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雯

(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1)

一、乾隆时期考据学的特点及其局限

作为清代学术一重要形态的考据学萌芽于清初，并贯穿整个清代学术。清初，大量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汉族学者反思朱明王朝的覆灭，认为王门后学空谈心性，导致学风虚浮，终至误国。为了扭转虚蹈的学风，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批评明儒凿空说经带来的弊端，引导学者在考察道德与真理时，以准确的经书典籍知识为其提供理论支撑。此后，毛奇龄、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继承并发展了顾氏治学理念，引领了疑古的思潮。其中，阎若璩直指《古文尚书》为伪著，这一研究成果动摇了理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一重要论据，引发了人们对理学的怀疑。此后，大量学者开始从事经学考证研究，希望通过廓清历代注疏中羼入的臆说，还原圣人经文本旨。在这些学者中，休宁戴震治学“综形名、任裁断”，提出“由字以通其词”的治学方法，承续清初顾氏治学精神，并很快于学坛形成“学术共同体”。在围绕戴氏所形成的庞大“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们大多认同并遵从戴震提出的治学方法与学术理念，并采用一致的原则方法展开学术研究，终使考据学大盛于乾隆时期，形成稳定并获得广泛认可的“学术范式”。

“范式”一词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库恩在描述“范式”时提出“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147，并且库恩在书中提出“范式”可为研究者提供“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