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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戏剧性小说的《故乡》之诗化叙事研究

2021-12-21马琳

今古文创 2021年46期
关键词:诗化叙事故乡

【摘要】 词语、节奏和意象是构成诗歌的三种特征,鲁迅的小说以其特有的丰富性,一直以来被誉为诗化小说的典范,对其进行叙事研究得出,鲁迅《故乡》可以被定义为戏剧性小说。即,从情节中时感的紧迫及其内部的情感体悟可判定其具有戏剧性情节;从叙述上来讲,鲁迅小说的叙述模式及整体文本的叙述距离的变化是带有戏剧性叙述风格的;从结尾书写中,通过悲剧性一笔及诸多意象体现了文本的戏剧性结尾。因此,从以上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叙事分析,对作为戏剧性小说的鲁迅《故乡》进行诗化叙事研究。

【关键词】 戏剧性小说;叙事;诗化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6-0010-02

一、戏剧性情节之“中断的连续”

(一)时感的紧迫——外部官能感受

爱缪尔在《小说结构》中谈到戏剧性小说时提道:戏剧性小说的想象世界是在时间范畴,而人物小说的想象世界在空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感的区别,戏剧性小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的,在时间上是具有紧迫性的。在《故乡》中时间概念是很模糊的,尤其是作者将回忆与现实穿插在一起讲述,同时,这种叙述方式带来的时间感受,从理想到现实、从过去到现在,时间跨度很大所带来的是时感的紧迫。这种戏剧性小说的时间感更多的是由人物的发展过程而凝聚于情节的,这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发起。在《故乡》中时间感的紧迫性主要由闰土来完成,时间感贯穿于整个情节和闰土的人物塑造,每当出现对闰土的回忆,以及中年闰土的出现,随着整个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和闰土形象的趋于完善,时感渐趋紧迫,直到闰土的那声“老爷”达到了最顶峰。

(二)场景不变人物变——内部情感体悟

词语是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鲁迅小说中充满了言简意赅与一针见血的诗化词语,这些词语不仅体现了鲁迅对整个文本叙事的控制能力,而且彰显了叙事风格,同时深化和强调了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情节与思想。在《故乡》中,仅仅用几个词语就将故乡的状态囊括其中,构成一首回环往复又细腻生动的诗歌。《故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小说一开始就用极度寒冷的词汇将现实的故乡勾勒起来,“严寒”“阴晦”“悲涼”,短短几个词汇使得这一片土地笼罩着衰败颓废的阴影,而这与“我”心中理想的故乡是完全不同的,小说提前给了读者变化之大的预先征兆,让读者有了一定的心理预设,但转笔又说“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的心情改变罢了”,这样的笔锋一转让读者开始含混,同时将一个疑问深深刺入读者脑海,迫使其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阅读,使这种变与未变的引子埋藏下来。

二、戏剧性叙述之“离去与归来”

(一)叙事“归乡”模式

鲁迅的书写有两种值得关注的叙事模式,第一种是“看与被看”的模式,塑造了众多看客形象去补充和强调,这一种小说叙事模式,可以将其概括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主被动关系。第二种是“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这种模式在《故乡》中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在小说的开头“我”便冒着严寒回到了故乡,中间又提到了“我”是怎么离开故乡的,在最后的结尾,我秉持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理念离开了故乡。故事绕了一个大圈,最后似乎回到了原点,但作者已经带领读者领略了一番,最后送到了故事最开始。因此,这种叙事模式是呈圆形的,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像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一样,往更高的层面所发展了。

(二)叙述距离的变化

1.插叙回忆——距离拉远

情感本质上的二元性带来“抒情”的双重性:抒情与反讽。[1]“我”共有两段回忆,而这些回忆所起的作用,一是刻画,二是反讽。首先是关于杨二嫂的回忆。作者让中年杨二嫂直接登场,“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的细脚伶仃的圆规。”故乡早已改变,故乡中的人也面目全非,这段回忆不仅形成了前后的强烈对比,也为下文埋下伏笔。其次是对少年闰土的回忆。“我”回忆年少时的闰土——金黄的明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还有头带银色项圈的少年闰土。关于少年这样美好的回忆使颓败的故乡也显得可爱起来,中年闰土登场,“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作者再次给读者提供了隐晦的心理预设,直到中年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示了这两种观念意识发生直接对话的不可能性或极端的艰巨性。[2]回忆穿插在整个文本的叙述之中,过去时态的叙述方式使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远,理想的与现实的差异使读者对人物有双重态度。一方面读者同情闰土所遭受到的苦难和折磨,对变成现实状态的他表示理解;另一方面,读者哀叹无比怀念理想状态下的少年闰土。因此,读者对人物有了双重态度,即有了道德判断和情感期望。

2.内聚焦的共鸣——距离拉近

热奈特在分析文本叙事视角时将其分为了三种[3],第一种是零聚焦,第二种是外聚焦,第三种是内聚焦,通常以第一人称或故事中某个人物作为视点去观察和讲述,引起读者的真实感和共鸣,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拉近。《故乡》当中以“我”作为叙述视角,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和回忆共同构成了故乡及故乡中人物的变化图景。这种内聚焦的视点使得读者更好的深入人物的内心,多方面多角度立体的观察其心灵现实,从“我”回乡开始,到“我”离去结束,这一路“我”看到了理想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之差距,看到了回忆中的少年英雄与中年闰土之隔阂,情感是相似的,视点是相同的,因此,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禁与“我”共同感伤,为这一趟故乡之行画上句号,距离拉近,情感共鸣达到高峰。

(三)节奏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提到了布局和节奏,认为节奏是作品结构内部流动交替的特征,通常是由人物内心意识活动来决定的“内部”,能使小说内部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节奏有两种,第一是“重现加上变化”的简单节奏,这一种类型内部混乱缝合成了整体结构,能够产生美感并勾起读者的回忆,从而形成了与作者遥远的呼应。在《故乡》中,第一种节奏变化主要体现在场景的重现及闪回片段中,“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再次回来是别样的心境,多年不见的杨二嫂和闰土,相见之时也已今非昔比,对人物的重现及对场景的重现带来了整齐划一、内部呼应的叙述效果。第二种节奏是难以界定的难度更大的节奏,这种起伏不定的美感令读者心中充满惊奇、新颖、希望。比如抒情作品当中情感的跌宕起伏等。在《故乡》中,第二种节奏变化是出乎意料的,并且带有着洪亮的点睛之笔,最鲜明的体现是闰土的那一声“老爷”,这一声轻轻的“老爷”却具有万钧之力,将“我”从前的美好回忆压得点滴不剩,这样的点睛之笔带来了情感的跌宕起伏,将叙述带到了一个高潮。

三、戏剧性结尾之“最后的启迪”

(一)戏剧性一笔的诗学悲剧

戏剧性小说中,人物与情节不可避免的杂糅在一起,人物既定的素质可以决定情节,而情节反转过来又逐渐改变人物,因此,一切都朝着一个结局进行。在《故乡》中,这个既定的结局就是“我”注定回不到“故乡”。在最高点,戏剧性小说与诗的悲剧相近似,也就是说戏剧性小说的悲剧在最高峰的时刻达成了诗。在《故乡》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少年时亲昵坦率的玩伴在中年时却嘴唇微颤地喊出的那句“老爷”,反讽所带来的第一层感受是滑稽,也就是这种改变的戏剧性;同样,最具有悲剧性的一幕,也是如此。那声“老爷”,不仅宣告了少年闰土的精神麻木和死亡,更重要的是称呼的背后,所带来的是两种个体意识之间再难对话的悲剧。少年闰土象征着“我”对故乡全部的美好记忆,然而这声“老爷”使得这种回忆无法再维持理想状态,少年闰土的离去,是故乡在“我”心中的永逝,也是“我”再难回归故乡的悲剧性一笔。爱缪尔在《小说结构》中提到了,“最后的启迪”是情节的结束、人物塑造的结束,也是使人物臻于完善的点睛之笔。[4]在闰土喊出那声“老爷”的时候,这是对我们的最后的启迪,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的结束。

(二)象征的所指——意象

詩歌中最值得观赏是意象,鲁迅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他的小说都带有意象指向,这种象征性的意象使得鲁迅的小说更像是一首诗。在《故乡》中,首先开篇就用了不少冷峻的词语形容回乡的感受,一开始就奠定了灰色阴冷的颓废气息。在回忆闰土的时候,“金黄的明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这些诗一般的意象将少年闰土的形象塑造的朦胧且美好,在描写闰土的外貌时,用了同一个意象,即毡帽: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再相见的中年闰土头顶着一个“破毡帽”。同一个意象却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状态。在描写杨二嫂的时候,鲁迅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个意象,即圆规,圆规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辅助学习的工具,代表了先进的文明的教育和知识,但这样的一个科学性的意象用来形容一个庸俗自私、刻薄愚昧的农民杨二嫂形象,不免显示了强烈的对比及对这种状态的批判和讽刺意味。另一方面,圆规这个意象又很好地体现了杨二嫂的形态与站姿。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祭器,祭器代表着传统的、落后的一面,是封建礼教与伦理权威的象征,是一种精神寄托。这个意象同样在全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一开始的少年闰土被派过来管这些“祭器”,第二次是再相见时闰土拿走了“香炉和烛台”,少年闰土是无须借助这些“祭器”完成自己的精神祷告和精神寄托;而中年闰土由于“多子、饥饿、苛税、兵、匪、官、绅”这样的现实所压倒,只能把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寄托给冰冷的“祭器”。那样无拘无束地肆意在海边沙地奔跑的少年闰土,终于还是变成了封建礼教与吃人社会的“祭品”。

参考文献:

[1]张箭飞.诗化小说[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2]王富仁编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9-130.

[4]珀·卢伯克,爱·福斯特,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

马琳,女,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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