完全持否定态度，控诉和否定纳粹思想和文化成为其后半生重大的使命。但桑塔格却将纳粹的文化分解为多个层面。首先，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横空出现的怪物，相反，她认为这是和西方近现代历史密切相连的现象，甚至大部分欧洲人都与此脱离不了干系。其次，对这一历史产物，她试图从学理、多元和超越的视角去审视。在《迷人的法西斯》这篇杂文里，人们根本看不出她作为犹太裔的身份和心理芥蒂。她更中立、更严肃，不再以控诉者的身份出现，而更像冷静解剖病理的外科医生。她对严肃性的选择始于伦理的严肃性，但却终于学理的严肃性，超越了托马斯·曼的时代，甩开了其旧话题，更接近冷酷中立的福楼拜风格。

三、零度写作身份与严苛的洞察

“零度写作”的概念来自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译者李幼蒸认为：“巴尔特的文学‘中立主义’似乎是直接针对着萨特和左翼文学的‘介入道德’观的。”[12](P3)罗兰·巴尔特认为，“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12](P48)他认为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12](P48)。在语言和情绪被滥用的现代语境背景下，抽离身份和保持中立成为可贵的写作姿态。因此，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作家认同语言做减法的选择，强调放空文本的建筑空间。对此，桑塔格有颇多阐述，主要散见于《沉默的美学》《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纪念巴特》等论文里。零度写作理论提出的时间较晚，而零度创作姿态由来已久，早在平安时代就被紫式部用来打压和抨击以“主情”散文《枕草子》创作成名的清少纳言(7)紫式部评价清少纳言：“即使在清寂无聊的时候，也要装出感动入微的样子，这样的人就在每每不放过任何一件趣事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不良的轻浮态度。”这种评价除了政见和立场的区别，更多体现在创作理念上的疏离，因为紫式部更在意“不动声色”地表现、隐藏作家的心理轨迹，而清少纳言则更多偏向“主情至上”。克制和主情本无好坏之分，只是创作立场的差异而已。。后来的本雅明、加缪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中立”“悬置”“回避”等概念，这些都与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遥相呼应。托马斯·曼的时代没有“零度写作”理论，但他的创作保持零度姿态，减少情感的浸入和情绪化的波动，高度克制作家自我，并在《魔山》里获得实现。

《魔山》连绵不断，蔚然成片，但实际是由大量断裂的碎块组织起来的超级文本。而这种断裂和碎片化的书写结构，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最常见的表征。《魔山》里的片段絮语体现了作品分层的时间流动，例如，高山上的时间和平地上的时间是两套系统；同时，也体现了不同文化板块之间的不可渗透和对抗，例如，在午餐时间里，人们的桌子分区域、固定化，且每个人都遵守着独立的秩序，而日内瓦肺病疗养院里的争吵也让人习以为常。托马斯·曼没有将封闭的疗养院塑造为乌托邦式的整体，也没有将个体之间的争吵扩大成不可黏合的裂痕。事实上，他大量地制造裂隙、断层、碰撞和分流，又让它们组合成有机整体。一个小小的疗养院包藏着来自斯拉夫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蒙古文化等多重内容，它是“战场”，也是“赋格曲”[13](P106)。一个充斥着各种碎片和争吵声的小说文本是没有中心叙事者的，但是它能够被组织和黏合到一起，全部归于正在“凝视”着的、专注的观望者。自从来到高山探亲，汉斯的见习工程师身份不见了，世俗背景逐渐丢失，而在约阿希姆病逝以后，他又失去了亲缘的见证人，成为一个真正的“看客”。游荡在疗养院和氧气稀薄的雪地里，失去地缘和亲缘关系的汉斯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全新的身份。他观看过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精彩绝伦的舌战，多次被二人游说拉拢，最终却不了了之；他曾与表兄约阿希姆朝夕相处，尊重其严苛自律的军人习惯，但自己却对此油盐不进；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和游方术士向他展示最新的弗洛伊德学说和“回魂术”，想让他变成玄学派信徒，他却保持冷漠，缄口不言。

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的记忆和贮存空间有限，因此造成了人们在记忆时顾此失彼。面对浩如烟海的百科条目，汉斯却在做减法。在甄别和筛选过程中，他习惯参照多组具有对抗性的主体介入实验过程。而他本人却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价值中立是一种意义的悬置和暂时休止”[14](P124)，我们可以把这一种选择称之为身份隔离和立场休止。

从平原到高山探亲的汉斯发生了身份中止和立场休假。在这段被以游客、亲友和病人命名的身份阶段里，汉斯的精神轨迹是半明半暗的。我们知道，对于长在个体记忆深处和融化为自然行为习惯的精神界面，人们往往不必言说。就像《伊利亚特》里，拉奥孔被杀、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默斯特拉的恩怨情仇并未被正面描述；《牧歌》里，维吉尔房屋和雇佣军征用其物产并未被明确书写。这些未细说的故事如同绘画中的暗淡底纹，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因此，人们看不到汉斯精准的个人身份，对其认知更多来自频繁的辩论、宴席和与他者的对比中。

汉斯是托马斯·曼在1924年创造出来的零度观众，其零度身份对桑塔格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年少时挖掘隧道的桑塔格和汉斯一样充满好奇、迷茫并野蛮生长。在他们的周围一直不缺好为人师的尊者和说客，但他们并未急于接纳，而是选择旅行和游荡。汉斯在疗养院之旅中见识到的“精神瘫痪”“人文主义”“基督教神学”“免疫疗法”和“享乐主义”等学说，均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让汉斯的茫然、冷漠和中立显得合情合理。而桑塔格在《魔山》里看到了但丁穿越黑暗森林式的风险、激荡和智性的英雄主义。正如人们始终难以完整地复原托马斯·曼究竟在7章共66万字里总共写了多少人的争吵，人们同样也无法将桑塔格的思想以线式的脉络归档整理，因为，分离和争执是其美学实践的核心。桑塔格在《火山恋人》小说中用了6种叙事视角，取缔了传统的“全知全能”和常见的“双视角”。当6个人在讲同一段历史时，每个人的叙述情感、讲述主体和聚焦姿态都是不同的，就像《罗生门》中的多元叙事一样，这给小说带来了旖旎的风貌。桑塔格让小说变成了活的话语体系，去除了文本中心，让故事走向“流浪”。这种以复原和打捞为目的的创作理念，让分离和对抗成为新的美学特质，此美学风格正是桑塔格在《魔山》里所汲取到的冒险、激荡和智性的英雄主义，同时，桑塔格文本中的洋葱结构及其留下的巨大艺术空洞也恰是基于对《魔山》的回应。

托马斯·曼和桑塔格从事零度写作的意义在于，他们发现这一世界和生命的本质是不确定的和碎片化的。“生命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才发现它充满无数个岔道。”“而人作为个体面对这一世界时，看到的是碎片化的世界。”托马斯·曼和桑塔格都站在欧洲传统文明丰厚辽阔的精神大地之上，他们发现没有哪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能够完整地解释一切。既然如此，那么文字的创造就可以成为具象化的表述和知识性的穿越、浏览和对视。《魔山》成为智性至上的百科全览，它提供给医院、疗养院、军队、政府、神学院、学术机构以及各种团体以参照背景；《在美国》《疾病的隐喻》《火山恋人》和《床上的爱丽斯》等文本为歌剧院、癌症研究所、考古学学者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等都提供了想象力和细节。《魔山》里那个一直在看、听、观察和游离的汉斯启示了桑塔格，因为游离和观看的意义远远大于确定和定义本身。所以桑塔格说：“我反对阐释。”这些建立在本雅明历史之凝视、托马斯·曼高山之凝视基础上的发现，让艺术审美充分走向现代性。

现代性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打破樊篱、跨越时间流以及建立更多的可能性，而凝视是必要的抽离和情感的克制，可以让更多的现实面孔得以呈现，留下更多思考和联结的时间。正如桑塔格在《火山恋人》中写道的那样：“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他们有两副面孔——即使那些表里如一身体力行的奉承者也不例外。”[15](159)这段话清楚地表述了他们对待艺术审美的态度：专注于艺术，但恰当地保持距离。

四、结语

托马斯·曼和桑塔格在艺术创造路径上都趋向严肃化，他们野心勃勃，期待打造百科全书式的智库大厦，远离“亲合力”，主动踏向“精神受难”之旅，同时，他们崇敬艺术，强调零度介入和审美。在创作实践的对话中实现了美学实践的高度契合，体现了他们对全才式理智时代的留恋，这也是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必然选择。值得留意的是，托马斯·曼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圆形之路，从起点到终点，看似没有变化并归于起点——正像歌德《浮士德》中的自我发现之路，结构为圆形，回答是微妙而确定的；而桑塔格的审美路径更像是云层结构，如德勒兹的游牧者之旅，哪里有水草，哪里就会有停顿，其思维的触角体现为无限延伸、无限壮大并自成一体。作为欧洲知识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文学文本，托马斯·曼和桑塔格之间形成的互文对话形式，成为西方文学史上“青藜学士”“拔新领异”的又一种典范，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文本阐释的直接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