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子 扬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

一、引 言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并促使“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新阶段的目标任务。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为到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远景目标，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1］。可见，这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既对我国“三农”工作作出新的部署，也将乡村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范畴，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乡村建设行动”这一概念被写入中央文件属于首次，但乡村建设实践却在我国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正如王春光［2］所言，乡村建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无法回避的且是难点、重点和短板的角色。可见，我国乡村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从未间断，贯穿于整个社会转型发展的始终，长期和国家建设充满张力地缠绕在一起，并由一种实在行动演变成为一种立场或生活态度。因此，温铁军等［3］明确指出，百年乡村建设有其内在的连续性，经历了“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等阶段，因而必须“跳出乡建看乡建”，打破历史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时空、叙述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割裂状态，并运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视角对其基本脉络、演进逻辑加以梳理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