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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论题、问题与反思

2021-12-15杨荣广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关键词:伦理学译者伦理

杨荣广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论题、问题与反思

杨荣广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以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相结合的方式,从研究论题、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三个层面对国内近20多年(1996-2021)的翻译伦理研究进行了理论反思。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按照论题可分为引介西方相关理论、化用本土理论资源和建构翻译伦理学体系等三类,围绕此三大论题展开的研究存在曲解套用西方理论、核心概念界定不清、疏于应对业界变化等问题,指出在应用翻译和翻译产业化迅速发展的当下,翻译伦理研究应回归翻译实践,关注职业伦理、技术伦理和译员伦理素养培育等现实问题。

翻译伦理;技术伦理;职业伦理;翻译伦理教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与文化、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译学研究焦点,翻译伦理问题随之凸显。安托瓦纳·贝尔曼正是因为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内在伦理属性才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翻译伦理”的研究命题,其思想引发了本世纪初西方译学的“伦理转向”(Godard,2001),也催生了国内2007年以后的翻译伦理研究热潮(见图1)。2017年,《译者》()再度以“翻译、伦理与社会责任”(Drugan & Tipton,2017)为主题刊发专辑讨论译者社会责任与翻译伦理问题。其后,翻译技术伦理以及口译伦理研究的开展延续了相关论题(Koskinen & Pokorn,2021)。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正当翻译伦理研究日益拓展的时候,国内相关研究却在2014年后迅速“降温”(见图1)。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热潮的消退?国内翻译伦理研究20多年来又围绕哪些论题展开了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又将走向何方?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与文献计量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内1996-2021年间的翻译伦理研究展开理论反思,并尝试结合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现状综观

笔者利用CNKI的中文核心和CSSCI数据库,以“翻译、译者、口译、道德、伦理、责任”等为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整理后得期刊论文358篇①。通过查新和网络检索,得到博士论文与专著24篇/部②,国家社科和教育部基金13项ƒ③。根据期刊论文历时数量走向(见图1)可见,国内相关研究大体始于1996年,2007年前后开始攀升到2014年达历史高点,其后逐渐下降。博士论文和专著首现于2007年,2012年前后数量略有回升。随着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博士毕业,以翻译伦理为主题的教育部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自2007年开始出现,但整体数量并不是太多。三者综观,可依据数量变化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肇始期(1996-2006),发展期(2007-2013),回落期(2014-)三阶段。

图1 期刊论文/博士论文数量历时变化曲线

用Citespace 5.0作关键词频度分析发现(阈值=2),国内翻译伦理研究主要围绕“韦努蒂、解构主义、贝尔曼、异化翻译、译者主体性、翻译批评、创造性叛逆”等展开(见图2)。而这些关键词主要与文学翻译有关,相比较而言,应用翻译伦理研究极少。结合具体内容分析,可将相关研究论题分为三类:引介西方理论、化用本土资源和建构翻译伦理学体系。

1 针对西方理论的引介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肇始于对西方相关成果的引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得以走向化用和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学者介绍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如袁莉,1996;许钧,1997等)。但当时国内“文化热”和英美翻译理论大行其道,滥觞于法国的“翻译伦理”并未引起学界重视。2001年,译学研究“伦理转向”(Pym,2001)提出,四年后国内出现首篇评介文章(申迎丽、仝亚辉,2005)。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此研究命题,纷纷以书评、访谈、专题论文等形式介绍西方较具影响力的翻译伦理研究者和理论(韦努蒂、贝尔曼、梅肖克尼、切斯特曼、皮姆等)。其中,韦努蒂的差异伦理也由此成为热点(见图2)。2010年前后,综观式评介渐增,如刘云虹(2013)。这些研究不再满足于单纯介绍,而是开始反思西方不同理论的预设与立场,尝试在引介基础上作阐发。

图2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高频关键词频次变化

国内对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引介经历了从粗线条勾勒到综观式剖析的发展过程。部分研究者在向国内传播西方理论的同时,也以反思和批评的姿态引导着本土翻译伦理研究逐步深入。而方薇(2017)对翻译伦理概念的反思以及吕奇和王树槐(2020)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入手对西方理论的批评都表明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开始逐渐从介绍走向元理论思考和批评,并尝试挖掘本土理论资源。

2 基于本土资源的拓展

理论文本经过引介进入相异的语境时,必将与本土理论资源产生碰撞和融合,甚至被改编和吸纳,最终成为目标语境理论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翻译伦理在国内的接受也是如此。中国文化自古具有“伦理本位”(梁漱溟,2011:70)的特征。西方翻译伦理思想进入中国后迅速与之合流,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其典型表现是西方学界往往忽视译者个人道德观念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冲突(Koskinen,2000:9),而国内学者更强调译者个人道德、源语和译语间伦理观念差异对原文选取、译者策略选择和译作生成传播的影响。如涂兵兰(2012)对清末译者翻译语言选择背后伦理动机的考察等。类似研究大多从译者个人道德审查与过滤、社会文化伦理冲突与制约两个层面考察译文生成过程中发生的知识过滤、变形与重构。

此外,有学者尝试基于中国传统思想丰富翻译伦理研究。如陈东成(2021)运用《周易》哲学重构翻译伦理,程平(2012)以及冯智强和旁秀成(2019)对本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随着“中国翻译伦理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7年)、“互惠翻译伦理模式构建研究”(2018年)和“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2019年)等国家社科和教育部课题的开展,中国本土的伦理学和翻译学理论资源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挖掘。国内学者一方面基于本土翻译实践,探讨译者道德价值判断与文化间伦理冲突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进而开拓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面向。另一方面,国内研究通过化用本土(译学和伦理学)理论资源,从内容、对象和路径方面丰富和拓展了翻译伦理研究。

3 建立翻译伦理学的尝试

从文献来看,国内翻译伦理学建构的方式有两种: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化整合和以本土理论为主体的嫁接式融合。前者多基于西方伦理学理论,以平移征用和框架挪用的方式,提出新概念。如吕俊和候向群(2005)等倡导以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为基础,建立翻译伦理学。但是,这里所说的翻译伦理学(translative ethics)是“跨文化交往过程中的道德规范”(吕俊、候向群,2005:271),而非学科意义上的理论体系。王克明(2009)阐明了将翻译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性质,杨洁和曾利沙(2010)以范畴细化为基础建构了相对全面的研究体系。彭萍(2013)出版了国内首部《翻译伦理学》专著,并从学科建构层面对其对象、任务、性质等展开了全面讨论。以本土理论为主体的嫁接式融合多从中国自有译学理论或伦理观念出发,尝试建构新的翻译伦理观。如胡东平和喻艳(2014)提出的变译伦理和辛广勤(Xin,2017)建构的互惠伦理。

综合来看,国内学者建立翻译伦理学体系的尝试表明相关研究已经从介绍走向了建构,从碎片化走向了系统化。而且与西方比较,国内似乎在理论建构层面显得更为超前,不仅产生了大量专著和论文,而且发展出了多样的翻译伦理学框架。这些研究通过融合中西,一方面将零散的研究整合成概念统一、逻辑清楚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研究指出了更广阔的方向,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然而,对现有文献进行文本细读却发现下述问题显得极为突出:曲解套用西方理论、核心概念定义模糊、对翻译业界变化的忽视。

1 曲解套用西方理论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滥觞于西方理论的引进。但是,由于对西方理论的形成背景、学术传承、知识谱系和发展阶段缺乏系统认识,出现了理论的曲解和强制套用。以贝尔曼思想的评介为例,国内相关研究多以书评为主,鲜少作系统考察。而实际上,其思想向上可回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本雅明和列维纳斯等思想家,向下则启发了韦努蒂及女性主义理论。其观点在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变化:前期他(Berman & Heyvaert,1992)认为,翻译伦理目标在于“以异为异”,后期(Berman & Massardier-Kenney,2009)却提出把伦理和诗学作为翻译批评的考虑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译者的“归化式”策略。有学者依据其前期思想,将他归入“投降模式”,显然存在断章取义、曲解理论的嫌疑。

机械套用是研究的当前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套用较多的是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1)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类似研究无视理论本身针对的是何种文本,更不是从文本分析和问题出发,而是采用理论模式先导,作“XX模式下的XX研究”。事实上,切斯特曼(ibid.)提出的四个模式是对不同伦理倾向的描述性归纳,其本意并非是要提供描述翻译过程或译文批评的伦理规范,不同模式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和冲突。正是因为此,切斯特曼基于麦金太尔德性理论提出承诺伦理,并认为后者优于前四者。然而,大多数套用者往往忽视承诺伦理,最终得出的结论显然令人怀疑。理论误读与机械套用,既导致了研究的低质重复,更造成理论场域的混乱,加速了翻译伦理研究热潮的消退。

2 核心概念有待厘清

由于翻译伦理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概念和术语不统一问题再所难免。典型表现是,学界对“翻译伦理”自身的界定都缺乏相对统一的认识。在研究中,或对翻译伦理的定义避而不谈,或是将伦理学中的概念直接移植过来。为便于讨论,笔者以“定义=属+种差”的方式对学界引用较多的三种定义进行分析(见表1)。

表1 翻译伦理定义对比图

被定义项属种差性质代表性定义 翻译伦理 道德准则主动行为人规定性定义1 翻译伦理就是翻译的主动行为人在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许宏,2012:52)。 人际关系关系规定性定义2 翻译伦理就是在翻译活动中规约人际关系的宏观性道德准则(杨镇源,2013:83)。 行为规范翻译行为规定性定义3 翻译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以及翻译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王大智,2009:63)。 规律描述性

如表1所示,在“属”理解的方面存在“准则/规范”(强调应然性)和“规律”(强调实然性)两种认识,在“种差”方面则有“主动行为人”(含发起人、赞助人、译者、审校、出版人/译文发布人等)、“人际关系”和“翻译(译者)行为”等三个类别。定义1,2中涵盖了译者和其他所有参与者,定义3则仅仅指向译者自身。从形式和表述方式来看,这些定义均是仿照一般工具书或伦理学专著对“伦理”的界定。换言之,国内翻译伦理概念界定是对伦理学知识的场外征用,而非从翻译本体问题出发。即使是国内首部相关专著——《翻译伦理学》(彭萍,2013),也只是将其定位成伦理与翻译关系的体系,而并非从翻译实践或理论本身固有的伦理属性出发。

再者,既然伦理研究对象包括“善恶(主体性格)、对错(主体行为)、责任与义务、美德、自由和理性选择等”(Thrioux & Kraseman,2011),那么,翻译伦理不仅要涵盖有关主体行为的对错评判,还应包括主体自身的德性伦理问题。上述定义将其限定于行为或关系显然是对研究范畴的窄化。在翻译伦理的下位概念方面,“质疑伦理”、“操作伦理”等各种不加界定的术语纷纷出现。多样化的核心术语一方面表明研究者差异化的理论取向,另一方面说明本领域尚存在诸多亟待厘清的问题。伦理概念本身的开放性和跨学科知识的“机械挪用”(王大智,2012:15)进一步导致了研究对象含混、核心概念模糊等,加剧了术语体系的混乱,使得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泥沙俱下,相关研究后继乏力。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此问题,并尝试纠正此偏颇。

3 疏于应对业界变化

翻译伦理本质属性是为翻译实践中的伦理冲突提供规约和指导。当前,技术发展使得翻译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众包、粉丝、志愿者等社区翻译形式日趋普遍,翻译方向、译者构成、辅助工具、翻译过程、译作传播等都呈现出新形态。行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技术化等带来了译事主体多元化、主客关系交互化、译-作者边界模糊化等新趋势。针对传统翻译形态的伦理规范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文学翻译和纸质媒体逐步没落,应用翻译与数字媒介成为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翻译产品消费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工具化、非线性、加速化”特征(Cronin,2010:5)。多模态翻译、摘译、节译、编译等变译形式成为新翻译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量、时间和成本成为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以低廉成本完成大量翻译任务,满足译文消费者需要,成为衡量翻译效果的重要标准,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必将更为复杂。

在业界发生巨变,翻译概念被问题化的背景下,国内现有研究却仍然以理论推演为主要路径,以文学翻译为主要对象(见图2),对当下翻译实践新变化带的应然与实然冲突缺乏充分回应。这种状况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旅游文本、广告汉译、科技翻译等应用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次,会议口译伦理虽有所研究,但志愿口译、社区口译、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法律)口译等非传统领域的口译伦理问题几乎付诸阙如;再次,翻译新业态带来的职业译者与非职业译者并存、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竞争、职业伦理与个人伦理冲突、技术引发的人际关系异化、众包与粉丝翻译和字幕翻译伦理问题、经济性与时效性对传统职业规范的挑战,以及翻译产品多渠道、多形态、多受众传播应该受到何种伦理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主体责任边界的拓展等诸多复杂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这一切都表明基于传统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翻译)提出的忠实伦理和异化伦理观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对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反思亟待展开。理论话语的简单化倾向与实际翻译场景的复杂化与多元化呈现出巨大的鸿沟,更突显出理论的苍白与无力,从而促使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进一步衰落。

四、翻译伦理研究的前瞻

为应对上述问题,促使翻译伦理研究回归翻译学本身,并体现其实践属性,未来或可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深化。

其一,从翻译实践与理论问题出发,强化面向译学本体的翻译伦理研究。翻译伦理研究是从跨学科角度解决翻译自身的问题,其基本面向有两个:何为翻译伦理和翻译伦理何为。对前者的回答,可通过概念推演,形成理论建构;对后者的回应则需要从现实问题出发,形成应用规范,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面向翻译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既是翻译伦理研究的意义所在也是伦理研究的实践品格的内在要求。国内学界在系统了解西方理论的同时,更需要面向翻译实践,在灵活运用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同时,强化面向译学本体的翻译伦理研究。

其二,从翻译职业变化出发,深化面向语言服务和实用翻译的行业伦理研究。职业化时代的翻译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产品(译作)使用者满意度为价值评判标准。翻译活动呈现出市场化和商业化特征,原文和译文生产者身份变得极为模糊,翻译产品(译作)的功用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由发起人、雇主、管理人员、译员、译审、翻译产品使用者等构成的主体群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翻译行业伦理的规约对象不仅包括译者群体,更应涵盖所有从业方。在职业化和产业化背景下,如何制定出有效行业伦理,如何规范多元主体行为与关系,如何平衡权力与义务、利益与责任、职业伦理与个人道德信念之间的冲突是未来翻译行业伦理研究的重要任务。

其三,从技术带来的主客体关系变化出发,加强翻译技术伦理研究。在信息技术时代,译作变成了翻译主体之间、主体与技术工具之间互动协同的产物。翻译技术在改变译作生成过程的同时,也使得译者身份以及译者主体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本质变化。网络技术与协作平台出现,使得职业与非职业译者边界更为模糊,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更为突出。技术伦理在“信念、责任、制度”三方面规约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技术的关系(王健,2006:55)。三者分别指向技术主体内在信念、行动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制度合道德性与合规律性,因而对于技术时代的翻译伦理研究具有极大意义。学界虽然目前已经对技术伦理展开了讨论,但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主题方面都有待于深入。在技术日渐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主要推力的当下,探讨技术伦理可谓正当其时。

其四,从职业译员培养需求出发,关注译员伦理素养培育问题。翻译产业形成的前提是译员的职业化,而职业译者伦理素养的培育有赖于翻译教学。正因为此,国际译学期刊《口笔译培训》()于2011年推出“伦理与课程”专刊,系统探究翻译教学中的伦理问题。Baker和Maier(2011:1)在导言中呼吁学界加强翻译伦理与教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反观国内,在翻译专业学生数量日益壮大的当下,翻译伦理教学研究却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如何针对国内翻译教学的现实情况,从职业译员培养的具体需求出发,针对教学语境中的翻译伦理问题开展行动研究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五、结语

与众多舶来理论的发展轨迹类似,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在受到热炒之后,又迅速“降温”。然而,研究热潮的消退并不等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翻译伦理既指向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道德判断和社会责任,也兼涉译者作为专业人员的职业伦理规范以及多元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秩序。系统深入的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应该注重理论体系的建构研究,更应该关注翻译实践活动发生的新变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职业化、技术化和产业化带来了多元化的翻译实践形态,促使学界开始反思翻译的内涵和外延,由此也将引发我们重新思考“翻译伦理为何”和“翻译伦理何为”。在翻译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当下,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反思不仅需要基于元伦理思考重构“翻译伦理”的概念,更需要植根于翻译实践对行业伦理、技术伦理和译者伦理素养的培育等现实问题给予足够观照。

①文献检索数据最后更新时间为2021年6月1日。

②博士论文和专著以CNKI博士论文数据为准,专著以科技查新结果为准,部分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博士论文不重复计算,时间统计以博士论文日期为准。

③国家社科基金可查阅网址: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index。

教育部基金可查阅网址:http://pub.sinoss.net/portal/webgate/CmdNorma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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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9

A

1008-665X(2021)6-0077-09

2021-06-09;

2021-08-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19BYY141)

杨荣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伦理

(责任编辑:王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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