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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报》重编与重印研究

2021-12-24[日]八百谷晃义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1年4期

[日]八百谷晃义

摘  要:本文讨论维新运动时期在湖南长沙发行的《湘学报》被反复重印、重编的史事,展现出在先行研究中鲜少被关注的晚清报刊内容流通的状况。晚清报刊的流通网络有不可忽视的局限,存在着很大的地域性差异。《湘学报》也一直无法解决在派报上存在的问题。部分书贾在《湘学报》流通的困难上看出商机,制造了“盗版”《湘学报》。此种“盗版”虽然对原出版者来说“可恶之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湘学报》流通上的空白。进入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湘学报》还以不同的方式继续重编。这是因为《湘学报》避谈政治的办报风格,在义和团战争后的敏感时期,颇受书商和读者的青睐。另外,清末新政时期科举改制,给《湘学报》的内容赋予了考试参考书的意义。这些政治与改革的形势,都给《湘学报》的重编、重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湘学报》;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科举改制

一、前言

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领域中,报刊作为各派政治人物言论的载体,一直被认为是核心史料之一。但在比较传统的研究框架中,多以论述报刊文章的思想内容为主,报刊自身的经营以及流通等问题却很少受到重视。不过,大概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报刊本身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很多研究成果。

就维新运动的研究领域而言,汤志钧、徐松荣等学者对维新运动时期所发行的全国报刊进行过初步整理{1}。进入21世纪后,不少学者开始讨论报刊在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的作用。其中李仁渊、章清等人的研究,可谓代表性成果{2}。

最近有关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关注报刊读者的“阅读史”研究和讨论个别报刊的个案研究。关于前者,除了上引章清的研究以外,还有潘光哲对包括报刊在内的西学书籍如何被阅读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提出了“知识仓库”的概念。据潘光哲研究,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撰写和编辑诸多西学书籍,建构了一种西学的“知识仓库”。“知识仓库”的内容不断被更新,但晚清的书籍流通网络有限,当时大部分人士只能接触到“知识仓库”的一部分,很难弄清全貌③。

关于报刊的个案研究,选题上有明显的偏向,很多成果集中在《时务报》{4},或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核心人物有密切关系,并积极支持维新运动的《知新报》《国闻报》等报刊{1}上。至于其他报刊,即使在研究里有所涉及,但除了简略介绍基本信息以外,大部分都未进行深入研究。如最近对杭州《经世报》进行了详尽研究的徐佳贵所说,“在现今的近代史书写中,对于《时务报》的定位,及对其特征的归结,似均可直接投射到以上这些‘呼应者’(维新运动时期在各地发行的其他报刊——笔者注。下同)身上;士人广泛介入报务的初期历史,遂大致呈现一个环绕着《时务报》,齐头并进地趋向‘近代’的过程”{2}。我们必须对维新运动时期各地的报刊进行个案研究,才可以知道它在办报时有何种独特策略,面对何种困难,又如何(或未能)解决此种困难。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整体情况。

本文所讨论的是维新运动时期在湖南长沙发行的《湘学报》。关于《湘学报》在发行时期的经营、流通以及其在维新运动史上的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讨论③。本文仅讨论《湘学报》的重编和重印问题。《湘学报》除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發行的初印本外,还有多种重印本或汇编本。《湘学报》有汇编本{4},当时其他报刊也常被重印和重编{5},这固然不新鲜,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潘光哲证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大量抄录利用了《湘学报》的《书目提要》,指出《湘学报》的内容在维新运动结束后也未完全失去生命力⑥以外,尚无讨论《湘学报》重编、重印问题的专论,也鲜少看到讨论维新运动时期报刊重编的研究。

那么,为什么要讨论《湘学报》重编、重印的问题?若要讨论某一部著作,或某一种报刊给当时读书界带来的影响的话,需要对其流通范围有一定的了解。当然,确切知道晚清时期书刊流通实情,现已不可能,但很多相关的讨论均指出,晚清时期书刊的流通网络有不可忽视的局限,存在着很大的地域性差别{7}。重印本或汇编本的存在,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初印本流通上的空白。此种假设若可证实,那么在晚清的阅读和书籍流通的问题上,重印本和汇编本应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湘学报》,不管是新近出版的影印本(包括网络资料库),还是各地图书馆的藏本,都是汇编本或重印本,没有一个保持了原发行本原貌的。这一点,与可以阅览原发行本的《时务报》等同一时期的报刊(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现行影印本里包含重印本的可能性)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湘学报》为何不存在(或很难觅到)初印本?我们通过关于《湘学报》汇编本的讨论,可以知道《湘学报》为何形成了目前的收藏情况。

二、《湘学报》为何需要重编、重印?

首先,简单介绍《湘学报》的基本信息和性质。据汤志钧的整理,《湘学报》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创刊,初名为《湘学新报》,旬刊,自同年十月十一日发行的第21册起改名为《湘学报》(下文若无必要区别,都称《湘学报》),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发行的第45册终刊。由湖南学政江标及其后任徐仁铸前后督办,最得力的主笔是唐才常。主要栏目有《史学》《掌故(后改称“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门{1}。

关于《湘学报》的办报方针,创办者江标在《湘学报》第1册上做过明确交代。在他的计划中,《湘学报》有与《时务报》等其他报刊不同的独特策略。江标在《例言》中说道:

中国通商以来,风会渐开,香港、广东、福建、上海、汉口、天津等处,次第开设报馆,大致言政者多,言学者少,言改政者多,言广学者少。……湘省报馆阙如,非所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也。爰拟创立《湘学新报》,将群章甫缝掖之儒,讲求中西有用诸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2}

江标在《开办章程》中再次强调了《湘学报》与其他报刊的区别,说“海内建议变法之文,如《时务报》《万国公报》,俱灿然可观。本报耑从讲求实学起见,不谈朝政,不议官常。盖学术为致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③。可以说,《湘学报》是专门讲求“实学”,即“中西有用诸学”的报刊。按照创办人江标的初衷,它不同于《时务报》等政论性报刊,是一个“少谈政治,多研究些学术”的报刊。实际上,《湘学报》除了史学等主要六门内容外,还会刊载上谕、奏折等行政文件与各地学堂、学会的章程等,却基本未见直接讨论“变法”“朝政”的政论性文章。光绪皇帝曾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下过一道上谕,表明上下一心、力图自强的决心,并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就各方面现代化措施,与藩臬两司和各地方官共同研究,限一个月内提出方案{4}。此一上谕明确了中央政府积极改革的态度,在官员中引起了关于改革的“大讨论”,形成了自此至维新运动时期的政策基调{5}。江标办《湘学报》的初衷,并未逾越该上谕所要求的范围。可以说,《湘学报》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现代化政策的背景下⑥,呼应中央的导向,试图提供有益于改革的“中西有用诸学”知识和以其专业知识等待朝廷或重臣任用的人才。

不过,虽然江标办《湘学报》有意避开谈论政治,而且在《例言》中很谨慎地交代报中文章不涉及既过激又敏感的孔子改制说{7},但在其督办时期的《湘学报》上也常出现孔子改制说,导致湖广总督张之洞出面干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徐仁铸接手督办后,《湘学报》办报风格骤变,积极刊登受康有为学术和变法主张影响的文章,因此引来张之洞更强硬的干涉{8}。尽管《湘学报》有不谈政治的初衷,但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也无法完全回避政治,且一直无法摆脱与政治的纠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不能完全如愿以偿,江标在《湘学报》的纲领性文章里还是进行了明确的定位,而且《湘学报》在发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内容基本上放在了“实学”上。这一点在《湘学报》后来不断重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湘学报》为何需要被重编和重印呢?关于这个问题,可由以下两点进行说明:

第一点是《湘学报》流通上的问题。上文已谈及,维新运动时期的书刊流通网络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流通的地域性差别很明显,《湘学报》也不例外。虽然《湘学报》总理处和《湘学报》的读者为了其顺利流通都付出过努力,但《湘学报》在派报上一直存在很大问题。

关于《湘学报》在流通上的策略和实际状况,笔者已在另外一篇论文中详细讨论过{1},因此,在这里简单说明《湘学报》流通上所存在的问题。

《湘学报》在其《售例》或内封中,开列过售卖该刊的书店,经过整理,共得23家。另外,《蒙学报》与《湘学报》互相代售报刊,在《蒙学报》上也可以看到售卖《湘学报》的广告{2}。当然,现在无法得知每一家书店的销售量和入货情况。即使是在《湘学报》上被开列的书店,也会有个别书店并无稳定的入货量。此外,也无法排除还有其他销售《湘学报》的代售点。就现有的材料推想,假设《湘学报》在全国有20~30家代售点,应该与实际的情况相差不远。这与至少拥有202家代售点的《时务报》③相比,《湘学报》的贩卖能力显然很有限。而且,《时务报》的派报网络几乎覆盖了全中国,但《湘学报》代售点只在湖南、上海、湖北、江西和安徽,网络的地域性限制很明显。

章清指出,各地报馆互相代售的报刊销售網络,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派报渠道{4}。在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中最有影响力的《时务报》,自然成为此种销售网络的中心。《湘学报》也依靠《时务报》馆扩大销路{5}。光绪二十三年七八月(约1897年8、9月)间,江标给汪康年写信说,“承代销各报,以公处为大宗,汉口、江南次之,余皆不足言”⑥。这封信说明了由上海《时务报》馆代售的渠道对《湘学报》的重要性。

可即使利用《时务报》馆的派报网络,按期收到《湘学报》也并非易事。身在北京的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对《湘学报》闻名已久,“久欲购阅,苦于未由”。张元济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97年7月10日)发行的《时务报》第32册上看到《湘学报》继续入货的广告{7},得知《时务报》馆代售《湘学报》,立即于同月二十四日(7月23日)写信与《时务报》馆取得联系,“请代寄一分至京,从第一册起”{8}。不过,张元济迟迟未收到《湘学报》,所以屡次写信催促《时务报》馆速寄一份{9},但收报还是不顺利。因此,张元济在九月初八日(10月3日)的信中,最终放弃从第1册全册备齐的愿望,说:“《湘(学)报》有续到者,能寄我一份否?不必从第一册起也。”{10}张元济向《时务报》馆要的册数并不多,只是每期都要一本而已,可谓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代《湘学报》派报的《时务报》馆,却无法满足这位北京读者的愿望。

北京毕竟在北方,离上海、湖南都很远,但读者即使在南方,阅读《湘学报》还是不容易。比如,宁波的一位读者、扬州的杨养浩等人,都经由《时务报》馆订购《湘学报》,而他们留下来的书信,均说明收报不太顺利{1}。可以说,《湘学报》派报不顺是普遍的现象。为此,读者对《湘学报》的重编和重印产生需求,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一点是,《湘学报》总理处的物质条件带来的版面问题。还在计划创刊《湘学报》时,江标拟用石印或排印的方式出报{2},但后来因未购到机器,改为木刻出版。汤志钧曾评论《湘学报》的刊式说:“《湘学报》的刊式,却有缺陷,每每一篇论文,连载多册,既无目录,又无标题,以致检寻原文既感不便,中途抽读又似残篇,不是全帙普读,难得要领。”③如汤志钧所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湘学报》在版式上的确存在缺陷。其版式不像我们所认识的报刊,却与传统的木版书差不多。《湘学报》有半页12行、行24字、半页共288字的固定版式。因其每页可容字数较少,大部分文章只能“连载多册”,而且每一期登载分量并未考虑段落或内容,往往在句子的中途结束此一期的连载,导致“中途抽读又似残篇”的缺陷。若与以石印出报的《时务报》相比,《时务报》半页15行,行32字,半页可容480字,虽然《华盛顿传》等连载作品还会有“中途抽读又似残篇”的状况,但大部分论说文章可一期登完,即使连载,每期登载分量也会考虑段落的完整,在阅读上很少遇到“似残篇”的障碍。

陈平原强调报刊这一新的载体在文体改造上的重要性,即报刊的发行周期和版面的物质条件给中国近现代的文体带来了巨大影响{4}。在维新运动时期,已有部分人士意识到“文集之文”与“报馆文”应有不同的写法{5}。不过,《湘学报》的撰文者和编者虽对报刊作为载体的特殊性有所认识,但似未对文章的写法进行应有的调整。其原因除了非报刊先进地区的湖南人士对报刊与一般书籍刊式的不同尚无充分的认识以外,主要是木刻印刷带来的物质限制,这一点给《湘学报》在阅读上造成很大劣势。

其实,《湘学报》原来就是以重印为前提的刊物,其《售例》上有一条明确表示:“本报系手民精刻,可随时刷印。后来购者如欲补购以前之报,即祈函告,以便补刷补寄。”⑥《湘学报》预期后来的读者会产生补购的需求,在《售例》上表明了欢迎补购之意。并且,自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1897年8月28日)发行的第14册开始,该刊即连续刊登《学报补正》,分“正义”“正字”“正例”进行过期部分的补正。其中“正字”中有几条注明“后刷者已更正”“后出已更”等字样{7}。由此可知,《湘学报》总理处的确应读者的要求補刷过《湘学报》。

《湘学报》总理处可以提供补刷服务,或许可以少许弥补流通网络的缺陷,但毕竟无法完全解决流通问题。再加上木刻印刷带来的可读性问题,读者理所当然会产生对汇编本的需求。值得介绍的是,部分购阅《湘学报》的读者,应个人需要,自行重新编订过《湘学报》。比如,身处瑞安的廪生林骏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1898年7月11日),为学生孙诒棫“汇订《湘学新报》,共六门”{1}。除此之外,从各地图书馆收藏的《湘学报》汇订本,也可以窥见读者自行重订《湘学报》的情况。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所藏郑振铎旧藏本《湘学报》,虽然也是汇编本,但它只收录了第26册以前的内容。此旧藏本应为由原收藏者,或者后来收藏其旧藏者自行拆线重订,但原收藏者因某种原因未拿到或者在重订前遗失了第27册以后的各卷{2}。中国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民国期刊库所藏的汇编本,虽然依据封面,将《湘学新报》和《湘学报》分别著录,但其实是由同一人收藏的。此本因为保留着较多的原封面,可以推测是原收藏者自行分类重订,而在装订时仍使用了原封面③。北京大学图书馆旧报刊室藏本将《湘学报》的内容分类装订成23册,重订的每一册都仍用原封面,而且封面上原有的册数和发行日期都被贴纸隐藏{4}。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图书室藏本装订成16册。重订的第1册保留了《湘学报》第6册的原封面,但原来有册数的地方被挖去{5}。虽然无法确定,但从原封面的处理方式来看,北大和京大的藏本也有可能是由原收藏者自行重订的。

如上述,由于流通网络的缺陷和《湘学报》在版面上存在的问题,读者产生对汇编本的需求是很自然的。关于汇编本的实例,将在下一节讨论。

三、《湘学报》被重编、重印的实例

笔者在本节拟介绍重编、重印本《湘学报》的实例。重编、重印本《湘学报》,虽然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旧报刊室藏本⑥、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馆藏本{7}等,有未以类别重编的印本,但大部分都是分类重编的汇编本。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说明,《湘学报》作为一种报刊,在版面设计上确实存在问题,书贾在重印时,自然会选择汇编本的方式。本节也着重介绍汇编本的例子。

1.原出版单位湖南学政衙门的官方汇编本

《湘学报》还在发行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季,应当是考虑到《湘学报》派报上的困难和读者的要求,发行单位湖南学政衙门将《湘学报》已出之第1至40册的主要六门内容以类重编,命名为《湘学报类编》重印发行{8}。

2.在《湘学报》发行时期出现的盗版书

《湘学报》在流通上的困难,却给当时的出版界带来了商机。在《湘学报》还在发行时,曾出现过几种《湘学报》的盗版。

首先介绍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季出版的《新斅分类文编》{9}。《新斅分类文编》在封面上有“督学使者江标评选”字样,不过此书应为假冒江标编选的盗版书。《新斅分类文编》是用《湘学报》初期“史学”“掌故”“舆地”“商学”“格致”“交涉”的内容(大概至第11、12册左右)重编而成的。由各篇文章作者姓名的杜撰来看,笔者认为此书应为假冒。比如,“史学第三”的《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的作者是唐才常,“史学第四”的《君主表》等三表是蔡鍾濬为唐才常所作{1}。但《新斅分类文编》将前者的作者注明为陈为镒,将后者的作者注明为易鼐。若真为江标自己编的书,应不会出现此种错误。《湘学报》在发行初期没有题名,自徐仁铸接手督办后的第24册起,才开始登出题名{2}。编印《新斅分类文编》的书贾若未看到后期《湘学报》,就无法弄清各篇文章的作者,犯此种错误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所藏石印本《湘学新报》,也是此时出现的翻本《湘学报》。据其封面,石印版的第1册是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1897年7月9日)发行,比原版《湘学报》第1册的发行时间晚两个月,以后各期都晚两个月发行。封面上有“寄售在上海铁马路恒庆里宝文书局、三洋泾桥纬文阁及各省各书坊均有寄售。宜今室主人启”字样③。由此可知,出版书商是此时在香港的宜今室{4}。石印版内封有出版说明:“此报系督学湖南使者江建霞(标)太史创行,将中西时事汇为一编,集赀刊刻,以开湘省士子讲求时事之捷径。惜其刷印无多,且邮寄亦甚周折,各省名公阅是报者,皆以无从购觅为憾。今仿泰西法,石印以广流传。至其无关时事者,概行芟去不录,以期有裨实学云。”{5}石印版的内容除了因“其无关时事”,删除了《近事节要》栏目外,基本与原版一样。石印版第1册开列了全国各地30家“各省府厅州县寄售处”⑥。且不问石印版是否真有如此多的寄售处,但在原版“刷印无多”,“邮寄亦甚周折”,导致各地读者“皆以无从购觅为憾”的情况下,石印本《湘学新报》的出现,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各省名公阅是报者”的遗憾。

现已无法得知编印《新斅分类文编》的书贾和出版石印版的宜今室是否与《湘学报》总理处经过协商后才出版此等书,不过,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897年9月12日),在南京的祝秉刚给《时务报》馆写信谈及《湘学报》,说:“此地公然发买翻本,可恶之至。”{7}虽然无法得知祝秉刚见过的翻本是否为宜今室的石印版,但至少可以知道,即使宜今室翻本是经过总理处同意的,但另外还存在擅自出版的翻本。而笔者推测,宜今室翻本也不会是总理处正式“授权”的。

从现在的著作权观念来看,这些翻本都是侵害原作者知识产权的“盗版”,即使在版权意识尚未普及的晚清,对原作者来说,此种翻本还是“可恶之至”。但在书籍、报刊的流通网络尚未完备的晚清读书界,此类翻印本尽管可恶,却仍有一定的正面作用。{1}

3.清末新政时期的重编本《湘学报》

《湘学报》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在第45册后停刊,但其内容并未因此失去生命力。如上文所述,潘光哲证明,《湘学报》的部分内容后来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版的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提供了知识来源{2}。章清也同样发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将原发表于《湘学报》的文章收入“政法”类中③。这些是书商在编书时使用《湘学报》一部分的例子。除此以外,《湘学报》的整体内容也在维新运动结束以后还被重复利用。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899年6月23日),《字林沪报》登出一篇题为《代售〈湘学报〉》的广告。此则广告称,“第一期至四十五期止,全份实价洋五元零,折每本实价一角二分。要者至本馆账房购取可也”{4}。《字林沪报》代售的《湘学报》未以类别重编,但仅据此则广告,尚无法确定它是否为维新运动结束后的印本,也不能得知《字林沪报》从何处获此货源。而日本筑波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湘学报类编》则给我们提供了印行时间等更丰富的信息。此本是光绪二十四年夏季湖南学政衙门编辑的《湘学报类编》的重印本。但与他处收藏的《类编》不同的是,因学政衙门版《类编》只收录至第40册的内容,筑波大学藏本在此基础上,另外编录了第41至45册内容,称《湘学报续编》,附录于正编之后。据《续编》部分的封面和内封,《续编》由“吴惪明夫子鉴定”而成,印行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内封还有“板存学院街鲁萃文堂刻刷局”字样{5}。戊戌政变后,清政府曾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裁撤南学会、保卫局,并“会中所有学约、界约、札说、问答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不久又下谕严禁各地报馆办报,禁立学会⑥,但与湖南维新运动有密切关系的《湘学报》木版,却一直保存在湖南省城的萃文堂刻刷局,萃文堂还为《湘学报》的重生提供了木版。

筑波大学藏本告诉我们,即使在维新运动结束后,甚至进入清末新政时期,《湘学报》还在继续刷印。维新运动结束后还继续刷印《湘学报》这一事实,还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1900年10月23日),《申报》登出上海药店同德堂销售四云亭新书《重订湘学全报汇编》的广告。此则广告介绍《湘学报》的大概内容后说:“已出四十五册,全份价六元。惜排印无多,不易购得。今存数十全份,汇订成十六厚本,以便翻阅,诚时下有用之书。定价每部四元,而公同好。”{7}三天后的九月初四日(1900年10月26日),同德堂又在《申报》上登出同样的广告,并同时刊出《交涉宜阅〈湘学报〉说》的长篇广告词。此时,清朝在义和团战争的败局已无可挽回,此文谓“今年有中外之衅,推原祸始,不得不归咎于秉国钧者之不明交涉也”,因此,特别推荐阅读“交涉一门,言之綦详”的《湘学报》。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特别提到江标《〈湘学新报〉例言》,说“夫曰尊王,曰不谈朝政,则尤合今之时宜”{8}。而频繁在《申报》上登载重印汇编本《湘学报》广告的同德堂主人,随后又于十月二十四日(1900年12月15日)刊出一则告白。显然已考虑到时当自立军起义刚被镇压的特殊时期,此告白特别说明,他们的汇编本已删去康有为条陈胶事的奏折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让读者可以安心购买{1}。

另外,上海广智书局在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02年9月16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16号报末,登载了《湘报文编》的广告,说“《湘学报汇编》今日风行,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帙”。此则广告的目的是宣传其所编印的《湘报文编》内容,“视《湘学报》所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也应该“家置一编,人怀一帙”{2}。广告所言固然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说明在光绪二十八年前后,汇编本《湘学报》颇受欢迎的情况。

自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湘学报》在清末新政时期尚未失去生命力,仍以汇编本的形态不断重生。江标在《〈湘学新报〉例言》中表明的不谈政治,只讲求实学的办报方针,虽然并未能贯彻始终,但为《湘学报》在义和团战争前后的敏感时期涂上了无政治性的色彩,也给报中的实学内容增添了吸引力。而且,在发行当时未必给它带来优势的木刻印刷方式,因木版较易保存之故③,似为《湘学报》的重生带来了意外的优势。

上述是使用原木版重编并重印《湘学报》的例子。除此之外,还可以介绍用石印方式重编的《湘学报》。而石印重编《湘学报》的序文等史料,让我们知道书贾积极翻印《湘学报》,实与清政府在20世纪初进行的新政,尤其是与科举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清政府本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举行恩科会试,翌年(1902年)壬寅举行正科会试,但因义和团战争导致的全国性混乱,辛丑恩科和壬寅正科都延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合并举行{4}。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颁发谕旨,决定:

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

上谕虽说乡、会试阅卷“不得偏重一场”,但从各场的安排上看,考试重点无疑在“中国政治史事”和“各国政治艺学”上⑥。考试内容的改变,直接影响到考生的读书取向,也为《湘学报》等报刊刊载的西学内容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比如,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902年3月29日)致函恽毓鼎,“索《湘学报》”,也与他购买其他西学书一样,以备在出考题时参考之用{7}。因此,为了满足市场所需,书贾积极翻印西学书籍或报刊,自是理所当然。《申报》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1901年9月16日)刊文指出,广设学堂、改革科举的潮流,让士子如饥如渴般地寻求西学知识,书贾居然不分其“或排斥康梁、或阿附康梁诸论说,不顾以矛刺盾”,将大量讲求时务的书籍和报刊“更易其名,翻印射利”。《申报》开列的被翻印的书籍、报刊中就有《湘学报》{1}。由此可见,清末新政时期的科举改革为《湘学报》的重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下文介绍当时的书贾以《湘学报》“更易其名,翻印射利”的实例。

首先是上海博济书局石印的《经济实学考》八卷{2}。此书虽然改换书名,其实是使用《湘学报》内容重编的。它将《湘学报》自第1至45册全部内容分类成八卷,据目录可知,第一卷为《交涉》,第二卷为《商学》,第三卷为《史学》,第四卷为《掌故》,第五卷为《舆地》,第六卷为《算学》,第七卷为《輶轩今语》,第八卷为《谕旨章奏、禀批咨牍、学堂章程》。虽在目录上没有记明,但黄遵宪《日本国志》收录于第三卷,《书目提要》《史氏新学记》《格致浅说》等收录于第七卷,因此可以说,此书涵盖了《湘学报》几乎所有的内容。此书卷端载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宣布开始新政的上谕③,其次是江标的《〈学报〉叙》,然后是目录。江标《〈学报〉叙》{4}和目录页的版心有“湘学报全集”字样。此书虽在牌记中无出版年,但因其载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开始新政的上谕,可以推断其约于光绪二十七、八年(1901、1902年)间出版。

《经济实学考》没有编者的序文等文字,因此,无法确定书贾出版此書的意图。但该书特意将清政府宣布新政的上谕置于卷首,由此可以推测,编者看到了清政府对新政持积极态度的形势,在《湘学报》的实学内容中看出了商机。他使用江标《〈学报〉叙》,似因其培育实学人才的内容可以对应上谕所言,让此书更有吸引力。另外,《湘学报》主要六门内容中,《交涉》一门原被放在最后,但《经济实学考》将其置于第一卷。如上所述,上海同德堂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代售《湘学报》汇编本时,也推荐其“交涉一门,言之綦详”,乃是因为外交在当时是一个朝野皆关注的重要问题。《经济实学考》的编者颠倒原发行本的顺序,将《交涉》放在第一卷,也应考虑到了外交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

其次是石印《西政丛钞》六卷。关于此书,笔者目前看过两种印本。一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本,封面书名为《西政丛钞》;另一种是台北“中研院”郭廷以图书馆藏本,封面书名为《湘学报类编西政丛钞》。两种印本除了封面和序文部分在版式上有异同以外,本文部分的版式和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国图藏本和“中研院”藏本其实是同一套书。“光绪壬寅三月(约1902年4、5月)上浣江浦养春堂主人序于上海”的《西政丛钞》序文说:中国自从科举制度确立以后,不能培养人才,“草茅之士,于中国历代政治,讲求贯串,明体达用者,尚千百年中无一人,遑云西政”,此种情况后来导致了“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庚子之义和拳”。此时“朝廷既废制义,试策论,以中外政治取士,举天下之耳目,焕然而更新之。士之讲求实学,有志见用者,乌能不于欧美政治,神明变通,借镜反观,以考中国之舟车梁栋乎”{5}。

如上所述,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下谕决定改革科举。养春堂主人撰写《西政丛钞》序文的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约1902年4、5月),正好是各地考生寻找应对新考试办法的时候。因此很容易看出,养春堂主人编辑出版《西政丛钞》的用意是,给应试士人提供一种新的举业书。

养春堂主人给考生准备的内容,其实完全是袭用《湘学报》而来。《西政丛钞》的目录为“第一册,史学;第二册,时务;第三册,舆地;第四册,算学;第五册,商学;第六册,交涉”⑥,与《湘学报》的六门内容完全一致。本文的内容也与《湘学报》一样,只不过经过重新分类并以石印出版而已。“中研院”藏本封面有“书经存案,翻印立究”字样,但《西政丛钞》本身就是源自《湘学报》,更准确地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湖南学政衙门印行的《湘学报类编》的翻本。养春堂主人所使用的底本,很明显是《湘学报类编》。“中研院”藏本的封面书名为《湘学报类编西政丛钞》,可谓是一个明确的佐证。而且《西政丛钞》收录的,也与《湘学报类编》一样,只有《湘学报》第1至40册的内容。比如,《西政丛钞》《史学》卷的最后内容是易鼐《五洲风俗异同考》的《波斯风俗考》。但是《西政丛钞》没有把该文收录完毕,只收录到引用慕维廉《地理全志》部分中“醰醰子曰”的“乃一问今之”为止,此后空三行就写了“完”{1}。这与《湘学报》第40册《史学》最后中止的地方完全一致。其实这篇文章在“乃一问今之”后还有“采风俗于波斯者……”的内容{2}。但这些发表于第41册以后的部分,都不见于《西政丛钞》。《史学》以外,《西政丛钞》其他五门也都只收录了《湘学报》第1至40册的内容。《西政丛钞》虽然内容不齐全,但至少重印过一次,此事说明它的出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

笔者看到的改装版《湘学报》,还有上海书局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印的王德尚编《西学新政丛书》③。此书第一册的封面书名为《湘学报类编》,很明显是《湘学报》的改装版。全书由《中西政治辑要》三卷、《万国政教种族考》二卷、《西学维新策》六卷、《中西地理辑要》三卷、《算数名义释例》三卷五个部分组成,虽然与《湘学报》原刊的六门分类不同,但其内容都与《湘学报》一样{4}。

公学会主会主人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约1902年5、6月)撰写的总序说:“今者朝野一心,皆知学校为古今万国政治富强之基。我皇上变法之始,首诏天下省会、府、厅、州、县,普立大、中、小学堂及养蒙学堂,改科举章程,试以中西历史、政治、艺术,举国全力奋迅复古,以符三代选举合于学校之盛轨。十年以后,人才辈出,各尽所长,以光辉吾皇家万载文明之鸿业,欧美之富强云何哉!”强调改革科举后士子需要学习的内容的变化{5}。沈敦和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约1901年5、6月)撰写的《中西政治辑要》序文,强调维新运动时期,各地学会、报刊以及清政府施行经济特科的决定,在“开风气”“振百年之弱”上的意义⑥。沈敦和在撰写此文时,尚未看到此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颁发的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的上谕,但他极力称赞维新运动时期改革运动的方向。那么他应该很关注,同时很支持清政府改革科举的决定。看到上谕后的公学会主会主人的总序直接谈到清政府的决定,歌颂新时代的到来,并鼓励举国士子学习“中西历史、政治、艺术”。由此可知,《西学新政丛书》也与《西政丛钞》一样,会起到举业新用书的作用。

《西学新政丛书》的底本也与《西政丛钞》一样,是湖南学政衙门的《湘学报类编》。与上文一样用“史学”的易鼐《五洲风俗异同考》说明的话,《西学新政丛书》在《万国政教种族考》下卷收录此文,也只收录到《波斯风俗考》原刊第40册的地方{7}。《西政叢钞》和《西学新政丛书》都将内容不齐全的《湘学报类编》作为底本,此一事实说明,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时候,还是很难看到全册齐备的《湘学报》,或者内容齐全的汇编本《湘学报》。在上海重编《湘学报》的部分书贾,只能依靠内容不全的底本,出版有头无尾的改装本。

四、结语

关于《湘学报》重编和重印的状况,笔者已在上文介绍完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拟讨论《湘学报》不断重生的意义。

先行研究屡次强调,晚清书刊流通网络有很大的缺陷,流通的地域性差别其实很大。《湘学报》也在派报上一直存在很大的困难。在此种情况下,不管是原发行单位湖南学政衙门的官方汇编本,还是书贾擅自翻印的盗版,重编、重印的《湘学报》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发行本流通网络的空白,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湘学报》的重编和重印问题上,尤其重要的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汇编本。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湘学报》以汇编本的方式重印,主要是进入20世纪后的清末新政时期。虽然现已很难将维新运动时期和清末新政时期的读者数量进行比较,但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湘学报》,大部分都是后来重编的汇编本。此一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汇编本在《湘学报》的传播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进而可以指出,若要讨论《湘学报》给近代中国读书界带来的影响的话,必须得注意在其发行和被阅读之间所存在的“时差”。

《湘学报》在清末新政时期颇受欢迎,可谓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

《湘学报》采用木版印刷方式,是因未购到先进机器的不得已之举,在发行当时未必有利。但因木版较容易保存,却给《湘学报》后来的重生带来了意外的优势。

江标在创刊《湘学报》时表明,《湘学报》是避谈政治、专门研究实学的报刊。此种办报方针虽然未能贯彻执行,但若与《时务报》或同样在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发行的《湘报》相比的话,《湘学报》确实有无政治性的风格。清末新政初期,朝野普遍追求现代化方案,但同时康梁案和自立军起义的记忆尚未淡化。在此种敏感的特殊时期,“不谈朝政”“讲求实学”的《湘学报》,在很多书贾和读者的眼里是很合时宜的。而且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决定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改试中国政治史事、各国政治艺学等内容后,与其他西学书籍一样,《湘学报》的内容又被赋予了考试参考书的意义。这些政治与改革的形势,都给《湘学报》的重编、重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作者简介:八百谷晃义,台湾慈济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