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淑榕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李纲是两宋时期爱国名臣，祖籍福建邵武八龙乡庆亲里(今福建省邵武市水北镇一都村李家坊)，出生于秀州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1]纲祖赓移居江苏无锡，为迁锡一世祖。[2]无锡是李纲出仕前主要生活地。《宋史·李纲传》：“李纲，字伯纪，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无锡。”[3]6 440李纲《和陶渊明〈归田园〉六首》(其一)诗云：“我家梁溪傍，门对九龙山(惠山)。”[4]卷十二，3但其《武夷山赋》序云：“予闽人也。”[4]卷一，1可见福建在李纲心目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

李纲与福建，可谓渊源深厚，其一生，因为省亲、贬谪、途次、退处等原因，数度入闽，并最终长眠于闽越苍茫山水间。今之李纲研究，于其在闽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活动，颇多关注，但涉及李纲入闽起讫时间、始末、缘由、行踪、路线等，多语焉不详，或有遗漏，甚至讹谬。因之，厘清李纲入闽次数，纠正错讹，对时下李纲研究当有裨益。

一、李纲入闽总次数考辨

自宋迄今，有两人对李纲的生卒年、生平遭际，考证、记录最为详备。一为李纲季弟李纶，撰有李纲年谱与行状(1)李纲《梁溪先生文集》，福建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其中所附《年谱》《行状》即是李纶所撰。为行文方便，以“纶谱”称之。，一为今人赵效宣，撰有《李纲年谱长编》(2)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发行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九辑，录有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易名为《宋李天纪先生纲年谱》。。经检，李纶所撰年谱与行状，载有李纲入闽次数为四次，所述极为简省，起讫时间、途经路线多是笼统概述。赵效宣之《李纲年谱长编》(下文简称“宣谱”)，钩沉详考，用力甚勤，虽有微瑕，不掩其洁。检“宣谱”可知，李纲入闽次数为五次。

笔者以李纲文集自撰诗文、李夔墓志铭为主，辅以同时代文人别集、史乘、方志、金石、谱牒等文献，对李纲入闽次数、经历予以考证，辨正讹误，补足失录次数。经考，李纲一生八过闽境。前两次在北宋神宗赵顼元丰(1078—1085)末至哲宗元祐(1086—1094)中；第三次在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第四次在北宋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至二年(1120)十一月(谪居沙县)；第五次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七月(途经汀州)；第六次在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至绍兴二年(1132)六月(先居泰宁，后移福州)；第七次在绍兴三年(1133)四月至六年(1136)正月(居福州)；末次在绍兴八年(1138)年正月至十年(1140)正月(居福州)，最后于绍兴十年正月十五日在福州楞严精舍溘然而逝，葬于怀安县桐口大家山(今闽侯县荆溪镇光明村大嘉山南麓)。[5]218-225

李纲的八次入闽经历，其中第四、六、七、八次，李纶所撰《年谱》与《行状》有载，在此基础上，“宣谱”增补一次，即第五次——建炎四年自海南北归，过汀州府。至于李纲前三次入闽经历，李赵二人皆失载。

因为李纲第一次和第二次入闽时间间隔不长，重要的是，对第一次的考证需建立在第二次的基础之上。为行文方便，将前两次并为一处加以考辨，第三次单列。

二、李纲前两次入闽考

李纲父夔曾任松溪县尉，任上有作《庆馀长老开堂疏》。庆馀承曹溪法脉，弘法建州，初为松溪中峰寺长老，后经李夔举荐，吕惠卿迎请，移锡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大中寺。约半年余，吕惠卿与李夔先偕游武夷山，后同至大中寺。彼时，庆馀已仙化一昼夜，然面色如生。经李夔提醒，吕惠卿焚香击磬，庆馀复开笑眼。应吕惠卿之请，庆馀再开堂，李夔撰《庆馀长老开堂疏》。既七日，庆馀再升堂而化。吕惠卿作有碑文，详载此事始末，立于大中寺。北宋宣和元年(1119)，李纲被贬出京，取道武夷山分水岭，赴沙县监税。途次建安，游大中寺，见此碑文，叹仰不已。其时，建安天宁寺长老齐钰将其抄录的《庆馀长老开堂疏》示于李纲。李纲慨然而赋《天宁老齐珏录庆馀师〈开堂疏〉见示》，诗云：“一别闽山三十年，重来相见两依然。烦师录示当时语，犹喜曹溪一沠传。”[4]卷七，3南宋绍兴二年(1132)五月，李纲启自福州，赴潭州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因辎重繁多，取道闽江，逆流而上，行至剑浦，折往建安，再访大中寺，但见梵宇凋敝，碑刻无存。绍兴五年(1135)，庆馀法眷元植，携李夔松溪任上为庆馀所作手帖来见李纲。李纲读之泫然，亲书四帖及《庆馀长老开堂疏》赠之，并作开堂疏跋文，叙明原由。此跋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赵效宣正是据此跋文及杨时《李修撰墓志铭》，还有《宋史》所载吕惠卿贬居建州的时间，推出：元祐元年(1086)，李夔已为松溪尉，元祐二年(1087)作《庆馀长老开堂疏》。[5]6

李纲跋文：“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师住邑之中峰寺，语道相契，数以手帖往还。时参政吕公谪居建安，尝询衲僧中可与语者，先公以师对。吕公谕州郡，请住大中寺，学者云集。凡半年余，吕公一日约先公同游武夷山。及归，则师已仙化一复时矣。”[4]卷一百六十三，10-11

杨时《李修撰墓志铭》：“公讳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公幼孤，鞠于外家……遂中元丰三年(1080)进士第，释褐，调秀州华亭尉……丁继母饶氏太硕人忧，服除，调建州松溪县尉兼主簿。秩满，移池州军事推官。太守罗公彦辅，性强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虽不悦，而后卒相知也……然公犹坐尝签书及用荐者改官降次等，授宣义郎……差知无为军庐江县，改福州怀安县，未赴。从故龙图阁直学士陈公轩，辟知杭州钱塘县事。……故观文殿大学士吕公惠卿帅鄜延，辟充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吕公谪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见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6]400

《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一》载，元祐元年六月，“吕惠卿落职，分司南京，苏州居住”[3] 6 723。《宋史》卷四百七十一载，哲宗即位次年，即元祐元年，吕惠卿“贬为光禄寺卿，分司南京，再责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3] 5 222

赵效宣的逻辑是：元祐元年六月，吕惠卿贬居建安时，李夔已在松溪任上。半年之后，即是元祐二年，庆馀仙化。故疏文作于元祐二年。细敲之下，此论欠周密，且与史实不符。据《宋史》，吕惠卿贬居建安在元祐元年六月。然李夔任职松溪的时间，杨时铭文未及，只云其任前丁继母饶氏忧，秩满，移官池州，而丁忧与移官时间亦未言及。因之，由杨李二文，并不能推出李夔抵达松溪的时间早于或晚于吕惠卿抵达建安的时间。至于庆馀仙化的时间，据李纲跋文，当是庆馀移锡大中寺的“半年之后”，而非吕惠卿抵建安的“半年之后”。因之，李夔任职松溪的时间，及其撰写《庆馀长老开堂疏》的具体时间，皆待考。

近年，有李夔撰写的《宋故隐者周君墓志铭》拓片流出。墓主周育，字长卿，抚州金溪人。卒于元祐元年三月，次年二月，葬于金溪县延福乡龙潭原。盖周氏为金溪望族，故书丹者廖昌绪、篆盖者黄庆基皆为当地名流。从兄周谌，嘉祐四年(1059)及第，历任国子监直讲，王府教授，太常博士，《宋史》有传。[7]周育兄弟五人，长兄衮与两位弟弟——京、充在外为官，育与仲兄奕在家耕养为事，经营家族产业。周衮，嘉祐八年(1063)进士，少与王安石游。及长，与安石政见不合，乞外，有政声。归没，祀乡贤。[8]《松江县志》载，元丰四年(1081)至六年(1083)，周衮知秀州华亭县[9]，与李夔铭文所云相符——“元丰三年，处士君之丧既外除，诸父兄弟有请于其产者。伯兄承议当受籍会去宰秀州华亭”。盖华亭任上，周衮与李夔二人交好，故请李夔为其亡弟作墓志铭。文中李夔自称：“前秀州华亭县尉兼管勾河塘沟洫李夔。”(3)用户名为“江右金石录”的摊主将《宋故隐者周君墓志铭》拓片拍照上传至“中华古玩网”，网址为：http://www.gucn.com/Service_CurioStall_Show.asp?Id=13431002。笔者整理了碑文内容，并与“江右金石录”取得联系，核正。故李夔任松溪尉当在元祐二年二月之后。具体年份待考。

李纲宣和元年所作《天宁老齐珏录庆馀师开堂疏见示》诗云：“一别闽山三十年”，知三十年前，即元祐四年(1089)前后，李纲来过福建。所谓“三十年”，当是约举整数。“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共用九年，即1086—1094年。所谓“元祐中”当在1089至1091年之间。清《松溪县志》载李夔任松溪尉在“元祐中”。(4)潘拱辰等纂修、松溪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整理：《松溪县志》，南平：福建省松溪县印刷厂，1990年，第140页。盖承李纲之说。

《李修撰墓志铭》云，李夔任松溪尉之前，丁继母饶氏忧。然，饶氏去世时间、地点，铭文未及。何圣庠《李纲传》云：“元丰八年(1085)，继祖母饶氏夫人病故，李纲随父返籍居忧。”[10]不知所依何据。《庆亲里李夔宗谱》云，饶氏卒于元丰七年(1084)申子。(5)政协邵武市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纂：《邵武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南平：邵武印刷厂，1984年，第61页。元丰六年(1983)闰六月，李纲生于李夔秀州华亭官舍[5]3，故李夔丁忧应晚于此。

饶氏墓在邵武庆亲里李家湾，即今水北镇一都村李家坊。不仅饶氏，李纲叔祖、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墓茔皆在邵武。[11]绍兴二年(1132)，李纲赴潭州任，因装卸军资、调遣军队，须留滞邵武数日。由是，上《过邵武军乞往祖茔展省奏状》，请求祭祖焚黄，获准。其间有作《祭叔祖文》《祭高祖妣文》《祭曾祖妣祖妣文》，以及诗《次昭武展省祖茔焚黄因会宗族二首》。《祭曾祖妣祖妣文》云：“维绍兴二年，岁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辛卯……曾祖赠太保五郎、曾祖妣成国太夫人廖氏、茂国太夫人龚氏、昭国太夫人卢氏、先祖赠太傅十八郎、祖妣丰国太夫人黄氏、崇国太夫人饶氏之墓。”[4]卷一百六十五，4-5然李纲父母——李夔夫妇墓茔则在常州无锡县开元乡历村湛岘山之原。[12]李赓、饶氏生卒年皆无考，至于二人卒于无锡，抑或邵武，亦无考。无论怎样，李夔一定躬往邵武安葬饶氏。作为长孙的李纲，理应随父返乡。《李修撰墓志铭》：“公天资纯孝，继母饶氏性严肃，公事之尽子道，得其欢心。于兄弟间，友爱尤笃，既除饶氏丧，尽以资产推与之，独与季弟曼出居淛右，廪入之余，一以付之，置不问。”[6]400按此，李夔在邵武丁饶氏忧满，服除，任松溪尉前有返无锡。

综上，元丰末至元祐中，即1084年至1091年之间，李纲应两度来闽。首次是随父回祖籍邵武丁忧，第二次是随父去松溪任职。

三、李纲第三次入闽考

绍兴二年，李纲于邵武作《次昭武展省祖茔焚黄因会宗族二首》，诗云：“不到乡闾二十秋”(其一)，“壮岁来归今老翁”(其二)。[4]卷二十九，3-4意即二十年前——政和二年(1112)前后，李纲曾访邵武。检李纲文集，政和元年(1111)，李纲尝为邵武丰应庙作碑，文曰：

大观四年，邵武耆老与士夫之里居者，相率言于郡守日：“去城一里余，有庙曰石岐，载在祀典，祷祈屡应。愿以闻于朝，丐所以褒封答神贶者。”郡守委僚属考验不诬，上其事部使者，部使者以闻。其明年，改元政和，夏四月有敕，以“丰应”为庙额。乡人荷神之休，荣上之赐，求予文以记之，义不得辞。

谨案旧记，五季后唐时，有陆侍郎者，其子小字大岩，失其名，博学善鼓琴，雅不以名宦为意。会其父执某牧南安，遂从戎旃驻温陵者累年。旋归，假道邵武之故县，舣舟水南。遇疾而没，瘗于石岐峰下。既而颇出灵响，乡人畏仰，为建庙以祀之，因号石岐庙。凡水旱蝗螟之灾，疠疫之疾，必斋诚以祷之，岁即丰穰，疠疫亦已。信能擅一方雨旸生杀之权，以庇荫斯民者。自后唐迄今逾二百年，庙貌益崇，而神之灵响益著，用能受明命膺显号，以传无穷，而施罔极，岂偶然哉![4]卷一百六十六，1-2

政和元年，李纲二十九岁，青春正富，所谓“壮岁”。绍兴二年，李纲五十岁，知命之年，故云“老翁”。政和元年与绍兴二年前后相距22年，约举整数，即是“二十秋”。

《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三十二云：“丰岩寺，在泰宁县西二十里瑞溪保，唐天祐二年(905)建，宋李纲读书于此。”[13]赵效宣据此在《李纲年谱长编》中将邵武“丰应庙”错疑为泰宁“丰岩寺”。[5]15“丰岩寺”与“丰应庙”《八闽通志》俱有收录。“丰岩寺”条在卷七十八“寺观”类，所载内容与《大清一统志》相符，具体位置在今之泰宁县杉城镇际溪村(瑞溪保)。该寺20世纪60年代毁于大火，后渐次恢复。(6)政协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福建省三明市宗教事务局编纂：《三明的庙宇》(《三明文史资料》第13辑)，三明：三明市人民彩色印刷厂，1997年，第114页。“丰应庙”条在卷六十“祠庙”类，“在(邵武)二十九都水南。神姓陆名大岩，五代时为泉州牧，道经邵武，爱其溪山之胜，因卜居焉。卒葬石岐山下，颇著灵异，乡人立庙祀之。宋政和四年，赐额。绍兴间封‘昭应灵佑通济侯’，其配封‘显顺灵佑夫人’。庙旁有泉极甘洌。”[14]参较李纲碑文，虽于主祭神生平事迹，以及庙额改赐时间存在不同，但仍可得出二者所云“陆大岩”“丰应庙”指向的一致性。

按李纲碑文，丰应庙初名石岐，政和元年四月敕额，主祭神为陆大岩。大岩乃五季后唐人，其父官至侍郎。大岩一度投军温陵(今福建省泉州市)，终因无意功名，返归邵武。取道故县，舟渡富屯溪，自水北至水南。后病故，葬于水南的石岐峰下。未久，此地时有灵响，邑人敬畏，建庙以祀，庙以峰名。因所求多有灵验，规模愈大，声名日显，至于敕额。

邵武地处闽西北，武夷山脉南麓。闽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的富屯溪穿城而过，横贯东西，将城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富屯溪，又名紫云溪、樵川。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始置昭武镇，未久，升县。晋惠帝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邵武。再后，又有武阳、樵川、樵阳之名。三国时，隶属建安郡，后又分别为泉州(治所福州)、建州、邵武军、邵武路、邵武府、建安道所辖。县治最初在富屯溪北岸的乌阪城，即今之故县村。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置邵武军，军、县治所俱迁今址。宋以降，治所再无变更。后，民众遂以“故县”指称“乌阪城”，“故县”渐成一正式地名保留至今。[15]旧治与新城，一东一西，一北一南，隔溪遥对。故县村与一都村相距六公里，同为水北镇下辖行政村，皆位于富屯溪北岸、主城区东北方向。

李纲所云“石岐峰”，即《八闽通志》所云“石岐山”，“(石岐山)一在府城东南浮桥头，一在王塘渡头，又名‘胡孙岐’。两山互抱，势如龙蟠”。[16]“胡孙”即为“猢狲”，泛指猴。光绪重纂《邵武府志》，地图标有南、北两石岐，在府城东隔富屯溪相望，“为城中门户”[17]。南石岐，在府城东南三公桥外，山北临溪，下有渡口，通一、二、三都。明永乐间(1403—1424)，山左修有天妃宫，以佑从征西洋的邵武子弟。清光绪年间(1875—1908)，天妃宫已圮毁，原址建成禹王庙。北石岐在府治东北。明同知万尚烈取山间胜处——羊角峰建塔，名灵杰，取地灵人杰之意。同知邬若虚在《灵杰塔记》中，于邵武山川、人物多有激赏，特别提到了李纲。记云：“兹塔之建，山川贲饰，诸士仰而瞻焉，俯而眺焉，可以兴矣。且安知无景行先哲，如李忠定公辈复生是邦，而奚第科名之为斤斤也者，诸士惟是尽人以俟天而已。”(7)(清)李正芳总修、张葆森总纂：《邵武县志》，南平：福建省邵武市印刷厂，1986年，第28页。山南麓有渡口，名王塘(堂)，旧为王氏潴水之所，分上中下三处，故名。自王塘而东南有道通建阳，蜿蜒于富屯溪岸，极为“窄险”，自王塘往西北即为故县。南石岐又名猴子头，“俗呼渴猴饮水”。北石岐俗称牛公山，又名灵杰山。[18]398今之邑人惯以猴子、宝塔称此二山。

《闽书》卷二十六“方域志”亦载有南、北石岐山，称两山相对处水域为邵武“第一水口” 。[19]621同书卷一百四十七“灵祀志”，记有“惠应庙”，言及建庙始末与《八闽通志》之“丰应庙”同，当为误载，实为“丰应庙”。[19]4 377《八闽通志》亦载有“惠应庙”，在邵武城西，祀神欧阳祐。陈让《邵武府志》记为“欧阳太守庙” 。[18]397

综上，李纲为撰碑文的“丰应庙”在邵武境内，与泰宁丰岩寺毫无瓜葛。《八闽通志》所云“府城东南浮桥头”之石岐山即今之猴子山，即“丰应庙”之所在；“王塘渡头”之石岐山即今之宝塔山。由李纲《丰应庙碑》可知，后唐时，在南北石岐山各有渡口，船只往来于富屯溪之上。自元至清，先后建有浮桥、石墩桥。2018年11月，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梁桥在此建成通车，名为下王塘。今之下王塘已然是邵武东郊的重要地标，上、中王塘则不复见，南、北石岐山依旧分列富屯溪两岸，丰应庙不存。

关于《丰应庙碑》的写作缘起，李纲云：“乡人荷神之休，荣上之赐，求予文以记之，义不得辞。”[4]卷一百六十六，1未涉写作地点。除《丰应庙碑》《次昭武展省祖茔焚黄因会宗族二首》外，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政和元年李纲来过邵武或福建。然李纲之访邵武亦非绝无可能，原因如下。

其一，李赓徙居无锡时，原配夫人黄氏已逝，有继室饶氏。李夔则被外祖父黄汝济留在了邵武，舅舅黄履对其教导颇多。李纲《祭黄大资政文》云：“惟我先考，乃公之甥。孩提而孤，鞠于外氏。诲诱长育，如己子然。甥舅之情，世所罕俪。顾兹孱陋，庆流有衍。”[4]卷一百六十五，4因为甥舅情深，所以李纲出生后，李夔请黄履为自己的长子取名字，“幼荷奖知，命以名字”。黄履(约1130—1101)，字安中，邵武故县人，官至右丞。《宋史》卷三百二十八、《东都事略》卷九十六有传。据《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4]卷一百七十，8-14《故秘书省秘书郎黄公墓志铭》[4]卷一百六十八，1-10，黄履长女适饶州德兴(今江西省德兴市)张根。张根长女、次女分别嫁给黄伯思和李纲。黄伯思为黄履长孙，入太学前，师事李夔。李纲与黄伯思既是中表之亲，又有姻娅关系，交谊深厚。李纲与父亲李夔外家关系如此盘根错节，往来邵武自是频繁。

其二，《宋会要辑稿》载:“(大观)四年(1110)正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太常少卿李夔为集贤殿修撰，知邓州。”[20]5 895-5 896“徽宗大观四年六月二十日，新差知邓州李夔奏……诏令左、右司依所奏施行。”[20]3 105杨时《李修撰墓志铭》亦云：“朝廷度其不可复挽，则除公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兼西南路安抚使……公下车尽革前弊，纲纪大整。与部使者议事有所不合，公独请于朝，事卒见听，当路滋不悦，公弗顾也。然自是若有不释然者，遂以疾请宫祠……公东归，居于梁溪锡山之傍，日以文字为娱，澹如也。子纲为镇江教官，就养子舍，与宾客过从尽登临之适，优游自得，不复以世事介意。”[6]400按李纲年谱，大观二年(1108)至政和元年，李纲在真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任司法参军。政和二年，李纲上舍及第，特旨升甲，授承务郎、相州教授。李纲以亲庭远为由，易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政和三年(1113)，李纲在镇江任上。[4]附一，2综上，李夔于大观四年知邓州，并于政和二年之前，在邓州任上请得宫祠。李纲或于政和元年告假，陪侍父省亲邵武。其间，恰逢石岐庙荣膺褒封，敕额“丰应”，乡人请其撰碑文，身为邵武子民，李纲“义不得辞”。

前文已述，宣和元年，李纲于建瓯所赋《天宁老齐珏录庆馀师开堂疏见示》一诗中，自云“一别闽山三十年”。若将“闽山”理解为泛指的“福建”，则与政和元年邵武之行相抵牾。政和元年至宣和元年，首尾相距九年，取整数，则为十年，与“三十年”不符。关于“闽山”，于今，大致有四种释义：(1)代称福建；(2)泛指闽北区域；(3)专指武夷山；(4)特指福州乌山支脉、位于南后街之“闽山”。李纲诗中“闽山”当指建州，地处闽北。彼时福建为福建路，领福州、建州、南剑州等六州，以及邵武、兴化二军。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政和、松溪七县为建州所辖，其中建安、瓯宁二县，在州治所。而李纲“二十秋”不到之“乡闾”——邵武，则属邵武军，位于闽西北。

政和元年，李纲既在真州任职，其邵武之行，时间当极为短暂。至于此番行程的始末缘由等具体问题，仍待考证，今且存疑。

李纲作为两宋之际重要的闽籍抗金将领，究其一生，八来闽地，在闽活动时间长、区域广，文学创作丰富，影响深远。其高尚的民族气节不仅在当时具有感召闽人抗金御辱的作用，在其后的王朝更替、民族危难之际，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催人奋进，不惧牺牲。当下学者不乏从地域文学、地域文化之视角，对李纲在闽活动予以关注，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然于李纲入闽次数、活动、交游、酬唱等认知不全，即以李纲入闽活动不完全之认知而作不完整之论述，此于研究李纲在闽期间的文学贡献、历史功绩，以及文化传承等，缺失难免。概言之，补全、梳理与明定李纲入闽次数、时间、活动等，于准确、细致、全面描摹、研究李纲，是必要且重要的，于当下福建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亦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