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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本身: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自觉及其实现

2021-12-15易希平张健

职业技术教育 2021年28期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易希平 张健

摘 要 “回到人本身”所蕴涵的价值观是所有教育类型的内在自觉和基本出发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其独特发展历程中,更多注重了经济、市场和技术的现实参照与外部逻辑,而有意无意忽视生命的成长和人的自身发展价值,与“人本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从中西古典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与源泉,在“适应性、单向度、同质化”成才和“超越性、整全性、差异性”成人的两维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并找到恰当的动态平衡,可以为高等职业教育正本清源、回归初心、拨开发展之迷雾、彰显教育之真义提供独特灵感与启迪。

关键词 人本身;高等职业教育;内在自觉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28-0061-07

一、引言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类型的较高层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蕴含着普通高等教育类型不可替代的特质。姜大源把这些特质归纳为“跨界”“整合”和“重构”[1],正是这些特质的充分显现,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并以其独特的发展、不可替代的服务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赞誉。然而,无论怎样契合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品质提升和人力资源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一样,仍然需要凸显其作为“教育本身”的目的。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曾说:“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之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2]何为教育本身的目的?无论从哪种角度考量,教育本身的目的都是基础性和直接性的,天然地与“關注人、重视人、关切人、回应人、成人、立人、适人、达人”联系在一起,与人性的卓越、人格的健全、情感的充沛、直觉的丰润、想象的激扬及灵感的芬芳等非直接实用的教育价值水乳交融,也就是说,“教育本身的目的”与“人本身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因此,在中国当下高质量发展的宏大背景和多维视角下,高等职业教育始终需要持续思考“人本身是什么”的根源性问题,需要时刻警惕受制于“技术性”“实用性”和“工具性”的藩篱而使“人”的培养偏离甚至背离“人本身”,落入“适应性”“单向度”及“同质化”的窠臼。

二、“回到人本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自觉

从“人的遮蔽”到“人的发现”再到“人本身”,是人学研究的重要转向,这使得人逐渐摆脱异化、对象化、物化和工具化的处境,重新发现人的本真性存在,即那些使人成之为人的规定性的东西,那些人成其所是的东西。德国现象学家舍勒指出:“正确地看,人只是向着神圣之物的运动、趋向、过渡。”[3]从神圣之物的价值来讲,人时刻都有向上进行超越的可能,人是活动着的、充满可能性的“未知数”。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生命力的能动性自然物,这种能动性作为人的天赋和才能,以欲望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4]。这种存在的天赋性和超越性决定了人的发展的天赋性和超越性,而人的可发展性和超越性又决定了各种类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一)“回到人本身”的教育意蕴在于本体性“成人”

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可发展性和超越性昭示着“回到人本身”的全部教育意蕴就在于本体性的“成人”。“动物终身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为教育而成为人、发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5],“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过自由人的生活”,使人“各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自由”[6]。应将那些适应历史的必然性、顺乎世界进步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存在和普适的价值谱系内化为一个人的德性和涵养,使其能够敏锐地洞悉周围的事物,深刻反省宇宙的本质以及社会中的规范,不局限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较之于周边人,更渴望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具有长远意义的象征,使其能够持续地、严谨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做一个简朴淡泊、谦卑节制、审慎幸福的人。

“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既是“教育的人学依据,也是教育之所期待”[7],在超越的意义上,本体性的“成人”绝对不能安于已有的生存状态,始终对美好充满着憧憬期望,始终要摒弃适应性的“成才”藩篱。只有那些追求陶冶学生品性,使其变得“博雅”的教育,才能称之为“教育”。与之相对应,其他任何指向培训专业或职业技能的活动,不能享有“教育”之美名,充其量只配叫做“教学”,纽曼教育理念中本体性“成人”的分量显然比功利性“成才”要厚重得多。

在一切意义上讲,无论何种类型与层次的教育都是怀着让人成为人的期待而展开的一项坚持不懈的活动,都是努力扩大、增进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与认同,其根基和终极追求就是发展人、完善人、成全人,就是使人涵养气质、锤炼思维、砥砺德性,就是使人更加丰满、更加智慧、更加幸福。中国古典教育的代表孔门之学的学而为人(仁),从人的性情之“真”出发,以求性情之“正”,做一个“真”和“正”的人,同时,由“真”和“正”自然延伸到“善”和“美”,由此,本体性的“成人”关切呈现了求真、向善和趋美相融通的意蕴。孔门之学的载体“六艺”超越了器物之用和功利目的,以心灵之滋润、万物之和谐为基本意境,使和谐与美变成人类最基本、最纯真的构成状态,为人类通向一切可能做铺垫,使任何具体事物在心灵映照下都能始终如一。在西方古典教育中,本体性“成人”是始终坚守的信念和理想,“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到处都是;使他们如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8]。柏拉图对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的论述是基于对人、对生命、对人的成全和人的完满更本真、更恰切的理解。与中国古典“六艺”在精神实质上共通的西方古典“七艺”同样不是作为实际知识,并没有多少发展经济、造就实用人才的外在价值,而是关注非功利的人的内在价值,“七艺”所包含的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都是为了寻求真者、善者和美者,将灵魂导向和谐、安宁与卓越。

(二)本体性“成人”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追求

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就特别关注学生的“成人”。在黄炎培看来,只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而不关注学生精神陶冶的教育是一种机械教育,此类教育是绝对培养不出品德高尚的公民,最多只能造就艺徒的类似者。黄炎培还敏锐地觉察到了“个性”和“乐趣”,因而他始终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关注人的情感、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给予人快乐的教育,“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9]。

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同样关注富含“人文性”的职业教育,他认为职业教育的“实用”是对“所有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用,而非纯功利性和工具性的实用。杜威坚决反对单一的“训练性职业教育”,他认为技能训练只是职业教育的最低层面,“如果中国高等教育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职业教育不仅仅是进行职业的训练,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注重广大工人的全面发展,也许就可以避免欧美国家所遭到的困扰”[10]。杜威大力推崇“科学人文化”,认为一项技术技能的掌握亟需无限的理智内容和文化修养,主张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将技能训练与文化修养相融合,将职业发展与个体发展相融合,将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融为一体。

从以高技术技能为基础的职业分类中也可以发现,高技术技能始终伴有文化、道德、教育及经济动机。比如一位机械电子装配工不仅拥有技术,还拥有与其职业身份相关的态度、价值和对环境的敏感性;不仅包含技术美德,如工作自豪感、认真仔细、好奇和追求完美,也包括职业美德,如诚实、喜欢与人交往、乐于协作及关心同事和公共事务。

然而,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高等职业教育所具有的适应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等特征,使得其经济性和工具性功能异乎寻常地显现出来,甚至还出现了越来越偏离教育“成人”根本目的的倾向。近年来,人们已逐步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的这些局限性,并从历史的角度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应从社会本位和能力本位转向人格本位,应从工具性、功利性的“成才”向生命性、本体性的“成人”复归。

本体性的“成人”是“自然生命”和“社会实践”的和谐一致,人既需要遵从“自然生命”的本能冲动而满足情感、求知和审美的欲望,也需要融入“社会实践”而过一种负责任参与的公共生活。尽管高等职业教育已不是基础阶段的学校教育,学生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已经形成了某些“既得状态”,学生面对不断开启的公共生活也形成了对“国家与社会”“民主与宪政”“法律精神”“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某些“既有理解”,但是,无论怎样,高等职业教育从功利性“成才”向本体性“成人”的回归,一方面,引导学生在追寻真、善、美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激发对各种知识、技术、技能的渴求;另一方面,不斷开启学生的公共生活视野和公共价值关怀,并最终把学生引向自我成长、自我教育之路,正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应始终坚持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追求。

三、高等职业教育偏离“人本身”的典型表征

不同于“思辨理性”和“沉思生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国度。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是指将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玄思”,受“实用理性”的影响,中国人更注重世俗日常生活的幸福和完满;孔子在回答子贡何为仁时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下意义的“器物”成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集体无意识地保留下来。因此,一点都不奇怪,在表象上体现为“职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的高等职业教育,自然会被很多人潜意识当成是一种以“器物”为主的功利性“成才”教育。同时,作为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最重要教育类型之一,高等职业教育在实践层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让来自贫穷地区的学生真正实现了通过教育脱贫的期许和诉求,有效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无疑使“就业率”“月收入”“职位晋升”等功利性的器物内容愈发凸显,而生命和人性完满即“人本身”的核心——幻想力、灵感、精神、理性、交往、勃发、成长等本体性的教育内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职业”“实用”“技术”等功利性的教育外在价值所遮蔽。

(一)功利性“成才”的强化

梳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有关表述可以发现,赋予高等职业教育目标的“统一外型”就是“人才”,从1995年国家教委明确提出的“高层次实用人才”,到2000年的“高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再到2005年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再到2014年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再到当下的“应用性、层次性、创新性、复合性技术技能人才”[11],这些不同的表述,只不过是随“职业性”“实践性”“技术性”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而变化,只不过是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功利性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职业教育更加强调“服务发展”,尽管这个“发展”也包含了“人的发展”,但是,“人的发展”依然比较偏重于“促进就业”和“服务经济”等价值取向。

2015年3月,“互联网+”行动计划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形式。受此影响,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互联网跨界融合所引起的职业技能革新和教育发展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效率工具、创新引擎和发展范式,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是大势所趋,当然包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造,而且与过去相比,“互联网+”的变革力量更有深度和广度,甚至带来颠覆性或破坏性创新,这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不得不被动接受“互联网化”的现状,在“互联网+”的逻辑下不断进行创新升级[12]。无论是“主动适应”,还是“被动改造”,高等职业教育都时刻关注着现代社会职业的发展变化,“成才”诉求也随着职业岗位对学生职业素质、职业结构、职业技能等的动态需求而不断强化,传统工业时代那种按照“统一标准、批量生产”模式培养的人才让位于具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从而适应新工业时代智能化、柔性化、个性化、快速响应化的生产需求。

2019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职业教育独立于教育工作板块进行论述,提出高等职业院校扩招100万人的计划。对此有专家指出,高职百万扩招将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把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助力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有专家认为,“其政策意图和核心需求指向国家宏观层面的解决就业难题,是作为‘提升就业实力的一个重量级举措,同时,也把职业教育摆在了超越教育的、更为广阔的政策视野中,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中更突出的位置上”[13]。很显然,高职百万扩招更加强化了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施“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等战略举措下的技能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复合型技术人才等的着力培养。

简言之,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才(培养专门性人才)目标及规格始终围绕“职业”“技术”“社会”等现实参照和外部逻辑而转换、嬗变和强化。人们似乎淡忘了学校教育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丰富的个性、健康的心理、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生活情趣的人”[14],淡忘了“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15]。

(二)本體性“成人”的弱化

无论浸淫在多么功利的环境下,本体性“成人”都应该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自觉和终极追求。什么是大学?“多年前,在新英格兰,据说路边的一根圆木上,一端坐着一个学生,另一端坐着马克·霍普金斯,那便是一所大学”[16]。换而言之,“当马克·霍普金斯与学生坐在一起交谈、讨论时,大学就发生了”,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大学最原初的品质和联系,同样,也构成了高等职业教育“成人”追求中最本质的东西。“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17],纽曼的观点进一步验证了“成人”的本体价值。

当下,受经济、市场和技术的冲击和影响,在高职院校校园里,那些年龄相仿、出身及生活背景迥异、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该如何与老师、行业企业专家共同生活、学习、思想碰撞、相互感染;那种过度追求纯技能性和纯技术性的专业学习该如何实现师生心与心的“在一起”。如果缺少了师生心与心的相会、相知与相通,那么,思想的锤炼和心智的磨砺将无所依托;缺少了教育中最原初的从容、淡泊、宁静,师生该如何在自由和闲暇中,敞开对真、善、美的追求;缺少了“大鱼前导、小鱼尾随”①的亲近和执着,教育所推崇的濡染观摩之效该如何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而缺少了上述这些,高等职业教育的本体性“成人”该如何实现?高职院校的学生该如何在潜移默化中锤炼思想、提升理智,养成“理解、批判和比较”的思维方式与“凝神静气”的学习习惯,该如何在润物无声中涵育气质、情趣、灵感与想象?

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无论怎样注重“成才”,仍需植根于“教育本身的目的”,真正的教育不仅要提供信息、知识和技术技能,还要从思想上影响受教育者,承担起“精神成人”和“文化成人”的终极使命。

四、高等职业教育回归“人本身”的恰切路向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不变总归多于变化,事实上,如果把握了那些历经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不变内核,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总会处在正确的方向,将总会行走在追寻卓越的路上。那么,什么是恒久不变的内核呢?“回到人本身”或许就是。从文明的源头、教育的原点、中西古典教育智慧之中,去寻找“回到人本身”的独特灵感与不竭动力,或许就能够在全部向度中找到一个最重要的路向,传达着这样的理念,“教育在任何时代都要关注个体是否具有完整和健全的心智,兼顾行动力和道德品行的培育,提升知识与个体的亲缘性,增进个体与万物的温情联系,启蒙和谐心性,发育丰富人格”[18]。

(一)摆脱“适应性”成才的束缚:走向“超越性”成人

人的本性具有超越性,人也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实现超越,古典教育的超越性总是与精神的自由,或者说与“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卓越”密不可分;总是与伟大的心灵和自由教育联系在一起。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中国先秦诸贤孔子、老子、庄子……,都是伟大心灵的典范。苏格拉底、孔子这些伟大心灵的言论“带着一种古人特有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卓越”,良好的教育总是与伟大的心灵密切相关,总是“由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交谈构成”。“那些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濡染古希腊文化之高贵的人们,会终生都保持一种生命的灵感;他们会保持一种优雅的气质,一种高贵的品位和对于高贵德性的直觉,而这些,如果没有少年时代的濡染,可能永远都是无缘亲炙的。”[19]先秦诸贤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源头和精神归宿,“仁者爱人”“无为而治”“兼爱非攻”等价值观念几乎奠定了整个中国古典社会两千年的发展基调,“谦谦君子”“德行修养”“以德治国”等中国人的日常行为方式,无不铭刻着先秦诸子深深的烙印。苏格拉底在回答“安提丰的问题”②时将“朋友式交往以及对贤明古人所著书的共同研讨探索”和“‘好的事情‘好的东西的发现”作为理想教育的真义,前者涉及教育的日常展开形式,不过是与“有才德的人交朋友”而已;后者意指教育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乃是对美好事物的寻求,敞开生活的可能性。概而言之,在苏格拉底的内心深处,真正的教育就是基于日常生活而发生的、对超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美和善的事物的追求。

很显然,古典教育是面向人的德性的教育,把培养有德性的人作为目标,而善是古典教育“最大的知识问题”,善又是超越存在的,更是世间万物存在的原因,人们从善中了解、感受和认同“正义”“智慧”“勇敢”“节制”等各种德性,这种教育天然地具有超越世俗、钱财、名声和荣誉的特性,引导人的灵魂转向至善,同时也赋予人类最高形式的快乐和幸福。苏格拉底助产术的教育方式就是逐渐把人们的眼光从习俗生活引向哲学思辨,从利益纠纷引向纯粹思考,人也正是在无数次对生活深刻反思、肯定与否定中实现灵魂的上升和超越,苏格拉底于此告诫,“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生活”。苏格拉底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做过说明,“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人,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20]

因此,在“适应性”与“超越性”这对范畴的关系上,如今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在不得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中,我们是否有能力发展一种简练而精准的方法,找到‘適应性与‘超越性之间恰当的动态平衡点,并力求逐步摆脱‘适应性成才和经济、产业、效率等因素的束缚,使得以‘适应为主要特征的职业技能与以‘超越为基本诉求的职业精神高度融合[21]。同时,在不得不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技术主义所带来的弊端进行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有欲望和可能去倾听伟大的心灵,唤醒、激发人的超越本性,让学生能在各种迷失的困扰下找回自我、成就自我、超越自我,从而培育卓越的人性”。

(二)跳出“单向度”成才的困境:走向“整全性”成人

古希腊、先秦的思想家开启了一个发现了“人”的古典时代,这种“人”是在生理、经济、求知、自由乃至审美意义等多维度需求上都得到满足的人。马斯洛和罗杰斯分别把这种人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和“功能健全的人”。这种“人”是真正具有“完整”生命意义的人。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遵循一种主动设计的、良好的内在模式,才能获得好的生活、达到至善状态,尽管这种模式是一种理想模式,它可能不会在现实中实现,但正是理想模式的存在,使得教育通达个体人性之整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柏拉图的教育序列中,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哲学,是促进个体生成完整性的一种活动,是对智慧或者说是对“德性”和“幸福”等最重要、最高、最整全知识的探求。教育成为一种哲学式的努力,就在于应对个体不断超越经验世界,逐渐达到对世界整全的人生,并在个体心灵世界中,不断开启个体人生通向德性和幸福的窗口,并由此获得自我灵魂的美善秩序与完整人格之生成。“正是凭借对人生最高智慧、对德性与幸福、对最整全事物的追求,教育走向哲学的重要内涵之一是让人关切人生中所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以对‘完整和完全的追求引向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进而去追求人性的优良与卓越。”[22]个体整全性发展的价值追求与古希腊的“游戏精神”相融通。游戏精神让古希腊人“拥有完美的形式和内容,从事哲学思考和形象创造……把青春性和理性结合在完美的人性里”[23]。“游戏精神”意味着“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游戏”给予人充分的想象空间、给予人宣泄情感的场域,保存人的好奇之心、敏锐之心、探索之心、求知之心、向善之心和趋美之心。而正是这些“想象”“情感”“好奇”“敏锐”“探索”“求知”“向善”和“趋美”,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满、和谐人性的全部。

孔子以反对人成为“器”来表达对整全性发展的关切。子曰:“君子不器。”[24]所谓“器”,朱熹注为“器者,有用之成材”[25],“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26]。孔子或许是因为子贡在言辞、有说、货殖等方面的非凡才能才将他比喻为“器”,“成德之士,礼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27]是孔子培养弟子的目标,就是说要解开迷惑,体悟人生之理和处世之道,提升自我素质和能力,便于管理社会事务,就要重“博学以文”和“约之以礼”。在孔子看来,人的整全性发展不在于外在器物层面“技艺”的获得,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的不断完满,要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理想,就要“爱人之心”和“推己及人”。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其类型特色的外在表现,但是,在倾力发展类型的时候,需要时刻警醒自己,“始终要作为一种使学生成为见多识广、负责任的人的教育,帮助学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并努力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成为一个‘整全的社会人”[28],即始终要把培育具有“完整”生命意义的人,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竭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终极使命。高等职业教育要“超越被动的工具化存在状态,追寻和彰显人存在的无限可能的价值和意义”[29],逐步跳出“单向度”成才的困境,调适“单向度”与“整全性”的动态平衡,以“人性的卓越”和“人性的完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关注学生的成长、成人。

(三)摈弃“同质化”成才的弊端:走向“差异性”成人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灵魂的事件,自我灵魂事件揭示了教育中差异性追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教育必须因人而异,“人性就像做成的钱币,不可能成功模仿许多事物,所谓的模仿只是事物本身的摹本”[30]。教育并不是人为地注入外在目的,而是自我内在天性的充分发挥与成全,因材施教在古典语境下是根据学生的本性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教育,促进天性的成全,防止个人在天性下的自我迷失。

西方古典教育的基础是自然人,中心是德性,基本目标是达到个体德性的完善,从而实现自然人的成全和个体存在的卓越。“教育成人”乃是个性化和差异性的,但是,“教育成人”的人格并没有消解个人的公共关切而成为纯然个人化的人格,“教育成人”不是在狭小的个人生活空间里面导致一种狭小自我人格的圆融。在柏拉图的教育设计中,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天赋进入城邦,求得个人在城邦的合理位序,促成个体人格在公共生活的实现,其教育旨趣体现为个体与城邦的内在统一。

孔子的弟子在学习、实践和成长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弟子汲取知识、学问及价值观的方法都是特别的,与其他人存在区别。《论语·述而》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众弟子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就是所谓的孔门四科。因此,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31]朱熹对此的注释是:“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32]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强化了学生的个体体验和体悟,在精神世界里,要将外在的道德、知识、文化转化为自身的发展和成长,就必须通过体验和体悟。同时,孔子在教学中绝不是将现有的不变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利用教育智慧,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使他们能各有所得,造就个性鲜明、内涵丰润的有德之人。

高等职业教育同质化成才实践的标签可以用“模式”这个词概括,如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课程模式,等等。模式意味着同质性、划一性。从个性中探求共性是值得的,从众多优秀的和不太优秀的高职院校探求某些相似性是值得的;提供共性,提供相似性,是提供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原理,提供原理,是让别人“照着去想”,而提供模式则充其量是让别人“照着去做”。基于“差异性”成人的基本要求,需要充分体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差异性和创造力。为此,在高等职业教育回归“人本身”的改革实践中,必须摈弃某些特定模式的束缚和制约,从“照着别人做”提升到“接着别人做”再提升到“自己创造着做”。

客观上讲,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未必不可以提供多种模式,但任何模式都不可能代表高等职业教育“差异性”成人的本性,即使这种本性中包含了较多职业性,甚至是训练性的因素。苏格拉底的自我灵魂事件和中西古典语境下的因材施教无时不在提醒,生命过程“决不仅仅是个结构上固定过程的综合”[33],“将有生命体装进我们的这个和那个模式全遭失败,所有的模式全部崩溃了”[34]。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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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Back to the Human being Itself: The Inherent Consciousness and Re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i Xiping, Zhang Jian

Abstract  “Getting back to the human being itself ”contains the value, which is the inherent consciousness and starting point of any type of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al reference and logic of economy,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in its developmental process, more or less neg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and value of ones growing, to some extent, being estranged from “the human being itself ”. If we get power and sources from the classic educational intelligence, keeping necessary strain and getting proper balance between becoming the talents adaptively, with one-dimention and of homogenization, and becoming the person transcendently, wholly and diversely, we can provide unique inspiration and enlightenments to the radical reform and benign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uman be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herent consciousnes

Author  Yi Xi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Changsha 410004); Zhang Jian, special professor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作者简介

易希平(1972- ),男,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原理,教育基本理论(长沙,410004);张健(1956- ),男,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闲暇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职业素养习养的闲暇教育课程研究”(BJA190097),主持人: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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