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学意识形态》不仅是一部美学史，更是对从17、18世纪欧洲传统美学观念到后现代解构主义众多美学理论的回顾，梳理美学与政治、伦理、历史的复杂关系，探究美学艰难的生存状况。其中，该书通过对美学概念的悬置，运用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结合的方法，关涉到政治、社会、思想和美学的批评，回归身体维度及其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伊格尔顿试图找到一条通往欧洲中心问题的道路。

关键词：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研究方法

在《美学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首先规定三个方面：其一，美学话语在现代思想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概念的多义性使然，现代美学观念的建构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密不可分，因而其美学范畴十分宽泛，与法律、伦理、文化、总体性、自律性等概念有密切联系;其二，他言明本书是马克思式的研究，任何时代的理论和概念背后都蕴含一定的政治性、时代性，打破传统资产阶级美学观念的虚构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不合时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历史观与美学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启蒙时代到现代、后现代的哲学、美学思潮的分析中，紧扣各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对美学进行观照;其三，他点明本书具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身体（body），并试图通过美学“把身体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联系起来”[1]7。

一、对美学概念的悬置

纵观启蒙时代以来欧洲哲学的发展，美学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学话语的曲折发展和哲学、艺术、政治、道德密切相關，学者们对美学的不同看法，为明确美学的相关概念增加不少难度，而这又和它本身的特殊性有关：一方面植根于日常生活琐碎、感性、粗俗的经验与情感;一方面又被人们学科化，他们试图准确定义美学的相关概念，把它引入到理性、逻辑的世界中。因此，美学的双重性导致这两方面不断产生矛盾，以至于自我消解，美学的历史便在不断拉扯中曲折发展，一度成为理性、政治、道德争取话语权的斗争场所。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不必对这些概念吹毛求疵，以开放性姿态回溯它的历史，唯一不变的是美学在这几百年与其他范畴的交集和拉扯中，体现出美学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平衡的艰难。

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思潮中，美学表现为理性长期压抑的反叛，理性为了保持自己的合法统治，一改从前忽视美学的做法[2]36-37，将其触角伸入这片混沌的领域，以保全理性和政治对人的全面统治。这也导致美学的特殊性被抽空，成为被理性侵占的疆域。18世纪的鲍姆加登将美学学科化，将多变模糊的领域统摄于概念和逻辑之下。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夏夫兹博里、休谟、伯克致力于把审美与意识形态相结合，以巩固资产阶级理性的统治，先后实现道德的审美化、知性的审美化，伯克提出“崇高”概念以保证社会秩序的和谐与活力并存，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他们表面上抬高美学的地位，实际上把美学工具化，融入到理性的统治中。康德的美学蕴含在其认识论中，弥补了抽象的主体性哲学对具体性的关心的缺失。此外，他的审美提供了一个绝对自我的自律形象，充斥着伦理和责任，并没有解决理想化主体与现实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席勒的“审美心理调节”使审美进一步成为启蒙理性和道德的基础[1]90。黑格尔追求社会统一和概念的明晰，排斥美学话语的模糊性。人们意识到理性霸权对美学的压抑后，费希特、谢林等人又通过侧重情感、特殊性，高举个人主义大旗反抗启蒙理性的统治。不论是被理性压抑的美学，还是具有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唯心主义美学，都表现了美学的两难选择，美学范畴的边缘由于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概念而被泛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传统社会虚假、稳定、排他的同一与和谐，与日益张扬的资本主义商品化和个人主义产生剧烈的矛盾。哲学家们或试图弥合远处高悬的理性与具体性之间的裂缝，或完全对理性的统治嗤之以鼻，对唯心主义美学的非功利性去神秘化[1]187，于是美学概念又表现出新的特性，美学与理性的地位发生彻底转变。

叔本华将欲望确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物自体，将审美确立为人逃避痛苦人生和意志的出路，审美和欲望、身体、以及主体性的解构相联系;克尔凯郭尔以个人主义、恐怖的想象和反讽，破坏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的普遍性、同一性、法则的合理性，审美与病态、反讽、恐怖相联系;马克思则将他的政治观和经济观审美化，认为感觉是构成人类一切实践的前提，解构唯心主义哲学中审美与实践的对立，即实践成为功利与快感、必然性与欲望的中介，承认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共存。在谢林之后，尼采将生活美学化，认为其目的在于欺骗、幻想、自欺[1]239，艺术引导人回归生活的感性表层，使人放弃对“幻觉性本质”的追寻[1]242。他把审美和权力作为目的本身，是美学无用论的“终结者”。弗洛伊德则将审美与性欲相联系，审美成为人与世界联系的方式。福柯后期转变对权力的态度，坚持权力的生产性，把权力审美化，使之成为非工具、非目的、自主和自我指涉的，他对权力的着迷体现了他对总体性的追寻。

从叔本华到福柯，美学话语与理性的联系被剥离，而与他们所言的世界本质，如欲望、商品、意志、性欲、权力等概念相关。于是，审美成为现代人脱离痛苦、获得拯救的出路，美学的地位因为挣脱理性统治的束缚而得到极大提高。

二、历史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美学注重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决不停留在与外界绝缘的封闭孤立的视象中，它总是要追溯到种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社会和文化思潮中去获得解释”[3]。而“西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意识形态、文化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文艺学方法论上，他们主张政治的、思想的、美学的、批评的结合，类似马克思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的方法论[4]。而伊格尔顿在对众多美学理论的分析中，也注重时代背景对各人思想体系的影响，将历史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相结合。

伊格尔顿认为18世纪美学的发展与欧洲专制主义的统治困境相关，被压抑的人们以幻想中的自由、平等、自律、和谐减轻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现实的残酷，最后不断滑向唯心主义。他认为，康德是启蒙时代最伟大深刻的哲学家，也是德国君主专制统治最虔诚的信徒[1]3，其实践理性和抽象责任具有浓厚的强制性。而席勒希望通过审美拯救被人类能力的专门化和具体化导致越发单一的社会状态，审美成为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圣地[1]95。黑格尔通过实践把理性融入感性领域之中，打破二者的对立，“表现出最后的理性主义挽救社会的意图”[1]120，不断平衡二者关系以拯救秩序的失衡。而18世纪的英国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为了确保制度过渡平稳、殖民统治的稳定，加强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利益纽带，新旧精英阶级的和谐共存十分必要。因此，需要阶级间共同的情感纽带和认知基础，而夏夫兹博里虽是一名传统保守的贵族，但他极力为融合新旧观念的公共领域辩护，将中产阶级利益和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道德化、审美化，迎合英国社会的温和转变。伯克则提出适合富人的“崇高”观念和针对底层阶级的宗教与劳动的形式，将审美体验融入其中，以维护统治。

而19-20世纪动荡不安的西方社会带来强大的非理性思潮，人们对传统社会中的理性、主体性、道德、宗教、法律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叔本华对历史、生活的颠覆性解释揭示了理性霸权的危害。而从尼采的时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产生剧烈矛盾：商品无视等级、性别、种族、社区等集群的对立，打破传统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规范，资产阶级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欲望的审美化）产生冲突，但因为同一性和自我决定的主体的假象仍为当前政治意识形态统治所需要，又因为商品仍不能生成某种它必需的充分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上帝、自由、家庭的话语仍是其主要力量。而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在俾斯麦的专制政权和下层阶级的社会主义诉求的夹缝中尴尬生存，使尼采蔑视资产阶级道德的软弱、陈旧，并推崇古代的阳刚风格，产生了对权力的崇拜，将权力本质化为无利害性的、自足的，即将权力审美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自恋性和资本对人的丰富性的蚕食，但保留对人的能力的乐观态度，他认为人类能力是积极、真实的，只是由于异化、分裂而变得病态、萎缩，即单一化和专门化，自我实现的概念包含着每个人具有公正、平等的机会以实现自我的发展[1]204。和尼采一样，马克思解构了传统社会中资产阶级的主体性，他们认为主体的概念能够支撑社会的运行，但不过只是语言的一个噱头[1]222。弗洛伊德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解构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和主体，质问传统哲学中的平衡、丰富的古典审美传统中主体的真实性，他认为主体内部（由于存在力比多）的冲突永存，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不可能实现统一。而人类历史和文明对人自身来说本质上是挫败的，人夹在超我的施虐性和自我的受虐性中，超我与强制性的政治统治，和责任相对应。

本雅明则打破历史的连续性，在废墟中试图重新建构起现代人的经验，承认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和艺术的商品化。但当艺术品成为商品后，它的自律性表象便被打破，进入流通市场并成为资本的傀儡、一种无病呻吟或同流合污的形式，屈服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流通的法则，因此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必须把自己变为否定、扭曲、分裂的艺术，以反艺术的姿态维护艺术的尊严[1]333。福柯解构所有肯定、和谐的形式，把权力审美化。他也热衷于挖掘历史表皮下的裂缝和不连续性，力争给疯癫、他者言说的空间。

但不管他们如何颂扬异质性和多元性，马克思、福柯等人仍迷恋于总体化的冲动。价值仍被审美化，带来新的超验主义：欲望、信仰和利益占据先验位置，取代传统中的绝对精神或绝对自我，现代人对本质主义的向往仍然顽强存活着。

三、身体主题

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关于身体的话语，通过对身体维度的回溯和重建，探索通往欧洲中心问题的某些道路[1]1，他把身体、美学和意识形态相关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社会虚假的同一与和谐被内部潜藏的异质性分裂、撕碎，理性的统治岌岌可危。现代人的目光重回到此岸的具体性（身体）上。美学回到身体本身。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1]178，在一片被瓦解的理性废墟上重建身体维度。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身体的丰富性降低为简单、原始的需要，剥夺工人的感觉，使它降低到仅能维持自己生存的限度;而对于资本家则用资本的力量弥补同样被异化的感性，禁欲主义和幻觉性的审美并存，只有改变身体的对象即劳动对象，才能解放被禁锢的身体丰富性。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成为实现人的力量本质化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人类历史文明的开端。同时，他解构了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审美与实践的对立，积极接受人形而下的身体，并赋予人类身体以崇高，以身体为武器掀起对技术理性霸权的反抗。通过劳动/实践，人类的感觉和能力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粗俗的欲望代表的形而下的维度和精神层面形而上的崇高有效结合，人类不再是被现代资本异化的“傀儡”，重返古希腊时代的具体性、丰富性。

尼采认为身体是文化的根基，并由此出发看待历史、艺术和理性的诞生，认为人类感觉的特殊结构决定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架构，真理只是一种功用，是生存繁衍的需要，而对知识的渴求是一种征服欲的悸动，所以人类的所思所感只局限于人类世界之内，真理逃离不了身体[1]215。由此，他破除了真理自律性的谎言。道德的诞生则是因为人对身体本能感到羞耻，削足适履以适应社会发展，所以主体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主体。他挖掘历史、道德的暴力、强制的本质，和审美在其中的历史作用，祛除禁欲主义。他认为人类这种怯懦、乐于自我惩罚的动物和内化的道德本身就是审美的艺术品。

弗洛伊德塑造了欲望的身体，否定肉体对理性、语言的理解，认为肉体根本不擅长语言，文化和肉体相对抗，肉体就是创伤性插入象征秩序的标志[1]247，而无意识结构是有力的证明，因此自我与主体并不同一，那么传统哲学中的同一的主体与稳定的客体之间的冲突便不复存在，揭开肉体在抽象秩序和符号统治下的创伤。他承认人类存在的痛苦，看到了欲望的快乐原则中的不快乐性和欲望、本能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因此，相较于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乐观态度，他是悲观的。他还挖掘文明对人类的挫伤，人成為受虐性的。他对性欲的重视虽有极端主义倾向，但无疑彰显了身体对人类历史文明的强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的身体观，他拒绝形而上学的本质化，让各因素形成松散的连结，他守护具体性，分裂统一性，强调具体要素之间的矛盾。因此，意义从裂片和物化的碎片中诞生。现代社会需要一种重构的身体，即与传统审美对立的破碎的、撕裂的身体，又因为要倡导一种新的身体，因此必须通过感官重新规划身体，美学又一次成为身体的政治。

审美话语中的身体维度不断得到彰显，却因为激进或悲观的态度使审美话语更加混乱、极端、虚无而不能自足。面对众多激进的审美话语，伊格尔顿认为有必要将传统的精神资源，诸如理性、主体性、真理纳入考虑范围并辩证评判，才能在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稳步前进。

四、结语

尽管有学者指出伊格尔顿的批判方式過于依赖理论体系形成时所处的意识形态处境的缺陷，具有浓厚的本质论色彩[5]。但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由于全书的逻辑脉络着眼于启蒙时代到后现代的美学话语，众声喧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格尔顿独断的本质主义色彩而不至于显得单调专断。伊格尔顿所关注的美学范畴是模糊宽泛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各种多元混生的话语言说的总体特征。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提出由六大范畴组建的美学理论：一般生产模式与一般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模式与作者意识形态、文本范畴，而审美意识形态关涉到其他五个审美范畴，是“一般意识形态中的特殊的审美领域”[6]，将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结合，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入手，挖掘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审美可以为政治所用，为启蒙理性、技术理性服务，批量生产资产阶级主体;也可以是无产阶级反抗专制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依靠固有的感性不断影响、反抗、解构一般意识形态对它的统治。身体不死，审美话语中的具体性、特殊性必将挣脱理性的束缚。《审美意识形态》正是对这一双重性的说明，自始至终表现出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伊格尔顿把对审美意识形态阐释描述成关于身体的政治学[2]40。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挖掘出审美在西方社会中漫长曲折的历史之后，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现代甚至未来，审美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启发我们面对更加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以辩证的态度面对，注意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复杂的双向关系。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段吉方.分裂与僭越——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的美学分析[J].文艺理论研究，2006（2）：35-43.

[3]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16.

[4]顾凤威，巫育民.文艺学批评方法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4.

[5]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激进美学的逻辑和立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7-53.

[6]冯宪光.论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美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1971（3）：115-124.

作者简介：古熹丹，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编辑：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