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横浦集》是南宋理学家张九成的文集，宋、明、清代有传刻。宋刻本藏书印揭示此书明清之际先后经孙奇逢、翁嵩年、徐乾学递藏。明刻本中方士骐本翻印自吴惟明本，对校后发现两本间及各自内部均有异文变化。方士骐本虽然后出，实际流传范围应超过吴惟明本，清代钞、刻本异文皆受其影响。清本中，康熙张鸣皋刻本以方刊本残本为底本，是一种未完成本。四库之文津阁、文渊阁两本源自同一方刊本，这一底本与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者关系最近，其中文津阁本又比文渊阁本更忠于底本。

关键词：张九成;《横浦集》;版本源流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无垢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从杨时学，为两宋间理学名家。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一，官至刑部侍郎。因忤秦桧，谪居南安军十四年，故又号横浦先生。绍兴二十九年（1159）辞世，有《横浦集》二十卷、《横浦心传录》三卷、《横浦日新》一卷、《孟子传》二十九卷等著作传世。本文意在考察《横浦集》二十卷的版本流传状况。

在现有研究中，仅杨新勋《张九成〈横浦集〉宋本刊刻考》{1}一文专题考察了《横浦集》宋刻本的版本状况，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2}、杨新勋《张九成集》“整理前言”③相关章节介绍了诸本概貌。此外，尹波、朱天《张九成著述考》{4}，李春颖《张九成著作考证》{5}，杨新勋《张九成作品考述》⑥等三篇著述考，亦涉及了《横浦集》版本流传问题。目前，各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刻本方面，對《横浦集》明清两代传本的关注不多，版本源流描述亦较为简单。

然而一方面，宋刻本为海内孤本，缺乏同时期对校本，且序跋存录较为完整，版本细节清晰，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宋刻本价值虽高，却长期被收藏家视作秘珍，实际流通范围有限。客观上《横浦集》在明清以来真正通行的是明刻本，清代刻、抄本源头亦在明本，但学界一直以来对于《横浦集》两种明刻本间具体差异缺乏清晰认识，始终将方士骐本视为吴惟明本附庸，几种整理本对吴、方二本间异文校得亦不仔细。明版情况已有模糊之处，清本更易受到轻视，清刻仅存之康熙本目前尚无研究，四库底本亦被笼统定为吴刻。从文献整理角度出发重视宋本当然有益，但不应因此忽略实际历史场景中流传范围更广的其他版本。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明刻本为枢纽系统梳理存世诸本，并重点考察《横浦集》在明清两代的版本及流传情况。

《宋人别集叙录》{7}与《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1}著录《横浦集》版本皆为五种，其中：宋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本文使用的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2};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吴惟明刻本，本文使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方士骐重刊本，本文所用者为国家图书馆藏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张鸣皋重刻十四卷本，仅藏于上海图书馆，笔者目验;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曾抄入此书，现以影印文渊阁、文津阁本与诸本对校。此外，1925年张元济涉园清绮斋尝据吴惟明本影印，今上海图书馆藏吴刊本有张元济跋③，当即其底本，亦援以比勘。

下面逐一介绍各本情况：

一、宋刻本在明清两代的递藏

宋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顺鱼尾。书口上方多刻板片字数，下方有页码及刻工姓名，中间部分则是书（卷）名、卷数等信息。版式方面唯书口上端刻有刻字数一点，少为学者留意，概因原书难得一睹，再造善本虽然影印逼真但版心折损较多，细节难免模糊。经过对版心保留较为完整的多页比对计算，可判断书口上端残留的三至四字是具体板片的刻字数，统计方式为每页剔去正文空白字并计入上、下鱼尾间字数。

关于宋本的避讳情况，杨新勋《刊刻考》指出宋本避圣祖、宣祖、太祖、仁宗、钦宗、孝宗、光宗、宁宗讳，不讳理宗、度宗，许多嫌名不讳。{4}除《刊刻考》已提及之讳主、讳字外，宋刻本当避神宗“勖”字，例见卷一〇《君奭论》“汝明勖偶王”句。又疑避“构”字讳，卷一三“一阴在下生，其卦为姤”之“姤”，宋本作“辶”，他本皆作“姤”;“遘”与“姤”通，唐石经《杂卦》中尚有这一写法，此处“辶”疑是“遘”之省文，所阙“冓”形似为避高宗讳。

明清两代书目中多有关于宋刻本《横浦集》的记载。如《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横浦文集》一部五册，全”;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卷一三载“五册，二十卷”;徐■《徐氏家藏书目》卷六录为“二十卷”;季振宜《季苍苇书目》之“宋元杂版”著录“《宋横浦张九成集》二十三卷”等。诸书目多未涉及宋刻本的具体特征，册数亦与今传本不符（国图藏本共八册），未能提供更多有效的递藏信息。

到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与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信息已与今传本相符，《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谓其为“昆山徐氏藏本”，所列诸卷收藏印鉴与今本相同，可知此本先由徐乾学收藏，后于乾隆间入藏内府。据刘蔷《天禄琳琅知见书录》考证，宋刻本《横浦集》于宣统十四年（1922）被逊帝溥仪赐予溥杰，1952年由琉璃厂丽生书局收得，与宋版《汉隽》《后村居士集》同归文物局{5}。宋刻本自徐乾学以来的收藏状况相对清晰，而徐氏以前的情况尚待进一步分析。

宋刻本目录页一右下有三枚收藏印，自上而下分别为朱文“萝轩审定”、白文“兼山堂图书”、朱文“清白之遗”，三方印的主人少有学者注意。杨新勋《张九成作品考述》指出“兼山堂”为孙奇逢堂号，判断孙氏在徐乾学前收藏过此书，但未考察另两方印记。⑥实则，“萝轩审定”印曾钤于多种传世藏品中，为清康熙年间书画家翁嵩年（号萝轩）之印。{7}“清白之遗”情况则略为复杂，于此略加说明。

赖福顺在《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中判断该印亦为翁嵩年藏印，但仅例举出《石渠宝笈》卷二六董其昌《仿倪瓒笔意》“下有萝轩审定、清白之遗二印”{1}，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而这至多说明两印在《仿倪瓒笔意》中钤盖位置亦较接近。经笔者搜考，《仿倪瓒笔意》外尚有《唐寅品茶图》的收藏印记中也同时出现了“萝轩审定”“清白之遗”（《西清劄记》卷一），且与宋刻本《横浦集》钤盖次序相同，皆为两印之间夹一方白文“兼山堂图书”。

《仿倪瓒笔意》藏于故宫博物院，《唐寅品茶图》藏于台北故宫，笔者将两件文物图片与宋刻本《横浦集》对比后发现，三件文物中“萝轩审定”与“清白之遗”两印始终上下排列钤于同一角落，而与其他印记相隔疏远无明显联系，具体推测二者为配合使用之组印。又两枚印章刻法相近，尽管三处钤盖效果并不完全一致，但“清白之遗”总是在线条上表现出与“萝轩审定”相呼应，当属有意为之。此外，再造善本印泥颜色复原较真，能看出“萝轩审定”与“清白之遗”印色接近，而与“兼山堂图书”形成明显色差。综上，本文亦判断“清白之遗”为翁嵩年收藏印。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人，年辈长于翁嵩年许多，宋刻本《横浦集》大概经孙奇逢之手转藏于翁嵩年。又康熙十一年（1672）翁嵩年举顺天府乡试{2}，徐乾学为此试副考官③，即徐为翁之座师，或是在二人交游中宋刻本《横浦集》收入传是楼。

以上是宋刻本《横浦集》在明清两代的情况，此本基本保存在收藏家手中，且长期贮藏内府，可知流传范围有限。

二、吴刊本、方刊本比勘

吴刊本卷首焦竑《书张横浦先生集》云，“余家藏先生集二十卷，《心传录》三卷，《日新》一卷，《家传》一卷，《孟子发题》一卷。新安吴康虞氏谓大有裨于学者，为手校而梓行于世”，落款为万历甲寅，知此本以焦竑家藏本为底本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宋本墨钉在吴刊本中多以空字呈现，考虑到宋刻本与吴刊本之间并无其他刻本行世，推测焦竑家藏本当即源自宋刻本系统。

吴刻次年，海昌令方士骐以吴刊本为底本又刻此书，事见卷首黄汝亨《重刊横浦先生文集序》，“是集吴康虞氏刻之南中，焦先生为序，而海昌令方君以横浦家在海昌，景行其哲，重刻之”。方刊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单鱼尾，与吴刊本版式完全相同。两本字体皆为方正瘦硬之典型“宋体”，但撇画差异较为明显，知方本为翻刻而非挖改。

卷一首页落款，宋刻本作“门人郎晔编”，吴刊本作“门人郎晔编”“后学吴惟明校梓”。方刊本则作“宋子韶张九成著”“明后学冲吾方士骐重校梓”，掩去了郎晔、吴惟明两位中间整理者。吴刊本卷首尾作“横浦先生文集卷X”或“横浦先生文集卷之X”，与版心卷数对应，保留了宋刻本特征。方刊本则在卷首尾标卷次时增加了“重刊”二字，但并未改动版心。可知方刊本与吴刊本总体面貌趋同，仅在卷首尾及落款等处做了简单增改。

文本内部，目前可资利用的吴刊本、方刊本异文校勘成果很少。如张元济影印本序称方刊本“中有残阙，且字多舛讹”非为善本{4}，然所附校勘记实未用方刊本对校。《全宋诗》《全宋文》分收张九成诗、文，各以宋刻本、吴刊本为底本，但受体例影响，两书整理者对二本间异文亦少有关注。杨新勋校《张九成集》名义上诸本皆校，实际工作难免有所偏重，对方刊本使用有限。李春颖《张九成文集》自叙参校方刊本，实则只是把方刊本与吴刊本混视为“明万历本”。刘健雄撰《〈横浦集〉校勘献疑》补杨书颇多，但并未提供吴、方二本间新的有效异文。

以往校勘中方刊本多被视为吴刊本之附庸，并未受到独立关注，因此二本间异文情况尚未有效厘析。有鉴于此，笔者据所见四种版本，重新对校吴、方二本，并择价值较高之异文制表如下，分类梳理：

第一、二、四、五、八、十一等六条异文，皆为两种吴刊本保留了宋本原字，而两种方刊本改字。方刊本卷六《禹贡论》“尽载以奏于上”作“乐于上”尚勉强可通，卷一一《吕刑论》“伯囧”作“伯固”则表现出刻书人对《尚书》典故不熟，至于“删涧”“尊玉”“病日”“记奇”诸条更属文意不通之明显形讹。这与张元济所说“中有残阙，且字多舛讹”基本相符。此外，考虑到在吴刊本与宋本的二十多条异文中，方刊本与吴刊本基本一致{2}，就是说在吴刊本改字的基础上，方刊本又增改了一批字，据此评方刊本等而下之并不为过。

分析第三、六、九这三条异文，发现吴刊本中，张氏影印底本在北大藏吴刊本基础上也有不少改动。卷一九“书司马温公咨白”之题名变为“书司马温公咨”，卷九《洛诰论》“余以日月考之”叠用“余”字，以及卷一五《孟子拾遗》中“与国战”改为“与战国”，都先发生于张氏影印底本，尔后又被方刊本整体继承。这说明方刊本的祖本，与北大藏吴刊本关系较远，而与张氏影印底本关系较近。

从第七、十二、十三、十四等四条异文来看，方刊本中，国图藏本在北大藏本基础上也有增改。卷一五《孟子拾遗》“学者不可不考”之“考”字，宋刻本、北大藏吴刊本、张氏影印底本、北大藏方刊本作“考”，国图藏方刊本作“致”。卷二〇《廖守墓志铭》“遇不可则”之“则”，宋刻本、北大藏吴刊本、张氏影印底本、北大藏方刊本作“则”，国图藏方刊本作“测”;同卷《黄吏部墓志铭》“第偏亲垂白”之“偏”，宋刻本、两种吴刊本、北大藏方刊本皆作“偏”，国图藏方刊本作“老”;同篇“缘官寺进者”之“官”， 诸本皆作“官”，国图藏方刊本作“宫”。这说明国图藏方刊本在时间上应晚于北大藏方刊本。

第十条异文则较完整地反映了明刻本的改动过程。卷二〇《祭虞深之》“凛乎惟公”之“惟”字，宋本原残左半形似“隹”。北大藏吴刊本补为“维”，发生了首次变动;张氏影印底本作“虽”，是二次更改;北大和国图藏方刊本作“我”，就是第三次变化，这很好地体现了明刻本内部诸本的层次。结合上文，据此可梳理出宋刻本——北大藏吴刊本——张氏影印底本——北大藏方刊本——国图藏方刊本，这样一条大致的异文演进线索，为考察清代诸本的具体底本来源提供更多层次的异文依据。

三、康熙本发覆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張鸣皋重刻《横浦先生文集》十四卷，是《横浦集》唯一的清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这一版本过去仅见著录，尚无学者系统研究，下文梳理一下此书情况。

康熙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式与吴刊本、方刊本相同。张鸣皋生平暂不详，据书首海昌县令黄丞琏序知为九成后裔。次附张榕《重刊横浦先生家传》，传尾落款为“顺治甲午岁孟春十五世孙鸣皋重梓，男圣时，侄孝友”，则张鸣皋为九成十五世孙，在顺治十一年（1654）时已携子侄刊刻此书。此本卷一三有傅增湘先生朱笔校{1}，校文数量不多，仅用《名贤文萃》卷二〇校《乡党论》一篇而已。

此本今存十四卷、附录一卷，依性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卷一至四，卷六至卷一三，共十二卷，其中卷一至四，卷六至卷一二，与两种明刻本卷次内容对应，卷一三则与明刻本卷五内容一致。第二类是卷一四，只有一篇文字，共三个筒子页，内容是原属明刻本卷二〇的《祭坟园神》。第三类是卷五，为重辑之“论语颂”，卷首落款“十五世孙鸣皋、仝男、圣时编次”。最后是附录一卷，内容为张鸣皋所辑之《无垢公遗迹》。附录部分没有鱼尾，版心上方刻“无垢公遗迹”、下标页码，共四页，第四页为抄补。内容包括张九成《序侯兔荒洞铭》《灵泉井》诗，苏平、许相卿、烟霞子、徐启明等人诗五首，及《祠碑自赞》《祀无垢先生祠文》《张文忠公祠》三篇文字。

本文对康熙本有三个判断，首先，康熙本的底本应当是方刊本。康熙本异文状况亦与方刊本基本保持一致，如卷六《禹贡论》中“尽载以奏于上”之“奏”，宋刻本、吴刊本作“奏”，方刊本作“乐”，文渊阁四库本作“闻”，而康熙本正作“乐”。又此本每卷首尾皆称“重刊横浦先生文集”，与方刊本同，与宋刻本及吴刊本异，可知康熙本以方刊本为底本。又张鸣皋并非照翻方刊本，而是做过少量校补工作，如卷一《食苦笋》“开樽□幽独”，第三字宋、明本皆阙，至康熙本补上“似”字。

其次，康熙本所据底本应是一种残本。康熙本残缺的七卷多文字在底本当已不存，这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康熙本中有大量墨钉。对比北大藏方刊本、国图藏方刊本和康熙本后可发现，康熙本墨钉远较方刊本为多，许多方刊本中的单字乃至成行的文字，在康熙本中都被打上了墨钉，例如卷一《庚午正月七夜自咏》中“所谐”“雕”诸字，这指向张鸣皋所见底本已残缺不全。二是康熙本卷一四反常的排版状况。该卷共三个筒子页，无卷首尾标识，版心亦未标卷次，仅一篇文字，对应方刊本卷二〇之《祭坟园神》。康熙本与方刊本卷次对应的十二卷，因为版式相同，所以文字页码、位置完全一致。方刊本中《祭坟园神》是从卷二〇第四页第十七行开始刻的，而康熙本却从卷十四首行起刻，且未做任何卷次说明，这指向张鸣皋所用方刊本底本卷二〇就已经残缺。

最后，康熙本应该是一种未完成本。这一方面表现在康熙本版式特征尚不统一，多有粗疏。如方刊本全用白鱼尾，康熙本则无论各卷间还是同卷中都时黑时白。再如方刊本版心一般标识卷数，康熙本版心“卷”下当刻数字的位置，有时被打上了一到两个字的墨钉，有时既无墨钉也无数字。如卷一二共廿二页，其中页一、二、四，版心只标“卷”字;页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二十是“卷”加墨钉;其余各页版心却又完整标出了“卷十二”。再如康熙本卷七已标“重刊横浦先生文集卷七”，却又在“七”字下打上墨钉。这些并无规律的现象解释为刊刻初期尚未统一处理比较合适。

另一方面，这表现在康熙本在方刊本上试图增改的内容呈现出未完成态。康熙本在版心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如部分卷一书页可见“古诗一”，卷二书页可见“古诗二”等等;但卷九、卷一〇、卷一一等三卷，却未见类似增改标志。再如，方刊本卷一落款为“宋子韶张九成著”“明后学冲吾方士骐重校梓”，康熙本此二行全为墨钉，应是刊刻者有意挖改，但尚未补入。又如方刊本卷五被康熙本排在卷一三，卷五则替为“论语颂”，但两卷都没有卷次标识，疑在装帧环节卷次错位。这些都说明张鸣皋的整理刊刻工作实际并未做完。

从顺治十一年（1654）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已历三十年，康熙本何以尚未刻完，黄丞琏序云，“集凡一百有八卷，后人清贫，不克尽梓行世，先其少少者，将以次从事，续成大观”{1}，原因当在“后人清贫，不克尽梓”八字。

四、四库本溯源

《四库全书总目》载《横浦集》为江苏巡抚采进本{2}，《四库采进书目》“江苏省第一次书目”著录“橫浦（先生文）集（二十卷，心传录三卷，日新一卷）”③，皆未提供具体版本特征。《宋人别集叙录》据《提要》“原本附刻《心传》、《日新》二录”{4}判断底本为吴刊本，但附二录乃明刻本总特征，难以判断为吴、方二本中哪一种。方刊本虽为吴刊本之翻版，但二本间尚存诸多异文，确定四库本底本，仍需通过校勘获得文本内证。

上文已经分析过两种明刻本的异文对比，现只需择取其中差异较明显者，与四库本对校即可，整理后得到下列表格：

分析表中八条异文，会发现四库本实际涉及了多个层次的异文变化。按照控制变量的逻辑，首先找出吴刊本、方刊本、四库本各系统内部一致的异文，可据此考察四库本与吴刊本、方刊本两个系统的整体渊源。这样只有异文五符合条件，宋本卷二〇《祭黄元龙》中“讣音告哀”之“讣音”二字，在北大藏吴刊本和张氏影印底本中尚未讹变，但到北大及国图藏方刊本中已形讹为“记奇”，这指向“记奇”是方刊本整体的异文特征。两种四库本共同出现的是“记奇”而非“讣音”，则说明四库本文本整体上继承了方刊本。

其次，找出四库本整体一致而方刊本内部有异文的例子，以探讨四库本与北大藏方刊本和国图藏方刊本间的亲疏关系。符合条件者为第二、六、七条，卷一五“学者不可不考”的“考”字，宋刻本、北大藏吴刊本、张氏影印底本、北大藏方刊本皆作“考”，国图藏方刊本讹为“致”，而两种四库本仍作“考”。卷二〇“遇不可则”之“则”，“第偏亲垂白”之“偏”，都是仅在国图藏方刊本中发生讹误，而两种四库本与其他诸本保持一致。这说明四库本底本更接近于北大藏方刊本，异文演变尚未至国图藏方刊本阶段。

再次，找出方刊本整体一致而四库本内部有异文者，以比较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的区别。符合者为异文一、三，宋刻本《禹贡论》“尽载以奏于上”的“奏”字，至方刊本中已讹为“乐”，文津阁本照录“乐”字，而文渊阁本则改作此前诸本未出现过的“闻”字。类似的，宋刻本《与常子正中丞书》“病目就医”之“目”，北大藏吴刊本和张氏影印底本中尚作“目”，北大和国图藏方刊本中已讹为“日”，文津阁本照抄“日”字，而文渊阁本整理者则理校回“目”。异文八的情况亦近似，《黄吏部墓志铭》“缘官寺进者”之“官”字，文津阁本从宋刻本、吴刊本、北大藏方刊本作“官”，文渊阁本则改作“宦”。这说明，比较而言文津阁本更遵从底本，文渊阁本的整理者校改更多。

最后，以更接近底本的文津阁本与北大藏吴刊本、张氏影印底本、北大藏方刊本、国图藏方刊本对校，可以发现在八条异文中，四种明刻本与文津阁本异文相同的数目分别为四、五、七、三，这说明文津阁本的底本更接近于北大藏方刊本，结论与上文逐层推论保持一致，异文现象得到了拟合。

通过上述异文比对分析，本文判断四库本的底本是一种与北大藏方刊本最接近的方刊本，而不是祝尚书先生判断的吴刊本。此外，进一步考证可判断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出自同一个实物刻本。明刻本卷一六第三页，内容为《谢举之字序》下半及《徐宗义、宗礼字序》上半部分。文津阁本“安能济”下注“阙”，空两个半页余纸，接“此名而人或呼此字”;文渊阁本“安能济”下径作“乎将闻此名而人或呼此字”。然明刻本“此名而人或呼此字”上并无“乎将闻”三字，而是“……宾友或称”，实则两种四库本缺同一张筒子页，只是文渊阁本填了“乎将闻”三字，將《谢举之字序》《徐宗义、宗礼字序》二文粘合在了一起。本文所用四种明本皆未缺少此页，说明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出自同一个缺少该页的底本。

五、结语

综上所述，《横浦集》的版本源流可概括为：宋刻本——北大藏吴刊本——张氏影印底本吴刊本——北大藏方刊本/四库底本方刊本——国图藏方刊本——四库本。清代写、刻本的直接源头都可追溯到方刊本，部分线索指向后出的方刊本虽然质量较差，在实际流通中或更易获得。如张元济《景印明万历刻本〈横浦文集〉跋》中云，“有明两本，距今三百余年，亦寥落如晨星。吾乡钱警石求之至二十年，仅得其一”，钱泰吉所得者即方刻本。{1}张元济家藏本也是方刊本，后“思得吴氏万历甲寅原刻，搜访有年”{2}方获之。

作者简介：刘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