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泰 然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朱德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德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自身在党、国家和军队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人民更加怀念和敬仰朱德。

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是周恩来对朱德革命生涯和巨大贡献的高度评价。1946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庆祝朱德60寿辰的大会，周恩来在祝词中指出：“亲爱的总司令，你六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1]

(一)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

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学习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生活。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均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的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步兵典操、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讲武堂还开设了图上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课程。对这些课程，朱德都刻苦学习。同时，朱德还学习了文化知识，诸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习军事学科”[2](P23)。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一种紧张而兴奋的全新生活，并有着一个能特别专心学习的环境。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说：“朱德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刻苦好学，即使是休息时间他也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3](P10)朱德的学习成绩相当突出，不论学科和术科，朱德都名列前茅，术科更是特别出众。

在军校学习的同时，朱德还受先进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和朱德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蓁、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朱德在讲武堂这个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里，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朱德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组织了一个“五华诗社”，诗社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自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正如朱德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4](P103)

1912年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学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他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2](P30)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正规教育和系统学习，为朱德参加辛亥革命在云南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云南边境剿匪活动，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以及参加后来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远涉重洋到马克思的故乡寻求革命真理

十年征战，十年思索。朱德开始感到以往中国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4](P154)。于是，他“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5]。为了去马克思的故乡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22年9月，朱德远涉重洋，于10月到达法国和德国(后又去了苏联)，开始了接受留学生教育的生涯。朱德在德国留学和苏联学习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和认真工作。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好友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当得知中国留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而负责者周恩来此时在德国这一消息时，朱德急忙赶往德国，在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恳切地陈述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学习和认真工作。在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1922年11月，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加入党组织后，朱德对学习不放松。

二是定期参加每星期三的党小组会，坚持写学习笔记。在德国，朱德都会参加中共留德组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的学习会或座谈会。他与大家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著作[6](P61)；阅读德国共产党党报《红旗》、共产国际出版的《英特纳雄耐尔》《国际通讯》等刊物，学习《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介绍国内外革命情况的书刊。同时，还就一些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学习中，朱德写了多本读书笔记，凡读过的书，大都写满了批注；在讨论中，他经常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体会，来帮助年轻党员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使他们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

三是刻苦学习德国语言文化，仔细考察德国社会历史状况。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因此，在柏林的半年中，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德语上。“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7](P88)他借助字典，阅读了不少德文书籍，还买了几箱子的德文书。同时，朱德还凭借一张柏林地图，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工厂等实地考察，对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等有着更直接和深入的了解与体验。1924年，他进入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在学习之余，还与好友孙炳文一起搞社会实践调查。

四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军事，协助教官讲解游击战术。1925年7月初，在党组织安排下，朱德到达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被邀请到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去演讲、参观，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宣传中国的革命运动。7月上旬至9月下旬，根据中共旅莫支部的安排，朱德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0月，朱德进入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村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学员队长。在课堂上，苏联教官讲解军事时，他负责军事教程解释等工作。学习之余，他还悉心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

(三)在60寿辰时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朱德从事军事活动和革命活动的时间既早且长。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到他60寿辰时，已有37年，周恩来、吴玉章等对此均有评价。比如，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60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1]吴玉章指出：“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8]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华诞。为坚决还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庆贺朱总司令60寿辰的活动。祝寿前夕，《解放日报》在11月27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庆贺朱德60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1886—1946》。从11月29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界，纷纷举行庆贺活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林彪、叶剑英都为朱德的60寿辰题词、撰文、致电，以示庆贺。12月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贺幛“万年长青”，毛泽东的题词“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朱总司令万岁”。中共中央的祝词指出：“人民庆祝你的60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60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民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今天的反动派虽然张牙舞爪，但是在毛泽东同志和你所领导的充满必胜信心的伟大人民队伍面前，不过是一个小指头罢了。你的奋斗经验告诉了人民，反动派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亲爱的朱德同志！你的60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佳节。”“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来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来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9]周恩来的祝词指出：“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1]此外，当时的《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发表了社论和短论，称赞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一贯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正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辉旗手之一，是中国民族与人民的伟大救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者之一，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上，“与毛泽东一样被人民喊出‘万岁’的只有朱德，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相提并论且画像挂在一起的也只有朱德。”[10](P33)

朱德在他60岁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在旧军队中，朱德奋斗了十余年；在革命队伍中，又奋斗了二十余年。正如周恩来所说：“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1]朱德60寿辰时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二、“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11]是刘伯承对朱德的敬赞。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个总司令，也是唯一的总司令。徐特立指出：“总司令过去是中国红军的总司令，抗日期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司令。中国人民自有史以来，自己有军队，自中国红军开始，自此也就有人民军队的总司令。”[12]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一直担任总司令，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

(一)首次提出游击战中的十六字诀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指挥军事，他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井冈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六字诀”。“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13](P4)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式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将其称为“十六字诀”[14](P35)。“朱毛”红军的作战经验，不仅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推广，对各地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六字诀”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朱德提出的“十六字诀”并不偶然，与他早年丰富的军事活动紧密相连。“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15](P126)“十六字诀”是朱德在军事上的一大创造，为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

(二)最早论述创造铁的红军的六个基本条件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人民战争及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的论述是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这些论述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朱德非常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掌握人民武装的重要性。

早在1930年5月，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召开半年来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提出了红军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这七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7月，朱德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这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提出了“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的军事思想，并具体阐明了创造铁的红军必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治训练的重要，军事技术的提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文章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铁的红军的创造，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进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需要来搜集并整理过去红军斗争的经验，切实依照上述的条件，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来完成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15](P6)。

特别是从政治和军事这两个方面，朱德对创造铁的红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应当无条件地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15](P2)。为了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他反复强调政治委员的责任，并提出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担当。他很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教育、政治训练和纪律教育，在1934年2月的全国红军首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并且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6](P156)。同时，朱德还是红军中比较早地提出军事辩证法的领导人，也是八路军中最早系统阐述持久战的领导人。

(三)系统阐述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1945年8月23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还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开延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朱德在送走他们的当天下午，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机关干部作报告时指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朱德认为，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我军取得了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华北连成一片，避免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东北有大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我们现在要派5万军队、万把干部插进去，将来还要派更多的人去[17](P1 204)。他同时还告诫大家：到东北去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公开、秘密、合法、非法、城市、乡村，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要做，是去争取3 000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我们大有希望。

朱德不仅对干部包括即将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分析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问题，还多次在中央会议上阐述东北的重要性问题。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沈阳市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东北的工作问题。9月17日，朱德又同刘少奇、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去冀东、热河一带。江南新四军主力必须转移到江北，调到冀东或山东，由山东调出部队去冀东或热河。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朱德和刘少奇、任弼时的意见。在9月19日和9月26日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仍强调争取东北的重要性。

(四)科学研究并总结一整套攻坚战经验

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五位中央书记进行了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负责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朱德、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朱德一到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后，即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会商，决定由聂荣臻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以往的作战经验教训。随后，又具体地帮助他们改组了野战军，建立了军区后勤部，使之各司其职。他的这些富有开拓意义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晋察冀野战军夺取6月中下旬的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和9月上旬的大清河北战役、10月中下旬的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清风店战役后，朱德又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考虑下一步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石家庄。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攻坚战正式开始。经过7天激战，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万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成功的范例。从战役前的准备、战役过程到战役后的总结，都凝聚了朱德的心血和汗水。朱德“科学总结了攻坚战术，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堑壕作业、集中火力兵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并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18](P59)。12月10日，朱德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信中总结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立即将朱德这封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朱德除具体指导石家庄攻坚战之外，还指导了晋冀鲁豫军区的临汾攻坚战。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攻坚尚无把握的关键时刻，朱德提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多，并提出两条攻坚方案：“强攻与长围。”[16](P664)

(五)提出一次性歼敌几个主力的“钓大鱼”作战办法

1948年5月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到濮阳视察华东野战军总部和第一兵团，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他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着重阐述了军事建设问题。针对中原地区的国民党主力第五军、第十一师和第七师，朱德指出：要想一些办法把敌人的这几个主力部队彻底搞光，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那么，怎样才能一次性把国民党的这几个主力部队彻底搞光呢？朱德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钩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15](P235)朱德的讲话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益，对全面提高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增强部队的革命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濮阳期间，朱德与第一兵团师以上干部逐一谈话，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又与陈毅、粟裕等一起，按照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中原战场的实际，制定了中原逐鹿计划[19](P205)。华东野战军整训完毕后，即按照朱德主持制定的作战方案，南渡黄河，与中原野战军等部队一起，全面展开了中原逐鹿战。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宛东、开封、雎杞、襄樊等战役的胜利，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对中央在中原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具体实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六)对决战的科学预见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朱德也同样在考虑战略决战的条件、时间和地点问题，并对三大决战进行了科学预见。特别是1948年9月13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上提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17](P1311)他是到总部作战局最多的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主要领导人，随时对各个战场进行指导。他对三大决战的科学预见，主要体现在四次总部作战局的讲话中。

第一次是1948年8月23日，朱德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第二次是1948年10月1日，朱德对各战略区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现在东北的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6日，朱德对三大决战的进程作出了预见。第四次是1948年11月26日，朱德指出：“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15](P245)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局势，对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和战略决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48年12月的全军后勤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年之内就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美国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的预言，认为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休整一下即横渡长江。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重大战役的具体进展，充分地展示了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统帅的精湛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朱德对三大决战的科学预见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总之，一方面，朱德有丰富的军旅实践与作战经验，科学的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身体力行游击战，得心应手运动战，系统阐述“持久战”，悉心研究攻坚战，科学预测大决战。正如叶剑英所说：“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大规模战役。”[20](P366)另一方面，朱德长期担任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从井冈山会师之日起，以军事而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所有其他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的所有其他元帅都做过朱德的搭档、副手或助手。因此，从这两方面来说，朱德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三、“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者

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6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要看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1]1963年3月，朱德提出了“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2](P1869)；1965年12月，朱德又提出：“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22](P1945)“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

新中国建立前，朱德就曾指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每个人都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了，生产要天天往上升，否则和敌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新中国建立后，朱德更加重视发展生产力，并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1957年1月5日，朱德在同薄一波谈话时指出：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22](P1576)。1962年2月26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汇报工作时指出：要发展生产，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22](P1826)“文化大革命”爆发半年前，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朱德仍然关心并大声疾呼发展生产。比如，1976年7月初，朱德对到医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22](P1998)

朱德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天下并执掌国家政权之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千方百计搞好经济建设。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朱德一贯重视和坚持的，它是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内容。

(二)经济建设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违反科学、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行为，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朱德认识到这一错误及其危害，并提出了具体的纠错办法。1958年的4月2日，朱德在全国煤矿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就不要讲。”[22](P1664)1958年12月17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需要补课。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样产品按人口平均能够超过人家，在生产方面还很落后，要教育大家不要自满。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吸取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22](P1707)这就告诫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中，一定要从国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1959年7月9日，朱德在同陶铸谈话时指出，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的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朱德主张，在经济建设中，全党都要学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行各业都要尊重客观规律；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商业工作要按照商业规律办事，商品生产也要运用价值规律，搞好商品流通。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执掌政权的党。朱德向全党同志指明了这一历史性变化，强调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诸如：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增强党的团结，正确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在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朱德一贯强调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坚决反对党内不良倾向，对党的执政建设问题非常重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一向反对特殊化，提出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使党的纪律能够约束住每一个党员干部”[23](P258)。朱德反对提亲排疏、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等宗派主义倾向，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朱德还具体阐述了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的问题。

朱德还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这一新角度，就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如必须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建设、加强党的团结和维护党的统一、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不断提高党员素质、正确理顺党政关系及其职能等。朱德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四)建立强大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指出：“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因而就要搞好国防。要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打。”[17](P1325)1951年4月20日，朱德在为《八一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这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军事上，必须通晓与掌握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及各兵种学术，并且有坚强的后方勤务工作。这支国防军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与准确性；必须有正规的生活秩序及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总之，必须有高度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16](P779)他还就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对现代化的军队来讲，关键要把人现代化起来。朱德指出：“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同样是不可能的。”[15](P326)所以，他始终把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放在军队现代化的首位，特别重视干部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朱德对坦克兵、工程兵、炮兵、装甲兵、铁道兵、通信兵和军事院校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并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外国先进技术。朱德比较早地重视发展尖端武器的问题。1960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2](P759)

(五)开展对外关系和加强外贸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朱德虽然没有分管外交工作，但对外交工作特别是外贸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有着丰富的实践活动。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期间，朱德在各地视察和调查，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国务活动。其中包括：1955年8月率团前往朝鲜；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率团访问东欧五国和苏联、蒙古；1957年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959年3月率团前往波兰、匈牙利。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早的几页绚丽篇章之一”[24](P186)。朱德利用出国访问和接见外宾等，开展对外关系的活动。“建国后，他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加强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经济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国家经济文化交往。”[2](P800)

朱德十分重视外贸工作。他既阐述了发展对外贸易的意义，如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内销要服从外销，又阐述了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如要同苏联及兄弟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要准确地解决对外贸易的货源问题，要搞到更多的外汇，要发展转口贸易。1958年1月10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积极发展同苏联和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支持亚洲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22](P1648)1961年3月13日，在广州召开的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朱德在讲话中提出了外贸工作要“以进养出”，“以出带进”，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具体阐述。

“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得益于朱德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高尚的理论品格、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既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补充、丰富与发展，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铺垫、依据与来源。

四、结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又是朱德诞辰135周年。这个时候，回顾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结合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朱德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同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朱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和各地具体实际的主张、设想或理论，这些主张、设想或理论，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朱德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21]。从朱德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是充满坎坷曲折而伟大传奇的一生；从朱德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可以看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和“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