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的大部分是康有为等人的著作。在1898年3月以后出版的书籍所附书目中，用不标价格的手法阻止了附有《俄彼得变政记》的“第六上书”的扩散。大同译书局刊行的五种译著大都源自日本的战记和通史类通俗著作，梁启超为其中三部译著撰写了序言，甚至有可能尝试过翻译某些著作。另外，大同译书局还刊行了日本汉文著作两种，其中一种有梁序。主办者有意通过翻译日文著作促进维新变法事业的尝试，其出版事业也成为促进东亚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开端。大同译书局的译著中虽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其开风气之先的事迹和意义值得追怀。

关键词：上海大同译书局;俄彼得变政记;英人强卖鸦片记;东京博文馆;梁启超

绪言

1897年10—11月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开设了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掌管。10月16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四十二册上发表了《大同译书局叙例》，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稀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的业务目标，并将“各国变法之事”“学堂各种功课书”“宪法书”“章程书”“商务书”等都列为主要项目，希望通过翻译“政学”“宪法”等日文著作，为变法维新事业提供借鉴。梁启超还号召：“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并宣称：“本局系集股所立，不募捐款。印出各书，译费印费，所糜甚巨。已在上海道署存案，翻印射利者究治。”{1}1898年春，梁启超、康广仁相偕赴京。1898年9月21日，政变爆发。9月26日，上海大同译书局被上海道台封禁，大同译书局像一颗流星，骤然出现在上海出版界，又倏然消失。对大同译书局的译著，邹振环先生从“史学译著”的角度进行过探讨。{2}本文将对这些译著所依据的日文原本作一些对比探索，并对大同译书局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作用作一个初步的评价。

一、刊行书概况

（一）著作概览

1898年初，大同译书局刊行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重刊了《新学伪经考》和一些借名研究经学、实则宣传维新思想的册子。1898年2月11日，《时务报》第五十一册以附录《大同译书局书目》的形式，刊登了大同译书局的已刊书目，包括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各章之名称和《春秋董氏学》《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徐勤《春秋中国夷狄辩》和《瑞士变政记》等三种译著的内容简介。2月至8月，大同译书局又在《申报》上前后共四次刊登了书目广告：第一次2月26日—3月19日，用《新出皇朝经世文新编》大字标题;第二次4月20日—24日，用《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大字标题;第三次7月4日—5日，用《大同译书局新出时务各书》和《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大字标题;第四次8月22日—25日，用《大同译书局书目》大字标题。这些广告中所列之书，除了译著和翻刻日本汉文著作以外，绝大部分是康有为及其弟子在大同译书局和其他出版机构的著作，其概况如表1所示：

如上表所示，可以初步认定，出现在《时务报》《申报》广告中的大同译书局出版物有十五种，根据其著述形式可分为三类，即著作类九种：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南海先生五上书记》，辑《日本书目志》，译纂《俄彼得变政记》;谭济骞著《伪经考答问》;徐勤著《春秋中国夷狄辩》;康同薇纂《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梁启超辑《中西学门径书七种》等。译著类五种：赵秀伟译《瑞士变政记》;桥本大郎译《意大利兴国侠士传》;汤觉顿译《俄土战记》《英人强卖鸦片记》;赖鸿翰译《地球十五大战纪》。翻刻日本汉文著作两种：《大东合邦新义》和《民约通义》。{1}另有一种《南海先生七上书记附俄彼得变政记》，但未出现在上述广告中。

梁启超辑《中西学门径书七种》辑录了康有为撰《长兴学记》，徐仁铸撰《輶轩今语》，梁启超撰《时务学堂学约附读书分月课程表》《读春秋界说上》《读孟子界说》《幼学通议》《读西学书法一卷西学书目表三卷》等七种著作。其中，《西学书目表》另有时务报馆代印本，定价三角，扉页上印有“时务报馆代印”和“书经存案，翻印必究”的字样。编入《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时，梁氏在《西学书目表》之前加上了《读西学书法》一卷十五叶。该书虽然在版式上与大同译书局的其他刊行书极其相似，但并未明确标出大同译书局刊行。{2}

《知新报》《东亚报》《湘报》分别是在澳门、神户、长沙创办的报刊，宣传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传播世界各地信息。《东亚报》还比较集中地译介了一些反映日本的思想和学问的著述，成为康有为等人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一翼。③

（二）三种外国关联著作简析

上述著作类中的“纂”“辑”“译纂”相当暧昧，而它们又都是介绍外国事物的著作。康同薇“纂”《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共二十九页，7，400字，不分章节，是一份阅读日本历史著作的笔记摘录，书首有康有为写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序文。康有为“辑”《日本书目志》是第一份大规模向国人介绍日本书籍的目录。据王宝平先生研究，《日本书目志》是以《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1893年版）为底本的抄本。{4}康有为仅仅在“辑”该目录时“系之以辞”“日本译泰西各国书，数十万卷，具皆见之。每类之下，南海先生系之以辞，可考日本强盛之由”。{5}

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类似于“编译”，但不标原著书名、作者等信息，读者无法验证其究竟是“译”还是“纂”。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奇特的出版物。作为附录的《俄彼得变政记》最初并不是附在《七上书记》后的，而是附在了所谓的《六上书记》后。该书的全稱为《南海先生六上书记附彼得变政记并序》，版本和出版日期不明，出版地似为广州，⑥权称“穗版《六上书记》”。该书开首有“上今上皇帝第六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一句，并附有康有为的奏文、序文及《俄彼得变政记》全文。但是，康有为是在二月二十日向总理衙门递呈《为译撰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即第七上书），并附上了《俄彼得变政记》的，并非在正月。如果这部标错上奏日期的穗版《六上书记》行销世间，康氏就有可能因诳言事实而被纠弹。为了消除这个致命差错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赶赴上海，对大同译书局的出版物做了如下处理，就是在大同译书局此后出版的书籍，如戊戌春月刊行的康同薇纂《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戊戌三月刊行的汤觉顿译《英人强卖鸦片记》、五月刊行的赖鸿翰译《地球十五大战纪》以及翻刻本《民约通义》（刊期不明）等卷尾广告中，都附上了一份同样内容的书目广告，在已出之书栏内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一本洋贰角”、“五上书记/一本洋壹角”之后，“六上书记”也列名其后，但不标价，然后列出“七上书记附俄彼得变政记/一本洋壹角”。《六上书记》虽然名列于《五上书记》与《七上书记》之间，但由于没有标价，也可以被看作是“尚未印出之书故不列价”之一。读者只能徒见其名，难购其书。这样就可以悄悄地抹消穗版《六上书记》的存在，将《申报》第二次广告中（三月三十日—闰三月四日）中标明《六上书记》书价一角所带来的麻烦减少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俄彼得变政记》从穗版《六上书记》中分离出来，将其附在了《七上书记》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由大同译书局出版。而被后人认为是戊戌变法重要文献的《六上书记（应召统筹全局折）》文本，是迟至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1899年1月12日）才在《知新报》第七十七册发表的题为《康工部请及时变法折》的文字，被认为是由梁启超在横滨节录、修改《南海先生五上书记》而写成的。{1}

二、译著述略

大同译书局所刊行的译著仅有五种，其概况如表2所示：

（一）《俄土战纪》与《露土战史》

《俄土战纪》，四角。此书专纪光绪初俄欲灭土，设计使土与人战，以开其衅，己乘其敝，以见俄之险心狡诈，土之苛虐苟安。各国交涉权术，无不历历曲尽，甚若今日在东方措置情形，诚外交之要书也。{2}

梁启超在为该书写的序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刊行此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土耳其遭受俄国侵略历史的介绍，为中国的变政提供借鉴：

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渎，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③

汤觉顿译《俄土战纪》是松井广吉著《露土战史》的编译本。汤觉顿（1878—1916），名睿，字觉顿，广东番禺人，万木草堂弟子。另有译著《英人强卖鸦片记》。戊戌政变后避居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曾任神户华侨学校校长（1906—1907年）。

（二）《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与《伊太利独立战史》附录“伊太利独立诸杰列传”

本书有三种书名，分别是（1）《意大利兴国侠士传》（《时务报》第五十一册广告、《申报》第三次广告、梁启超序、大同版各书所列目录），（2）《意大利侠士兴国传》（大同版扉页），（3）《意大利侠士传》（《申报》第二次广告）。（1）近原著意：

《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一角。记意国侠士镇定国中大乱以致中兴十余人，皆各有传。传中序其生平行事，皆我中国人可对镜而观也。{1}

梁启超在戊戌二月写成的序文中表达了他对此书的期望：

方今文明之运，西逝而东升。震旦之气，日摩月荡，必有侠君侠相侠士起而雪大耻、复大仇，以开新治御外侮者。爰取《意大利兴国侠士传》译之，以告我邦人，以验吾言焉。{2}

序文只字不提译者“桥本大郎”的信息，令人误解为梁氏亲自“译之”。译者桥本大郎，未详。

据核对，《意大利兴国侠士传》是松井广吉著《伊太利独立战史》附录《伊太利独立诸杰列传》（281—324页）的编译。《意大利兴国侠士传》除了原著（第六）奥地利宰相梅特涅（1773—1859）和（第八）巴马女公玛丽埃以外，共收录了九名“侠士”的传记，与《时务报》广告中所说的“记意国侠士镇定国中大乱以致中兴十余人，皆各有传”大致相符。

（三）《瑞士变政记》与《欧洲列国史》卷二

《瑞士变政记》，一角。此书乃纪瑞士变政之局由野蛮而进文明。其立国于元，至我国初，遂为欧洲太平之国。至今称为乐土，不患干戈。虽美英法德，皆望尘不及。故先译此书，后再译美英法德诸变政记也。③

赵秀伟译述的《瑞士变政记》是北村三郎著《欧洲列国史》卷二瑞士历史部分的翻译。对照两者目次，基本对应。从目次构成和标题来看，这是一部比较忠实原著的译本，译著仅在编排上有一处改动，即译著最后的附录部分是原著第三编最后的第六、七、八章的翻译。《欧洲列国史》共四卷，分别叙述瑞诺嗹三国（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兰白（荷兰、白义耳，今译比利时）、西葡（西班牙、葡萄牙）诸国的历史。译者赵秀伟，广东新会人，字芹甫。

（四）《英人强卖鸦片记》与《英清鸦片战史》

汤觉顿译《英人强卖鸦片记》是松井广吉编《英清鸦片战史》的编译本。

泽谷昭次先生曾撰文明确了两者的关系，{4}汤觉顿的译文是一部比较全面且忠于原著的译作，仅仅在编排上对原著做了一些调整，即将原著第二章第三节“清国两广总督林则徐、及ひ英国领事エリオツトの传”、第四章第二节的附录“サー、ヒュー、ゴフ、及ひバーガーの传”、第四节“英国特命全权公使サー、ヘンリー、ボチャンジャーの传”、第五章第四节的附录“大佐カムベルの传”，移至译著全书的最后，作为附录，即（2）林文忠公小传，（3）英领事贤利哑兹托小传，（4）英指挥官杀熙油岳夫小传，（5）英将派卡小传，（6）英公使扑鸠痕其耶小传，（7）英将卡磨培路小传，并增加了（8）《中英战争年表》。由于本书涉及清朝政事，汤觉顿删去了原著第三章第四节附录的“英国の皇妹、清军に生擒にせられたりといへる虚说”，以及原著书后的附录“英清两国の条约书、同特别条约书、同补遗条约书、清人の时事を评したる诗”等部分。通览译著全篇可以看出，其译文不仅在文字上对原著比较忠实，而且对原著也做了一些批判性的选择，甚至可以看出译者采用了不少清朝方面资料的痕迹。泽谷还在论文中复印刊登了梁启超为《英人强卖鸦片记》撰写的序文，凡588字。此文尚未見收入诸家编辑之梁氏各种文集，特附录于本文后。

序文中，梁启超列举了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明治天皇等帝王励精图治的例子，呼吁国人吸取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除去骄傲自大心态，奋发维新。“倘以彼得、威廉之智，绳以立宪维新之法，则一统元化，不旋踵而立见矣。谁复借端起衅，而甘为戎首也哉？”序文中还透露了汤氏从“日人所志鸦片战者，译成一书”的真相。其实，不仅是此书，大同译书局的其余四种译著，其原本也都来自日本。

（五）《地球十五大战纪》及其原本

赖鸿翰译《地球十五大战纪》，正文共15卷，分别记述各场战争，每卷约8页，卷名依次如下：

雅典将米力泰底破波斯兵于麻剌孙/雅典伐柴良可主被败/马基顿王破亚剌伯/米登罗斯之役/日耳曼自立/罗马同盟军败匈牙利于砂龙/法兰西破亚剌伯/威廉入主英国/约翰恢复法兰西/西班牙水师败绩/英吉利同盟军破法王路易/俄彼得破瑞典军/美利坚自立/法国变政党破普军/英普二军破拿破仑于窝尔得禄

查其原始本应为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Creasy，EdwardShepherd，Richard Bentley 1851.该书是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Creasy，SirEdward Shepherd（1812—1878）的代表作，叙述了从马拉松之战到滑铁卢之战的西方世界的十五次决战，是西方战争史的经典著作，曾被多次重印。

该书在1898年以前有以下三种日译本：

1.成岛柳北阅，今村长善译《宇内十五大战记》，现存卷一，序文5页，1840字。卷一叙述马拉逊（今译马拉松）战争，28页，5600字。在译文的最后还有一段“译者曰”（500字），评论这场战争的得失。汉学家成岛柳北（1837—1884，名惟弘，柳北其号）为该书作序，全文如次：

泰西之史，读之非难，而译之极难。盖泰西之学日辟月盛，公学私塾殆遍于全国，虽儿童亦能咏读英佛传记。故诸黉生徒通晓各国治乱兴废者，无虑数百人。然而至翻其文，译其事，以便于后学者，则仅仅可数耳。何者？洋文之于汉语，排置联接颇殊其法。故译洋文，必非兼通汉籍者则不能也。北越今村长善在余门二季于兹，天德敏慧，博涉经史，兼学英文。顷日课英人赫西氏所著《宇内十五大战记》若干卷，请余删注，遂以公于世云。夫赫西氏著是书趣旨，详于原序，能看破欧洲致今日隆盛之源由，其识之卓，其论之确，固非寻常战记之比也。长善独取是书而译之，亦可谓有所见矣。虽然长善年仅十七，功夫未竭，若能勉励刻苦，求益不已，则其于西籍也，岂特今日之译而已矣哉？余则刮目望之。明治七年甲戌冬日，柳北逸人成岛弘识。

2.吉村轨一、岩田茂穂译《万国有名战记》（陆军文库，二卷，共296页，1884年），在日本陆军部、士官学校等内部收藏。{1}该书成为大同译书局译著底本的可能性极小。

3.《泰西十五大决战史》，英国孔理齐氏原著，日本天野镇三郎译。天野镇三郎（1841—1915）早年向盐谷宕阴（1809—1867）、芳野金陵（1803—1878）等汉学者研习汉学。曾留学英国六年，习得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回国后开设私塾敏修学校，另著有《泰西新闻论》（丸善书店，1887年）。

有可能成为赖译《地球十五大战纪》所依据的日译本，只有1和3两种。从篇幅来推测，1的可能性较大。从地名人名的汉字标记来看，也有摘译3的可能性。也不完全排除从英文原版翻译的可能性。译者赖鸿翰，广东归善人，字仲渊。

（六）进呈稿本《波兰分灭记》与《波兰衰亡战史》

大同译书局预定出版的《波兰灭亡记》，并无刊本行世，只有“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的进呈稿本留存，名为《波兰分灭记》。{2}对照其目次可以初步认定，《波兰分灭记》很可能是涩江保著《波兰衰亡战史》（东京博文馆，共316页，1895年）的摘译，与《波兰分灭记》七卷十二节相比，《波兰衰亡战史》共有正文六编二十四章，附录十节。进呈稿本对原著的次序和内容都做了大幅度的改编和缩减。

梁启超曾在《时务报》第三册（1896年8月18日）上发表过《波兰灭亡记》一文，极其简略，仅1，130字。{1}其目的是借波兰灭亡之事，阐述“不图自强而欲庇大国之宇下，藉他人之保护，呜呼，则足以速其亡而已”的变法图强之理。梁启超可能自己动笔“编译”过该著。{2}1898年8月，康有为以“撰”的形式进呈《波兰分灭记》，虽然比两年前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较为详细，约26，500字，但因为是进呈稿本，几乎没有社会影响力。

（七）东京博文馆丛书述略

大同译书局的三种战史刊本和《波兰分灭记》进呈稿本的日文原著，均来自东京博文馆刊行的“万国战史”丛书。该丛书是介绍世界历史上重要战争的普及性读物，共有24编。主要执笔者是涩江保（1857—1930，常用笔名羽化仙史），③是曾为博文馆“编译”过150多种普及性著作的“高产”著述家。使用多种笔名，甚至还在一些著述中冒用松井广吉之名。{4}而包括《欧洲列国史》在内的“万国历史全书”则是博文馆在1890年前后刊行的另一套丛书，共有12种，主要撰述者北村三郎（1864—1943，原名川崎三郎，号紫山）是著名报人、著述家，有《东洋策》《支那帝国史》《日清战史》等著作行世。{5}其中，《日清战史》（1896—1897年）由桥本海关以《清日战争实记》（1898年）为题译成汉文刊行，今人学者吉辰校注此书，可资参考。⑥桥本海关（1852—1935，名德，字有则，海关其号），明石（神户西邻）藩士，儒学者，曾主持神户《东亚报》暨神户东亚书局。另有《支那史》（九卷，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编，教育世界社，1903年）、《经济教科书》（添田寿一撰，江楚编译官书局）、《小学农业教科书》（四卷，佐佐木祐太郎撰，江南总农会）等数种汉文译著存世。{7}

有“出版王国”之称的东京博文馆（1887—1947）在明治时期的一个重要经营策略就是出版大量普及性丛书，以规模大、门类全、专业集中等特色，吸引读者购买和收藏。从1889年6月刊行第一套丛书“实地应用技艺百科全书”（61册）起，到1898年10月止，就刊行了70套丛书，共1412册，内容涵盖东西新旧各种技艺、学问与思想，其中大型的有“通俗教育全书”（1888年，100册）、“寸珍百种”（1893年，52册）、“帝国文库”（1893年，50册）、“日用百科全书”（1898年，50册）、“续帝国文库”（1898年，50册）、“帝国百科全书”（1898年，200册）、“少年读本”（50册）等。{8}一些销路好的书籍则不断再版重印，其发行量相当可观。

这些丛书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为便于读者阅读，在文字和排印形式上，有传统书籍所没有的创意。例如，译著中的西方人名地名等，基本上使用片假名来标示，有的还加上旁线，使它们符号化。中国读者通过这些书籍的汉文书名，也可以大致猜测到这些书籍的内容。

结语

通过对上海大同译书局译著和原著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主要异同的初步探讨，我們可以对其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作用作一个初步的评价。

自1880年代起，随着汉文水平相对较高的来华日人人数的增加，“东洋刊本”特别是一部分汉文著作逐渐进入上海的书籍市场，国人得以与日本人或东洋刊本有所接触。但并未能全面了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版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中国士人，产生了一种东文较西文更容易阅读、理解，甚至可以轻松翻译的错觉。1890年代以后，日本刊行的书籍虽然大都是用汉文书名，但其内容已经完全不是康梁所想象的那样容易阅读、理解和翻译了。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人对日本的了解需求骤然上升，大同译书局应运而生，梁启超虽然提出了以翻译日文书籍为主的目标，但实际刊行的译著仅有《俄土战记》等五种，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学术巨著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与其“译书局”的名称极不相称，与其在开办当初提出的“以东学为主”“以政学为先”的目标也相差甚远。而且，为了配合戊戌年间政局的风云变幻，大同译书局不惜做出了拆散原有书籍的结构，掩盖已出之书，如穗版《六上书记》所附《俄彼得变政记》的举措。在翻刻日本汉文著作中掺入自己的观点，如“覆写本”《大东合邦新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对译著中的译文进行全面分析。梁启超曾为大同译书局撰写过叙例，为三种译著、一种日本汉文著作的“覆写本”撰写过序文，为康有为辑《日本书目志》写过“读后”，在大同译书局刊行过他本人编辑的《中西学门径书七种》，甚至有可能亲自执笔翻译过《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与大同译书局关系非常密切。但令人费解的是，梁氏在日后绝少提及大同译书局往事。上述大同译书局的种种问题或许是原因之一吧。

通过翻译日文著作来实现近代东亚思想交流，进而促进维新变法运动的设想，始于大同译书局。其瑕不必掩，其功不可没。由于变法运动的急遽收场，大同译书局在开办不到一年后就从上海出版界消失了。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通过翻译新学书籍来唤醒国人的愿望夭折了，以翻译日文著作为主的目标也只实现了一小部分。这一过程的重新启动，只能由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和留日学生们来实现了。

附录：《英人强卖鸦片记》序

自昔神圣绵留之裔，距今亿兆磐牙之处，俄然而股折于法，脔分于日，冠裳裂于普，指臂役于俄，何令人牟掠一至于此也。毣毣豪族，芸芸众庶，丛怨积忿，哃风起，莫不归狱于英人鸦片之役，疆臣过激之弊。然而文忠履粤，呕心沥血，成败利钝，天实为之。无足议矣。英商讧喝，蝠心豺性，伦敦议院，犹腹非之，则曲直之故，不辩而自明矣。厥后衮衮诸公，密商和约，沉湎偾事，罪所当诛。然而塼涂塞海，僬侥戴山，形格势殊，亦无怪其倾且折矣。夫倮身反缚，投于虎穴，而欲陵轹猛兽，块然中处，是自危也。挈千金之裘，委于歧路，执万乘之珠，质于强寇，绵日累月，然后从而追蹑之，是自愚也。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伐焉。强邻交侵，援隙而愚我者，亦如是焉已尔。而我国士夫投于虎穴而不怖，委于歧路而不悟，质于强寇而无疑;弓矢环伺，斧斤云集，俨然高卧，毫不知警。是诚束手待毙，而并无遗策耶？抑欲广长舌、说上法，以慑其强暴耶？故居安思危，此谓知本;临难而铸兵，虽速亦无及矣。夫俄以彼得而兴，普以维廉而霸。日本数区，僻临瓯脱，睦仁雄起，重溟洞开。之数君者，类皆从谏若转圜，用贤如不及。纡贵降尊，折冲于樽俎之上;鼎新革故，置民于枕簟之中。故雷霆震惊，不崇朝而沃野千里矣。我中国幅员廓张，四十倍于日;民物蕃殖，四倍于俄。握鸿图，孕八荒，开辟以来，推为雄长。倘以彼得、维廉之智，绳以立宪维新之法，则一统元化，不旋踵而立见矣，谁复借端起衅而甘为戎首也哉？故曰强者制人，弱者制于人。履霜坚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汤君觉顿瞭于此义，爰取日人所志鸦片戰者，译成一书。夫亦曰度在身、稽在人，庶不至如国史之铺张扬厉云尔。

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戊戌春三月，新会梁启超叙。

作者简介：蒋海波，日本神户孙文纪念馆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华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