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佳 傅慧芳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横向扩散以及环境治理事件在社会中的深度呈现，垃圾治理成为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据生态环境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已经达到23560.2 万吨，并保持上涨态势[1]，全国200 多座大中型城市中2/3 以上的城市遭遇“垃圾围城”危机[2]。可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经迫在眉睫，垃圾分类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场域，成为环境治理的主战场。中央层面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但政策执行与公众回应之间存在逻辑互动偏差，政策执行遭遇阻滞危机。为避免对政策推进产生消极影响，政府必须在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和末端处理等多个环节发挥效能，实现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

然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效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执行与公众回应之间往往事与愿违，政府行动与垃圾分类行为引导往往不相适应，难以快速取得环境治理的效果。通过梳理近年来各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相关案例，发现政府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越重视，在发展目标、地方绩效等需求下政府越会主动回应，并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偏差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各地区要素条件的多样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使得部分地区容易出现“象征性执行”和公众缺乏回应的现象，从而使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效果呈现出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