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鸣

安远路，位于上海市市区中部，为静安、普陀两区界路。东起西苏州路，西至长寿路，长2003 米。1911 年至1914 年工部局越界筑路，用英国原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槟榔屿命名槟榔路。1943 年以江西安远改今名安远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槟榔路上除了“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和“沪西工友俱乐部”著名于沪上，还有两家大型工厂，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首屈一指的“三星”牌日化用品

在200 多年前，即19 世纪末，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极为缓慢，现代化大工业、大机器生产的日化产品少得可怜，充斥全国各大城市日用百货商店柜台的都是清一色外国牌子的牙膏、肥皂、雪花膏、蚊香等。到了20 世纪初，洋货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一些已掌握基本化学知识的企业家，陆续办起一家家日用化学品生产企业。虽然工厂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产品单一，但毕竟生产的都是国货，且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先驱，如“国货大王”、中国牙膏工业之父方液仙。

方液仙，浙江镇海人，富二代，少年时代就读上海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尤其喜爱研究化学，曾师从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柏烈，并在家里设立简易实验室，购阅有关制造日用化学品书籍，苦心钻研，学会制造多种化工产品。1910 年至1911 年，上海发生钱庄倒闭风潮，方家大部分钱庄未能幸免。方液仙父亲不擅经营，打算让儿子继承家业，但方液仙对钱庄毫无兴趣。鉴于那时洋货日化品泛滥，方液仙决定自己研制。1912 年，方液仙开始筹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简称中化社），但遭到父亲强烈反对。方液仙并不气馁，多方奔走筹款，最终说服母亲，拿出私蓄1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方液仙在圆明园路安仁里家中设厂，购置一些简单设备，亲自率领几个工人和学徒，生产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牙粉等日化品。却因受到洋货倾销挤压，产品销量极微，连年亏损。家人、亲友见此情形，都力劝其收手。可方液仙仍不改其志。1915 年，在1 万元启动资金全部亏掉后，方液仙又设法自筹3.5 万元，并争取舅舅李云书投资1.5万元，在重庆路租借3 间厂房，添了设备，聘请经理和推销员，还增加了果子露、皮鞋油等产品。虽然中化社注入了大量资金，具有一定规模，但销售依然年年亏损，不见任何起色。到了1919 年，中化社又亏损殆尽，濒临倒闭。恰逢“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中化社从而绝处逢生。因为该厂的产品质量并不亚于洋货，所以深受国内消费者欢迎，纷纷购买，“三星”牌各类产品迅速打开销路，不久转亏为盈，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局面。1920 年，方液仙请求上海钱业巨擘、四叔方季扬投资，中化社得以改组为无限公司，其中方液仙占七成股份，方季扬占三成。自从实力派方季扬入主后，中化社有了金融界做稳固靠山，一改先前作坊做法，采用新型管理方式，建立齐全各种规章制度，扩大生产规模，企业为此焕然一新，并移址槟榔路460 号。

辛亥革命前，日本的“狮子”牌牙粉在中国市场上倾销。1912 年，方液仙开始生产“三星”牌牙粉，此乃中国最早的国产洁齿剂。最初几年，“三星”牌牙粉在国内牙粉市场上一骑绝尘。但短短数年，随着其它品牌牙粉的出现，市场竞争激烈，“三星”牌牙粉失去往日辉煌，近况大不如前。方液仙思忖与其苦苦支撑，不如另辟蹊径。当时国际市场上，牙膏作为新生代，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牙粉替代品，但在国内市场，只见洋货，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产的“丝带”牌牙膏。方液仙灵机一动，何不以“丝带”牌牙膏为主要研究对象，自己试制牙膏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国产第一支牙膏于1922 年诞生，商标也叫“三星”牌。那年“丝带”牌牙膏每支卖7 角5 分，但普通消费者都觉得太贵。而“三星”牌最初定价2 角5 分，后降为2角，大家全认为实惠。因此甫一上市，便风靡一时。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国人觉悟，抵制洋货，“三星”牌牙膏更是供不应求。

牙膏虽然利润不高，但产量很大，且不受季节限制，资金周转快。由于“三星”牌牙膏的带头效应，一时之间，各种品牌的国产牙膏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比较著名的有黑人牙膏、留兰香牙膏等，但“三星”牙膏却一直遥遥领先，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占据国内牙膏市场的一半以上。至20 世纪40 年代初，“三星”牌牙膏的产量已高达1300 万支。

方液仙相当重视品牌宣传，因此中化社的广告别具一格。广告科科长、著名报人朱惺公，为吸引消费者，精心设计了“三星”牌牙膏的奖券广告，并摆噱头“玻璃管里的秘密”。即在牙膏管内放1 个小玻璃管，管里有3 种奖券，分别面值1 元、5 元和10 元。诱人的是，还设有“福禄寿”三星奖，若谁凑齐“福禄寿”3 张奖券，便可中头奖，奖品是1 套住房。如此一来，购买“三星”牌牙膏的销售量更是迭创新高。

1931 年至1940 年，是中化社全盛时期。在方液仙知人善任、注重科技、严格管理之下，从初创时的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日化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化社生意一落千丈。1949年上海解放后重新振作，人民政府将各种品牌牙膏集中在中化社生产，品种有30 多种，产量占全国牙膏生产的70%。到了1967 年，中化社改名为上海牙膏厂。

三足之一的“三胜”牌搪瓷制品

当时中国的珐琅包括将珐琅工艺用在瓷器上的珐琅彩，由于手工艺复杂和原料依赖进口等多种原因，正日益走向帝王贵族享用的高端艺术品的时候，西方则由于工业革命却将珐琅开始相反地走向平民化日用品。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大量倾销日货搪瓷产品，抢占中国市场。那时候日本甚至还专门开了6 家工厂，生产专供出口中国的搪瓷制品。据《上海工业志》记载：“民国4～20 年共计输入搪瓷品达关银1366.19 万两，中国市场基本被日本所垄断。”就连“搪瓷”这个新的汉语词汇也是从日语捎带过来的，于是，同一类工艺的东西，中国人从此管工艺品还叫珐琅，而把工业日用品叫搪瓷，在民间也曾一度称搪瓷为洋瓷。

1916 年，英国人麦克利与华商徐道生合资，在本市虹口开设了一家小型搪瓷厂，厂名为“广大搪瓷工场”，主要承接挂在上海马路和弄堂上的搪瓷路名和门牌，同时兼制一些简单的汽油灯灯罩和人们常用的搪瓷器皿。麦克利最初在开设广大搪瓷工场时，所有雇工均是具备一定搪瓷生产经验的日本技工。1919 年，广大搪瓷工场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麦克利提出合作伙伴徐道生再投资10 万元，参与工场的日常经营活动，工场也由此改名为“铸丰搪瓷厂”，同时使用“三胜”牌商标。考虑到原先在虹口的工场厂房面积狭小，无法增加新产品的生产，工厂便从虹口搬迁至闸北地区的顾家湾（今静安区青云路附近），占地面积约10 亩。期间，工厂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搪瓷产品生产设备，包括双动压制面盆机两台、专轧饭碗的小型双动压机1 台，以及常用的各种搪瓷产品生产附属机器设备等。那年月，铸丰搪瓷厂已经拥有4座搪瓷窑炉，属于国内规模最大的搪瓷生产企业。

但在工厂开工了一段时间后，因为英国人麦克利及其聘用的华人经理在日常工作中的经营理念不同、产销意见不合、利润分配不均等，一系列矛盾导致工厂管理层出现严重分歧，企业运作受到较大影响，甚至发生亏损。1924 年1 月，经过协商，铸丰厂所有对外欠债，由股东之一的童世亨等负责偿还，麦克利则将厂房、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一次性转让给华商童世亨。同年3 月，童世亨接管铸丰搪瓷厂，并将工厂改名为“铸丰通记搪瓷厂”。由于原来厂里的基础较完善，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一批技术精良的技工，再加上童世亨管理得法，所以不久就扭亏为盈，各类“三胜”牌搪瓷制品，成为国内搪瓷产品市场上颇受欢迎的热门货。

铸丰通记搪瓷厂批量生产的“三胜”牌各类搪瓷字牌，具备产品精细、生产快速、成本低廉等优势，在本市同行业里具有较大影响。那年月，上海华界和租界的路名牌、门牌号、汽车牌照、脚踏车牌照、人力车牌照、船舶牌照等数以万计的字牌，大都由铸丰厂负责生产。另外该厂不满足做些字牌，紧贴市场，敢于开发新产品，譬如市民们需求量较大的搪瓷面盆，就是铸丰厂首先研制出来的。1926 年初，为了扩大销售规模，铸丰厂在同行业中率先派出厂里职工远赴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开设“三胜”牌搪瓷产品发行所，成为我国搪瓷工业历史上第一家驻国外的商业机构。是年4 月，铸丰、益丰、兆丰和中华4 家搪瓷厂组成上海搪瓷同业公会，其搪瓷制品总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20 世纪20 年代，在本市搪瓷生产行业中，铸丰搪瓷厂与益丰搪瓷厂、中华珐琅厂，3 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927 年，铸丰厂在汉口、长沙、杭州和南京等地陆续设立了产品发行所，以扩大“三胜”牌搪瓷制品在国内的销售渠道。20 世纪30 年代，“三胜”牌各类搪瓷制品的销量直线上升。但“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铸丰厂位于闸北的工厂恰巧地处战区，结果厂房和产品营业所均被日军全部炸毁。经事后统计，铸丰厂直接损失12 万元法币，是本市所有搪瓷生产企业中受损最严重的厂家。不幸刚恢复点元气，“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铸丰厂再遭日军飞机轰炸。无奈之下，铸丰厂于1938 年4 月，搬迁至沪西公共租界里的槟榔路200 号，重建厂房，以勉强维持生产。1941 年12 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之后，又强行占领了公共租界，铸丰厂只能全部停产。

1946 年10 月，铸丰厂复工。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次月，经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推荐，铸丰厂为解放军第三、第四野战军生产优质的“三胜”牌军用搪瓷面盆、饭碗等日常用品，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1955 年10 月，铸丰厂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实行公私合营。1956 年5 月10 日，铸丰厂又响应国家地区产业机构调整政策，把整个工厂自上海迁往河南开封，成为“开封搪瓷厂”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