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昕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03)

20世纪30年代，战争打破了中国文化原有的运动形式，形成以“救亡”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氛围，进而影响到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态，使其创作观念、姿态以及作品的题材、风格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整体来看，抗战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流动性特征。抗战文学是在战时中国政治、地理分异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区域成为抗战文学在地理上的主要空间架构形式，地域性鲜明。学界关于国统区内部诸多更细化的地域，如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的抗战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形之下，华南抗战文学研究比较沉寂。事实上，广州作为战时华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全面抗战开始特别是上海沦陷以后，接纳了大量由平津、上海和内地其他地区南迁而来的著名文化人和文化机构，为他们提供了场域、资源、人员等各种便利条件，使抗战文化活动得以继续开展，突出地体现了抗战文学的流动性。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广州一度成为国统区乃至全国的抗战文学、抗战文化重镇。广州沦陷之后，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机构转移至曲江、香港等华南其他地区，抗战文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文将以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间广州抗战文学生产为主要对象，分析广州作为文学中心所营构的战时文化场域对抗战文学的影响，勾勒横向的地理空间流动与纵向的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考察抗战文学外部空间与内部嬗变之间的互涉互渗，力图呈现文学地域性与流动性之间的系统动力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