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韵

（星海音乐学院人文社科部，广东广州 510006）

晚清以后，国人与海外交往频繁，因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尤足为我所取资借镜”[1]，我国除驻日大使外，还有一些官员和读书人赴日考察、学习与交流。汉诗具文人雅趣，成为中日双方文人雅士交流联系、沟通情感的常用文体，因此产生了诸多唱和诗，而参与唱和者大多是男性，女性较少，吕美荪就是为数不多的女性参与者之代表。

吕美荪（1881-？），安徽旌德人，晚清民国女诗人，与其姐吕惠如、其妹吕碧城享有“淮南三吕，天下知名”[2]之美誉。吕美荪较早地投身于女子教育事业，于1905 年任北洋女子公学教习兼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1907 年任官立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即奉天女子师范学校，赵尔巽创立）教务长，兼中日合办女子美术学校教员、名誉校长，1914年为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16年任甲种女子师范讲习所（校址在江苏如皋北门外）校长，1922—1923年间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省立二女中，校址在安徽芜湖）校长，享有盛名。吕美荪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留有诗作一千多首。她交游甚广，与国内诸多名人雅士皆有诗歌唱和，而在出版了《葂丽园诗》《葂丽园诗续》《葂丽园再续》等多部诗集之后，于1935年东渡日本，意在学习交流、扩充诗料。她在日本发起或参与的唱和活动促成了日本文坛前所未有的汉诗酬唱之盛况，其与日人文人雅士所作唱和诗被收录于散文集《瀛洲访诗记》之中，故笔者称此次唱和活动为瀛洲唱和。通过考察瀛洲酬唱活动及唱和诗创作，可一窥民国期间中日文人心态及文化交流之一斑。

一、瀛洲唱和参与者与酬唱方式

以诗家唱和为目的前往日本，以古诗为交流媒介，与日本各界人士唱和的中国女诗人，吕美荪可谓是第一人。五十五岁的吕美荪有“访邻邦之山水与其诗人，亦尤旅行修学之意”(吕美荪《东游缘起》)[3]1，便恳请青岛市市长沈成章转托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田尻爱义，由其具函介绍于日本外务省文化部，青岛市府顾问阪西又八、青岛电通支社长伴野韶光亦为吕美荪各驰函于东京日华俱乐部及电通总社，经多方助力，吕美荪方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东游日本，并于同年十月十二日返回青岛。她“挟其橐中诗数百首，孑孑一身涉沧溟，问禁邻国，览其山川都邑之美，与其朝野上下名公巨卿，贤士大夫交游，月有一旬而后返。倾其橐，得新诗若干首，又名刺、肖像、酬简、杂记，堆积满几。”(于元芳《瀛洲访诗记序》)[3]

吕美荪在日期间，拜访了日本各界名流，也参加了日人举办的大型聚会，如酒井忠正举办的颂寿会和雅集，东京汛太平洋会俱乐部聚餐、柳井信治举办的鹑南庄清白堂宴集、渡边喜一在富士馆召开的芙蓉大会、泰东书道院清浦奎吾伯爵颂寿会、日本风雅士柳园绿风在东京名园绿风庄举办的绿风会等。此外，作为答谢日人对吕美荪的盛情款待，驻日大使蒋雨崖于星冈茶寮设宴，特柬邀日本诸名流于雅叙园小集。在多次大型的雅集上，吕美荪与日人游宴畅叙，以诗唱和，在日本文坛掀起了一段汉诗创作热潮。吕美荪所作瀛洲唱和诗近40首，日人和诗近90首。吕美荪参加的大型雅集统计如表1：

表1 瀛洲唱和大型雅集统计表

根据上表，再结合《瀛洲访诗记》的记述，可以看出，吕美荪参加了多次大型唱和活动，日人参与者职业分布较广，遍布日本各行各业，有著名作家、记者、教育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实业家、政界名人等，如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所长服部宇之吉、斯文会会长德川家达、大诗人国分高胤、中央大学讲师四宫宪章、诗画家三浦英兰、汉学家今关寿麿，实业家加藤清忠和柳井信治、文相松田源治、枢密院顾问阪本钐之助、文学名士后腾朝太郎、东京市议会议员笠井重治、风雅士柳园绿风、东亚同文会理事白岩龙平、二松学校校长山田凖、教育家下田歌子、艺文社理事土屋久泰(竹雨)等。

除了大型的唱和雅集外，吕美荪还与个别日本名士交流唱和，如访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办公室，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以诗赠答；拜访新闻界名人德富苏峰居所山王草堂，与其女儿盛子诗歌唱和；访日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于其伊东别业，与其互赠诗作。瀛洲唱和活动形式多样，有私人交流唱和，也有集体唱和。此次唱和所产生的唱和诗有古体诗，也有格律诗，基本沿袭汉唐诗歌的形式。

可见，吕美荪日本诗歌唱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亦可视为中国汉诗文化在海外传播和创作之盛宴。

二、由瀛洲唱和看中国女性唱和诗新变

中国女性唱和诗较早多是家族唱和，清代女性诗人开始有意识地借助诗社活动加强亲友之间的联系，以诗歌创作分享情感，如常州蕉园诗社、清溪吟社、四川浣花诗社等。至晚清民国时期，女性逐渐走出闺门，甚至是走出国门，如清末民初薛绍徽、单士厘、吕碧城和吕美荪等。薛氏着力翻译域外作品，单氏书写域外游记，吕碧城以词作见长，书写欧美（太平洋、罗马、日内瓦等）的诗作仅十余篇，且无唱和之作，而吕美荪创作了较多的唱和诗，包括域外唱和诗。

吕美荪一生所作唱和诗完全打破了之前女性唱和囿于闺中亲友唱和的局面，与国内诸多文人如梁启超、吴郁生、黄公渚等人以诗唱和，后又将唱和诗书写内容扩展至日本。其瀛洲唱和诗主要是在女性唱和诗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传统地域性的特点，将日本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邻国友人事迹、跨国友情等入诗，其诗云：

……今有白岩子，儒侠并一躯。一心何勇赴，维此仁义途。君乃真贤豪，为诵贤圣书。君亦美文辞，辞比明月珠……（《赠白岩龙平》）[3]102

六籍旨精微，邦国之所系。贤哉中洲翁，东方保精粹。二松启学舍，为教揭忠义。中洲去已远，执铎济斋继。君诚圣门徒，所行尼父志。诲学而无倦，为科承以四。上以助明化，下以育英器。论道属三公，儒生亦佐治……（《寿山田济斋先生七十》）[3]98

……东望我邻邦，瀛波景多丽。孤踪泛樯欐，越此瀛波翠。山海奇清辉，人文尤盛蔚……（《赠酒井忠正伯爵》）[3]35

……邦家各万年，携手互为卫。复旦尽光华，周宇盈祥瑞。惟我中华国，亲愿如兄弟。相与辉圆舆，相与光大地。青天并旭日，双旗展空丽。（《赠日本汛太平洋会俱乐部》）[3]67

迢遥越重海，观国慕东邻。政善而民化，士气多彬彬。况有山河美，尤复悦远人…… (《赠答山本悌二郎先生诗》）[3]95

第一、二首记述日本友人之气质、才情，第三首描写日本山海清辉，海波青翠的自然景色；第四、五首描绘日本祥瑞气象、人文景观。日本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之景也激起了她内心忧国忧民之情。当吕美荪访问德富苏峰家时，看到其家庭慈顺和乐，她感慨教化“首重修身齐家，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是以人群赖以维系，家国赖以安宁。”看到日本欧亚海通以来善变法维新，同时对原有文化精神保持护惜，不使稍有阙亡，又“集家成国，深根厚本之家庭，勤俭祥和，伦序昭然”(《再访德富苏翁于山王草堂》)[3]17-18，她便感慨道“维余荆布质，越此山海重。观国仰明化，又复亲德容。”(《赠德富苏峰先生诗》)[3]20来到域外，吕美荪一边写保持东方教化的日人家庭，一边想着自己的国家，思考面对西学东渐，何谓“善效法而变者”，忧国忧民之情也油然而生。吕美荪的上述观点丝毫不逊色于男性，眼界开阔，见解独到。

此外，日本友人之盛情也成为吕美荪瀛洲域外唱和诗重要的书写内容。吕美荪将感激之情付诸于诗，其《赋诗为别》有云“一月赓歌白雪吟，高篇字字重南金。诗人情比瀛波阔，未必桃花潭水深。”[3]83《即席成句奉谢加藤清忠柳井信治二先生》诗云“主人情意重，感荷比南金。“[3]69《赠白岩龙平先生》云“旅人蒙厚情，肝胆照世无。”[3]102对于日本友人的文字唱和，吕美荪更是十分珍视，她将其视为“投诗尽玉华”。在珍惜和感谢中，吕美荪期盼中日双方共同发展，拥有美好的未来，故其写出“两国共昌荣”[3]118之诗句。日本友人亦然，菅沼常《雅敘園雅集》诗云“中华才媛驻芳踪，最喜今宵接玉容。此宴国交应有补，一觞一咏正情浓。”“善鄰人不分邦域，好结同盟东亚洲。”[3]56可见，中日两国平等相处，友好往來，共同发展，已成为了吕美荪和日本友人双方的共同愿望。

总之，吕美荪的瀛洲唱和诗在内容上完全突破了中国女性唱和诗的传统地域性的局限，使其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内容和风貌。

三、瀛洲唱和所体现的中日文人酬唱文化心态

古代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日本大量汲取中国文化，根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记载，汉字大约在公元3世纪传入日本，中国汉字就是日本“汉字”的本源和母体，对日语的表达和书写有根本性的影响。《宋史》记载来华日本国僧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4]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汉学热情达到高潮，日人追步中土，在文学上以汉唐诗文为尚，其时日本学者武川幸顺曾评价日本礼乐政刑“无一而不资诸汉唐以为损益者，而其明经文章之选，亦惟无一而非金马玉堂之则也。故公卿大夫翕然皆用心于诗赋论颂，而若和歌，则其绪余也耳。”[5]在中华文明的长期侵染下，与中国“同文”的文化意识和“慕华”心态从内心里油然而生，他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国文化的影响。江户中后期，日人崇尚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这种文化心态仍占据一定地位。虽进入大正、昭和之后，日本的汉文学日渐式微，但中日文人交游兴盛，中日民众以汉诗唱和增多，从中可看到中日友人或同或异的文学取向和文化心态，可看出日人仍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据吕美荪记述，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书库“贮经史子集及百家之著，而汉魏至唐宋诗集与佛经释典亦颇多，皆巨册厚套，直立橱内。”(吕美荪《参观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3]27日本仍注重中国古籍文献的保存，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日人的“慕华”“同文”文化心态。

此外，日本文人雅士一直模仿中华诗歌唱和之习俗。吕美荪在访问每夕新闻社时，新闻社的政治部长江口宏嘱咐她作七言绝句“分送东京诸诗家，邀请赐和”，并说明“此为日本一种习俗，凡文士之来游者，必先有诗求和。”(吕美荪《访日华俱乐部理事吉见正任先生》)[3]14可见，日本雅士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和文人的才学、言行仍倾慕不已。国分青崖《分韵得虞呈吕先生》诗赞吕美荪云：

禹域圣人国，文哉郁郁乎！虽言巾帼士，劲笔似韩苏。[3]44-45

日本雅士崇尚中国文化，对具有传统文学素养的诗人吕美荪极为赞赏，称赞她才比韩愈、苏轼，有巾帼风采。此外，森部逞禅《次韵吕美荪先生访日诗》赞曰“谢家才藻一枝笔，写出东瀛佳丽州。”[3]53白岩龙平《星冈雅集赋呈吕女士》云“格高壇坫绝追陪，况有吟笺达紫台。后一千年青史上，应留女史袖诗来。”[3]75阪本钐之助《星冈茶寮蒋大使招宴奉赓吕学长韵》云“海山千里别，诗酒百年情。巾帼采风使，才名驰四瀛。“[3]75今关寿麿亦将吕美荪看作是“少小尊周孔”的“禹域”之“高士”，认为中国是“堂堂君子国，景美人物都。”(《吕美荪女史小照上题所作五古从青岛见寄一读兴叹赋以遥寄》)[3]91对中华文化和远方来客吕美荪的溢美之词在日本友人的和诗中比比皆是。

日人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有先祖大禹，有几千年诗歌文化，而日本曾经的流行文化曾来自中国。从日人与吕美荪唱和诗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不少日人与中国访客诗酒唱和时仍怀有“同文”文化心态，如荻原锦江《呈政》的“同文有客远方来，欲叙雅怀芳宴开。辇毂应添一佳话，齐州仙子入蓬莱。”[3]55山田济斋《吕女史东游邀之星冈赋呈》的“同文久不迓名流，雅会何容负此秋。”[3]45好古《雅叙园清集》的“秋满园林景象幽，同文一夕喜吟游。”[3]56三浦英兰《雅叙园雅集分韵得真赋呈吕美荪先生大正》的“两国千年翰墨因，清秋趁约迎诗宾，东台初遇新相识，愿以同文结善邻。”[3]57土屋久泰《土屋久泰喜余走访艺文社见赠之作》的“常慕汉魏健，宁趁齐梁媚。”“日华本同文，海隔一衣带。愿借舟槎便，来往无虚岁。而能相切磋，效力于经艺。“[3]58若槻礼次郎《若槻礼次郎以玉照见赠复亲题句》的“采风载笔访东瀛,巾帼诗才博美名。今日相逢如旧识，同文自是见真情。”[3]65上述日本名士唱和诗无不提到“同文”一词，他们认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文人的影响，“同文”文化心态已根植于其内心深处。

吕美荪在诗歌中亦认可汉字、汉诗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如其《席散归旅舍，复作一诗遣意》诗有云：“泛泛至邻畿，山水佳能领。群峰造危车，明湖荡孤艇。况有同文亲，杯盘为余整…… ”[3]84《星冈筵散旅夕感成》云：“虽非玉敦珠槃会，却激同文无限情。”[3]48又作诗句“况我同文种，民亦友嘤鸣。”[3]118吕美荪从文化影响的角度认可“同文”文化意识，但她反对日人利用文化达到某些不正当的目的，比如在吕美荪回国后不几年，日本侵略青岛，日人请其组织文化协会，但吕美荪始终不从，且在抗战期间与入侵者周旋，保护了于元方、张公制、梁鼎芬妻室等人。[6]

总之，吕美荪与日本友人瀛洲唱和，结下文字之缘，双方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唱和，唱和诗成为展现中日友人之间的雅趣、情感的媒介，吕美荪所作的瀛洲唱和诗使中国女性唱和诗的传统地域性彻底瓦解，在中国女性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友人的和诗体现了民国期间普通日本民众仍有“慕华”“同文”文化心态，依然喜爱、并愿意取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女诗人有着质朴的“同文”亲近感和善意。自明治诗坛名宿离世后，日本之汉诗坛已不再辉煌，而在此情境下，瀛洲唱和使日本文人雅士圈再一次掀起创作汉诗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诗在日本的流传、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这在当时汉学日渐式微的日本文坛无疑是一道亮丽风景线，足以让后来者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