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警匪动作片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类型片，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里见证了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的起落兴衰。自1986至2006年，香港警匪動作片依次经历了“英雄的浪漫江湖”“古惑仔的热血江湖”“小人物的宿命江湖”和“现实主义的人性江湖”四个阶段，而梳理和探讨这四个阶段所透露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意义尤为必要。香港警匪动作片在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文化积淀，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香港社会的变迁过程，也成为港人几经波折心路历程的最佳记录。

关键词：香港;警匪动作片;浪漫;热血;宿命;人性

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曾凭借其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一度让全世界的观众为之着迷。作为最典型的警匪动作片，从《英雄本色》系列到《古惑仔》系列，再到小人物承当主角的《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最后到《黑社会》系列，在风格的演变和人性的角逐中，为观众呈现了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一、英雄的浪漫江湖

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时间节点大概在20世纪60—70年代，此时香港民众生活优渥，轻松悠闲，追求享乐与娱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消遣，受此影响，香港电影逐渐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方向迈进。

1986年，吴宇森携带《英雄本色》闯入观众的视野，影片中由周润发饰演小马哥一角，身穿风衣、眼戴墨镜、英俊潇洒的形象和侠肝义胆的性格成为其最显著的标签，用钞票点烟的场景更是俘获了万千观众的心。然而，当小马哥落魄之后，他仍然不放弃任何希望，最后历经枪林弹雨牺牲之时，其忠义豪情的形象满足了观众对英雄的想象，也给予了处于焦虑中的香港人以精神的释放。

此后吴宇森接连拍摄了《英雄本色2》（1987年）、《喋血双雄》（1989年）、《喋血街头》（1990年）、《纵横四海》（1991年）等警匪动作片，这些作品在风格上与《英雄本色》基本一致。影片以警匪矛盾冲突为背景，重点在于展示重情重义、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英雄形象，这类英雄形象无论从穿着打扮还是个人气质上，都基本符合高大帅气、忠义礼信的形象设定。“对枪战场面进行舞蹈化的动作设计是吴氏影片的标志性元素之一，《英雄本色》中通过高速摄影把子弹与身体的动作唯美化，赋予主人公某种超自然的英雄气质。”[1]导演对这种英雄主义情结的重点表现成为了这一时期警匪动作片的主要精神内核。“英雄的浪漫江湖”是一种理想化的江湖，这种设定契合当下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期待，银幕上的江湖要远比现实中的社会美好太多，它为观众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因此，在1986—1996这10年间，英雄主义情结和形象深深刻印在了香港警匪动作片中。

这个阶段的警匪动作片中，主人公的形象是被刻意拔高的，变成了人人艳羡的英雄;影片所构建的世界也是经过滤镜美化的，成为了浪漫温情的江湖。

二、古惑仔的热血江湖

随着“九·七”的临近，香港民众的心理愈发浮动，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和无所适从的政治环境，港人纷纷表现出恐慌和逃避的心态。与此同时，1993年开始，香港经济大不如前，逐渐走下坡路，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香港电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进入了低迷期。

面对这一状况，导演刘伟强力排众议，推出了影片《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从此将香港警匪动作电影引入“古惑仔的热血江湖”时代。随后，刘伟强接连推出了《猛龙过江》（1996年）、《只手遮天》（1996年）、《战无不胜》（1997年）等古惑仔系列影片，在票房上均取得极大成功。

古惑仔系列改变自漫画作品，影片以陈浩南、山鸡、包皮等底层黑社会成员为主人公，讲述了他们历经磨难最终成为洪兴掌门人的故事。相比于吴宇森所营造的英雄江湖，古惑仔系列完全摒弃了风度翩翩的人物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夸张的纹身、满口的脏话、五颜六色的染发的社会青年形象。他们冲动好斗、意气用事、鲁莽无知，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打打杀杀，到处砍人，肆意宣泄着旺盛的荷尔蒙。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小马哥的浪漫江湖还是古惑仔的热血江湖，虽然主人公的形象、行为有所差异，但是两者所共同恪守的兄弟情义却是一脉相承的，小马哥对豪哥的赤胆忠心也延续到了陈浩南对B哥的身上，以及陈浩南作为老大对山鸡的关照上。义薄云天、两肋插刀、忠义有信仍然是香港警匪动作片所重点营造的价值观。

总体来说，代表着青春热血的古惑仔们用自己不理性、好狂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港人阴云密布的心情，使得观众随着古惑仔一起宣泄着对现实、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完成了精神的释放。

三、小人物的宿命江湖

1997年香港回归，意味着港人自殖民时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席卷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港人在经济辉煌时期的自信心态。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加持之下，电影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逐渐充斥着焦虑、迷茫与躁动，这些综合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香港警匪动作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型变化。

首先，底层小人物走上主角舞台。从现实角度考量，“九·七”香港回归后，港人开始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个体身上来，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属性，香港电影也就将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人生起伏作为了影片的叙事重点，影片叙事视角也随之回归到个体关怀和人性本身上。最典型的例证当属杜琪峰开创的“银河映像”电影公司及其所拍摄的警匪动作片，诸如《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年）、《暗花》（1998年）、《非常突然》（1998年）、《真心英雄》（1998年）等影片。1997年，杜琪峰携带《一个字头的诞生》闯入观众的世界，两位主人公完全失去了小马哥的飒爽英姿，甚至连陈浩南的装扮都不如，更不用提及主角光环的营造。“阿猫阿狗”的人名设定更是契合了底层人物的形象，不被重视、大脑混乱、行为失范，他们抢劫却丢了钱、做杀手忘记地址和电话号码、鼓起勇气打算“黑吃黑”时却做了枪下冤魂。“这种连正常人都算不上的一群阿猫阿狗们，在不断制造笑料的同时，也宣告了黑社会英雄叙事的终结。”[2]总之，杜琪峰导演利用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解构颠覆了精明强干、沉着冷静的传统黑帮形象，极其逼真地让观众领略到了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的无助和无能。而这种无助和无能的状态正是此时港人的真实写照。杜琪峰导演借用影片中的主人公完成了对现实民众的描写，抒发了港人忧郁苦闷、徘徊游离的内心情绪。电影中命运跌宕起伏的底层小人物努力寻求生命价值和强烈的抗争精神使得港人在观影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强的认同感和代入感。

其次，悲剧的宿命感笼罩全片。在这一时期香港警匪动作片的主题表达上，确切明晰的人生理想与追求被自我迷失和茫然无助所取代，在人与命运的对抗中终究被碾压的结局成为无处可逃的宿命。《非常突然》（1998）这部影片自始至终都处于阴雨蒙蒙的笼罩下，片中6位警官出警、办案、结案循环往复，无论面对的犯罪分子如何，他们总能找到相应的方法与之相对抗。影片末尾天空终于放晴，6人相约喝酒放松一番，在抵达酒吧门口之时碰到了两个毛贼，就当所有观众以为这又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抓捕行动时，两位毛贼却手持重型武器将警官们逐一击毙，甚至有些警官连手枪都没掏出来就死在了毛贼冰冷的枪口之下。该片颠覆了传统警匪动作片主人公大难不死、光环护体的设定，通过一场猝不及防的枪战表达了世事无常、命运多舛的主题。同时，导演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当对战双方都在大街上死于冲突之时，变幻莫测的命运已悄悄将所有人的生命收至麾下。臺词“带伞的时候不下雨，下雨的时候没有伞”成为本片最醒目的注脚。

总之，这一阶段的香港警匪动作片以底层小人物为叙事主体，以对前途的绝望和人生的荒谬无常为主题，凸显了“英雄”末路和命运叵测的悲剧宿命感，成为港人暗淡情绪、无所适从的心理投射。

四、现实主义的人性江湖

进入到21世纪，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和时代的变迁，香港电影的颓废之势更加严重，影片数量已大不如前，产量连年下降。随着2003年CEPA的落地实施，香港导演们为求生存接连进军内地，合拍片数量逐渐上升。这就造成了香港本土电影的弱势进一步被放大，而警匪动作片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类型片，在这一时期再次发生转型。

首先，以杜琪峰为首的警匪动作片导演尝试深入真实的黑帮社会，开始了对“黑帮文化”的解读。由他执导的《黑社会》（2005）、《黑社会2 以和为贵》（2006）重点探索香港本土黑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为蓝本呈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景观。影片《黑社会》以黑帮成员合诵“和联胜”的帮规为开头，颇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掺杂在里面，其帮规贯穿着传统警匪动作片所提倡的义气、惩戒等观念。同时，导演运用客观写实的拍摄手法记录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凸显了黑社会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让观众诧异的是，在这部分警匪动作片中黑社会成员与常人已无任何异常，他们也要到菜市场买菜、读书学习、送孩子上学，等等，这种日常化和生活化的场景代替了传统警匪动作片血腥暴力、阴暗恐怖的镜头。除此之外，影片也对黑社会的内部制度、办事程序等进行了体现，比如老大到年龄了要退休，需要通过选举的方式推选下一届帮主;黑社会有正当的收入来源，同时内部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治斗争、权力追逐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香港本土黑社会也逐渐趋向社会化，力图在合法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发展，不断延续。

其次，这一时期的香港警匪动作片将叙事重心放在了对人性的深刻探讨上。影片不再美化黑帮成员，没有了肝胆相照、智勇双全的人物形象，而是在真实的香港社会时空里呈现像普通香港人一样的生活。传统警匪动作片所建构的忠义守信、兄弟情义、义薄云天的核心主题在这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利益至上的价值体现。无论是帮派兄弟还是手足之交，当情谊与利益冲突时，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利益，兄弟情谊早已支撑不起江湖的法则与规矩。残酷的权势斗争和无尽的内心欲望彻底洞穿了人性的底线，一场有关恶恶相交的人性斗争成为了命运的修罗场。《黑社会》中成为老大的阿乐将毫无防备的大D哥夫妇活活用石头砸死之时，善良的人性早已被权力和欲望所吞噬，“其主题表现了权力意识对人性的侵蚀和对江湖规矩的破坏”[3]。

最后，以《无间道》系列为代表的警匪动作片解构了传统警匪动作片依靠枪战、飞车、追逐、暴力为主的视觉营造，转而以双重卧底的“智斗”代替了“武斗”，以细腻的内心刻画和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营造戏剧张力，人物关系从最简单的善恶对立转向更复杂的立体结构，从内向外层层剥落人性的脆弱和徘徊。

香港警匪动作片在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文化积淀，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香港社会的变迁过程，也成为港人几经波折心路历程的最佳记录。

参考文献：

[1]张晓君.试论香港黑帮片的嬗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学版），2005（2）：99-101.

[2]韦朋.香港黑帮片英雄主义的颠覆——《一个字头的诞生》[J].电影文学，2007（21）：58-59.

[3]杨彬.香港黑帮片的嬗变与解脱[J].电影文学，2014（3）：24-25.

作者简介：赵国靖，硕士，泰山科技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编辑：刘贵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