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璇　陈文新

摘要：《聊斋志异》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所受的重视程度与其实际文学成就并不相称：所占篇幅不多，有些只限于列举;在内容上也较为单一，主要涉及作者蒲松龄生平与《聊斋志异》成书过程;且各个时段皆有《聊斋志异》书写缺席的情形。其原因在于，白话文運动造成了文言小说的被屏蔽，当时的《聊斋志异》研究偏于考证，流行的学术话语不适用于描述《聊斋志异》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聊斋志异;小说;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学史”，指的是中国文学通史，不包括断代史或专题的文体史。一部分拟想中的文学通史，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虽只完成了一部分，仍纳入考察范围。“民国时期”，不仅是一个时间限制，也暗含了“本土”的意思，换句话说，本文以民国时期国人撰写的百余部中国文学通史为考察对象，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暂不纳入研究视野。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书写，既与历史上的《聊斋志异》有关，也与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学术研究等有关。《聊斋志异》被文学史家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受到重视，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学术信息。本文即致力于全面梳理相关信息，以期获得对相关事实的深入理解。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书写，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形是：虽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就给予了《聊斋志异》崇高的小说史地位，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中并不占有显著位置，无论是篇幅还是评价，都与《聊斋志异》的实际成就不大相称。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存在背后一定有其原因。本文尝试从白话文运动兴盛、学术研究导向等方面寻求答案。

一、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书写概况

本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以前，诸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和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等文学史著作，均未将《聊斋志异》纳入书写范围。直至1915年，曾毅的《中国文学史》才提到了《聊斋志异》，将其与王渔洋《居易录》、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王应奎《柳南随笔》等一同归于“记琐闻轶事之传奇体”中，未单独加以叙述。同年，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称“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尤为卓绝，其叙事简古，人比之司马迁《史记》，洵无愧色” [1]119，给予了《聊斋志异》一个较高的评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以文学史的形式著书立说、授业解惑，形成了文学史写作的高潮。其时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书写，主要为作者与成书、传播过程的介绍，偶有关于作品艺术性的评述，如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

传奇集最有名的，要首推《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终身不达，授徒于家，至康熙时始成岁贡生。《聊斋志异》凡八卷，或析为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作者年五十岁时始写定。初惟有传钞本，渔洋山人曾激赏之，声名益振。至于刻本，则至著者死后方有;且有但明伦、吕湛恩等为之注。所记虽亦为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都和易可亲，使读者忘其为异类;是合志怪书传奇于一炉，而别开生面的。又有《拾遗》一卷，凡二十七篇，其中殊无佳构，疑为作者所删弃，或是他人的拟作。 [2]101

民国时期文学史对于《聊斋志异》的定位，以“记琐闻轶事之小说”和“模仿前人的传奇体小说”两种说法为主。也有称《聊斋志异》为短篇小说的，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称《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为“清代短篇小说体的笔记小说” [3]142。之后如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朱子陵《中国历朝文学史》等都直接称《聊斋志异》为短篇小说或文言短篇小说。

纵观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提及清代小说，基本上都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表示认可。例如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说：“又如记述琐闻零事之所谓小说，最善者蒲松龄之《聊斋志异》也。” [4]327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也说：“所叙皆仙狐鬼怪之事。文词华丽，描写委曲，清人的短篇小说当推此为第一部。” [5]296

总体说来，《聊斋志异》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所占的篇幅不多，有些只限于列举;在内容上也较为单一，主要涉及作者蒲松龄的生平与《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且从20世纪初到四十年代，各个时段皆有《聊斋志异》书写缺席的情形。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李振镛《中国文学沿革概论》（1923）、刘毓盘《中国文学史》（1924）、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郑振铎《中国文学史》（1932）、陆侃如与冯沅君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1933）、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1933）、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林山腴《中国文学概要》（1944）、鲍文杰《中国文学史略》（1948）等都只字未提《聊斋志异》。

二、白话文运动的兴盛与《聊斋志异》的被屏蔽

《聊斋志异》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受到忽略，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文言小说的整体境遇。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论及清代文学时，通常采用先叙诗文词曲再叙小说的方式;论及清代小说时，则以白话长篇小说为重。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将目光投向《红楼梦》《西游补》《平山冷燕》《儒林外史》这类章回小说，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直接将清代小说部分的小标题定名为“儒林外史红楼梦及翻译小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主要介绍长篇小说。即使论及文言小说，比例也低，例如，文言小说在葛遵礼《中国文学史》（1920）里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一，除却附录，书中涉及白话小说的字数大致为文言小说的三倍。在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和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9）中，有关清代白话小说与清代文言小说的叙述，前者为后者的近三倍。刘麟生《中国文学ABC》（1929）将小说文体单独成章，介绍宋、元、明、清白话小说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晋唐与清代文言小说，提及清代文言小说的文字仅百字左右。朱子陵《中国历朝文学史纲要》（1935）中，清代白话长篇小说与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约为千字与百字之差。

由此可见，文言小说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所占比重实在不大，原因之一在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

五四时期曾经流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一个口号。所谓“桐城谬种”，是针对唐宋八大家一脉的古文而言的，这一脉古文，以承载周公、孔子之道为宗旨，是“孔家店”的门面之一，当然在打倒之列。所谓“选学妖孽”，是针对辞赋、骈文以及与辞赋骈文一样讲求声律、对偶、辞藻的律诗而言的，这一类作品，被认为没有清楚明白的内容，只适宜于应制和应酬，没有社会意义。无论是“选学妖孽”，还是“桐城谬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从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到打倒“文言的死文学”，到推崇“白话的活文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理直气壮地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 [6]引子3-4

说到胡适，有必要一提的是，他个人对《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其实很感兴趣。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曾说：“归震川是以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 [7]53-54胡颂平问：“归有光的《先妣事略》，是中学国文教科书里边的模范文，只有先生看出这篇文章的许多毛病来。先生可否另选一部国文教科书？”胡适答道：“我倒可以选一部。我总以为传记最难写，应该选些传记、小说，一些有趣味的让学生读。我想选两部，一部白话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选几篇，比较有趣味。” [7]55

《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都是文言叙事作品，就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也是胡适所喜欢的作品。只是，作为文学史家的胡适，写的却是《白话文学史》，没有给《聊斋志异》一席之地。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现象？

盖胡适是一个理性的人，当个人感受或趣味与理性发生冲突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克制个人的感觉或趣味，或至少在公开表态时明确地克制个人感觉或趣味。有一个例证颇为典型，事情与中医陆仲安有关。据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增补本）记载：“陆仲安是一位著名的中医。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无效。请陆仲安诊治。陆处方以黄芪四两，党参三两为主，分量特别重，把胡适的病治好，成了大名。” [8]75而胡适对此事却多所隐讳。胡适何以如此？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增补本）曾就此做过一番说明：“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8]80由陆仲安一事，我们对他的个性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意在借此推进白话文运动，当这一主张与个人趣味发生冲突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个人趣味放到一边。“《聊斋志异》既是以文言写成，这与胡适评价文学的两大信条是格格不入的：一是和他所信奉的‘白话文学是活文学，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的金科玉律相抵触，二是和他反对在文学创作中用典相冲突。” [9]197-198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影响极大。例如，谭正璧先后写了《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进化史》以及《新编中国文学史》，而《新编中国文学史》中的明清文学，完全以白话文学为主。在评价《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时，强调其“文字不通俗，仅供文士们的消遣，而且所写题材又狭隘，不出神鬼怪异之事” [10]359，不足以承担解放文体、解放思想从而改造社会的任务。高扬白话小说而贬抑文言小说，这是胡适《白话文学史》问世之后的一个普遍情形。

三、学术研究风尚引导了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叙述

20世纪初，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一批敦煌文献的发现，也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1929年，《语丝》刊载了《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此文由汪馥泉译自日本学者狩野直喜的《中国学文薮》，其中提及“近年来，在中国，在日本，起来了研究俗文学的气运;同时，历来埋没着的世间所不知道的钞本和刊本，关于这方面的文学的书籍，偶然出世了，这对于学者的研究上，给予了不少的裨益” [11]1。观念上的推崇与新材料的丰富促进了俗文学研究的兴盛。

实证方法在这一时期的俗文学研究中得到大规模采用。陈冠同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谈到研究与鉴赏的区别时说：“我们如果要研究，必须具有两种新观念：一种叫做‘归纳的考察;一种叫做‘进化的观念。有了‘归纳的考察，便不能乘意的漫谈，不能使性的评论了。凡要下一个定论，在其前，心中必要自喊道，‘拿证据来。” [12]4刘麟生《中国文学史》表达了“对于文学有统系的讨论归纳的考察，方才知道作品的真不真。譬如近人对于长篇小说的考证，是极合科学精神的”的看法 [13]6。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认为现今“对于旧材料的考核与新材料的发现，由无辨别的而到谨严的，由偏畸的而到普遍的”，研究方法的进步是“由宽泛的而到实证的，由主观的而到客观的” [14]3。

在实证方法的主导下，民国时期的《聊斋志异》研究收获颇丰。学者致力于搜集《聊斋志异》的一些重要版本及佚文，出版了多种整理本，以绣像图或新式标点为特点。1931年，上海大中书局印行陶乐勤标点的《新式标点聊斋志异》。1932年，广益书局出版胡协寅校阅的《聊斋志异》绣像仿宋完整本，在1943年又推出了第2版。朱益明标点的《聊斋志异》1934年由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其书前自叙说：“坊间所出《聊斋》，以商务本为较佳，然未加新式标点，误字亦不少，阅者憾焉。他家所标点者，又错乱殊甚。”“是编虽未尽善，覺眉目清明，考证繁衍，足资浏览，得勿超异乎寻常劣本多欤？” [15]15 1935年，上海群学社出版许啸天、胡冀云校阅的《聊斋志异》。1936年，中央书店出版沈亚公校点的《绣像聊斋志异》。 [16]125此外，白话文注释本如《白话浅注聊斋志异》（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也已出现。“作为作品搜求辑编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聊斋全集》的编辑印行，包括1920年国学维持社编《聊斋全集》6册（中华图书馆，上海）和1936年署名路大荒编《聊斋全集》4册（世界书局，上海）两个集大成版本。” [17]109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小说枝谈》与鲁迅的《小说旧闻钞》中也收录了一些《聊斋志异》的资料。关于作者蒲松龄，其生年考证与诗文、杂著等遗稿的辑佚辨伪也受到重视，形成了较为热烈的讨论。

学术研究进程反映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中，即有关《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幅是对作者生平与文本流传情形的叙述。各种文学史著作基本达成共识的表述是：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康熙时岁贡生。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广为搜讨材料，耗费二十年光阴乃成。《聊斋志异》是清代较为流行的小说之一，受众群体较广，“《阅微草堂笔记》，内包含五种，除谈狐鬼外，也有掌故杂事，但其流行总不及《聊斋志异》” [18]174。

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聊斋志异》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也受到关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谈到《聊斋志异》成书与流传时提及两个传说，一是“至谓作者搜采异闻，乃设烟茗于门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谈说以为粉本，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 [19]130，二是“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禛）激赏其书，欲市之而不得，故声名益振，竞相传钞” [19]130，第一个传说涉及的就是《聊斋志异》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新编中国文学史》介绍《聊斋志异》的许多文字，都与《中国小说史略》重合。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概要》，则认定蒲松龄设立茶肆，听往来过客讲故事并不可信，王渔洋的短文写作水平实际上远高于蒲松龄，他千金求购的传说可能也是谣传。这种从反面立论的写法，也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所致。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特地提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所记的虽是神怪的事情，却委婉而有情致。其中也有像《王六郎》那样真的从民间得来的故事。” [20]86《王六郎》记述一个家住淄川县城北的许姓捕鱼人因每晚给河中溺鬼敬酒，得到溺鬼王六郎回报的故事。王六郎不忍他人替死的善良，感动了玉帝，被招为一方土地。虽人神相隔，王六郎仍不忘酬谢旧日恩情。蒲松龄篇末的“异史氏曰”由此生发出显贵不忘贫贱之友的感慨，并记下了同乡人投奔旧友却失望而归之事。清人冯镇峦于此处评道：“聊斋每篇，直是有意作文，非以其事也。” [21]30与冯镇峦不同，《中国文学史纲要》强调《聊斋志异》有相当一部分素材直接取自民间，凸显了对民间性的关注。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也说蒲松龄“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藉录，则随笔撰成志异四百三十一篇” [22]56。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将《聊斋志异》取材过程叙述得更为详细：“相传他设茶肆于城外，遇有过客，即拉与饮茶，而使之讲述故事，他即为之笔录。书共八卷，凡四百三十一篇，自有题辞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简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似此亦全非空口虚造。” [23]489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设有“清之拟晋唐小说”一目，《聊斋志异》《新齐谐》《阅微草堂笔记》等皆属其类。谈及《聊斋志异》时，鲁迅说：“书中事迹，亦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此不自白，殆抚古而又讳之也。” [19]130揭示了《聊斋志异》与晋唐小说的相承之处。鲁迅的思路，也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刘麟生《中国文学史》直接采用鲁迅的分类方法对清代小说进行讨论;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订正》也将“清之晋唐体小说”作为第十二章“清之戏曲小说”下的小标题之一。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指出：“题材多用仙狐妖鬼，好像六朝搜神述异的作品，描写很能细微曲折，又好像唐人传奇一类东西，这是《聊斋志异》的特色。” [24]369陈冠同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介绍：“模拟唐人传奇体的笔记小说者：记狐鬼的有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志怪的有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王韬《遯窟谰言》等。” [12]163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将唐人小说作为《聊斋志异》等的源头，梳理出了一条文言小说发展演变的线索：

清代模仿唐传奇的作品，最著名的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记神仙狐鬼妖怪的故事，用力结构，未脱唐人臼窠。《聊斋志异》喜欢说狐，即仿自唐沈既济《任氏传》。其他亦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的，如《凤阳士人》之仿白行简《三梦记》，《续黄粱》之仿沈既济《枕中记》是。[14]332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中，这样叙述《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的关联，不仅篇幅较大，也把鲁迅的思路具体化了。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有云：“唐朝小说亦盛行，然大抵以词藻相尚。如《唐代丛书》中之《柳毅传》《虬髯客传》《南柯记》等，是其例也。后世《聊斋志异》，即祖述此派。” [25]72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也强调“《续黄粱》则类似唐人的《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凤阳士人》又类似《三梦记》” [26]317。在鲁迅相关研究的引导下，文学史主要从故事类型和语言风格两个层面，揭示《聊斋志异》所受唐人小说的影响。

四、审美视野下的《聊斋志异》书写

20世纪欧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在《文学史》中说：“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 [27]290实证主义注重事实层面的考据，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应被考据所覆盖，也不可能被覆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狐谐》《黄英》《马介甫》为例，说明蒲松龄笔下的花妖鬼狐颇具人情人性，充分肯定《聊斋志异》的艺术价值，就是审美研究的重要成果。

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叙述，虽为实证风尚所主导，但审美潜流也绵延不绝。比如，谭正璧的《中國文学史大纲》，强调文学重在思想性和审美性的统一：

总之，文学是思想和艺术之结晶。离开思想和艺术，便无所谓文学。文学之特色，在思想之伟大，和艺术之委婉灵妙。……有人单以“美”为文学必要的条件，却不免失之太狭。[3]7

在《新编中国文学史》里，谭正璧进一步论述道：“清代的传奇小说凡三大派：《聊斋志异》以遣辞胜，《子不语》以叙事胜，《阅微草堂笔记》以说理胜。后起的作者，皆不能逾越此三家的范围。然以文学论文学，则此三书不能不推《聊斋志异》为其祭酒。” [10]360以“文学”的标准将《聊斋志异》定为清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之作，践行了他重视文学性和美学性的观念。

民国时期文学史著作关于《聊斋志异》美感特征的叙述，其行文脉络常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相通。蒋鉴璋在《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此外蒲留仙之《聊斋志异》，亦甚足称……《聊斋》一书，虽谈鬼狐，然何一非人情世故？且其文简洁秀美，极有法度。” [28]102-103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称：“聊斋文笔藻绘，多叙述狐鬼之事，为士大夫所喜读。拿现在眼光看起来，好像是属于古典派。但是他叙事简洁，结构谨严，不失小说家的风格。” [13]389鲁迅的影响历历可见。有的直接摘录较为简短的作品如《耳中人》《狐女》等篇章，让读者自行领会其叙述特点和文字背后的人情，如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选录了较短的《耳中人》来展现小说的简洁谨严，施慎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录《促织》一则用作传奇文这部分的结束，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在叙述《聊斋志异》“虽所言多神仙狐鬼精魅之事，但描写委曲，具有人情，使人读了，不知其为异类。间亦叙述人情，亦极为动人” [23]489之后，摘录了《狐女》篇，以供读者体察。再如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选取了《聊斋志异》的几篇代表作，作为分析其思想艺术的例证：“如《娇娜》《婴宁》《林四娘》《香玉》《竹青》《黄英》《大力将军》《马介甫》《粉蝶》诸篇，宛曲有致，最为书中杰作。《婴宁》一篇，为轻盈巧笑的喜剧，在中国短篇故事中是不易得到的。《马介甫》说悍妇，为恰当的形容，为描写旧日社会中不可多得之作。” [14]332

民國时期文学史著作关于《聊斋志异》美感特征的叙述，也受到了其他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张振镛的《中国文学史分论》，在《明清之别传杂记小说》一节，从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盛赞《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论赞或触时感事，以咏以叹，或谓其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龙门也。俞樾谓聊斋藻绘，不失为古艳，盖摹拟唐人之传奇小说，而出乎其上者也，其动人欣赏在言怪而合于物理，述异而不背人情，几使人忘其为小说家言也。” [22]56蒲立德《聊斋志异·跋》，曾说：“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滞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状而无所遁隐。” [21]32张振镛采用相近的表述来描述《聊斋志异》的艺术风貌。“或谓其用笔精简”一语则可能借用了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六《蒲留仙》的话：“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 [29]357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称蒲松龄“乃用唐人传奇体，著《聊斋志异》，而以史汉之笔行之，极脍炙人口” [30]151。在采用鲁迅的说法之外，也化用了邹弢的意思。

民国时期文学史著作的作品解读，虽语言简省，但已触及当下文学史中《聊斋志异》论述的精华部分，诸如狐鬼世界的人情内涵、叙述语言的细致韵味、作品对前代文言小说的艺术超越等，表明《聊斋志异》的审美阐释具有较大空间。

五、结语

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趣味标准，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永远处在被发现的过程中。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的《聊斋志异》书写，因时代风尚与学术进展的制约，总体上篇幅有限，以实证为主，但仍能管窥其思想与审美的价值，促进了相关学术讨论的深入展开。文学史中有关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多样阐释，也与在外部考察的基础上关注文本美学特征的研究视野产生了双向互动，有助于《聊斋志异》持续不断地进入文学史视野，从而在一次次写作尝试中得到更深入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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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Xuan，CHEN Wen-xin

（Faculty of Arts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Strange Stories of Liao Zha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its actual literary achievements： it does not take up much space，some of which are only enumerated; it is also relatively simple in content，mainly involving the author Pu Songling's life an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The absence of writing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was found in all periods.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movement resulted in the block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and the research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at that time was biased towards textual research，and the popular academic discourse was not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period;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novel;literature

（責任编辑：朱  峰）

收稿日期：2021-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243）

作者简介：蒋璇（1998- ），女，福建宁德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陈文新（1957- ），男，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