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永贵 张艺川

一、引言

文化历来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媒介，其作用的发挥既无处不在，又无可替代。受自然地理分割、社会制度分隔以及人文历史分离等因素的影响，各国之间的文化通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韦永贵等，2019)，而差异性文化所导致的文化隔阂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障碍(曲如晓等，2015；范兆斌、黄淑娟，2017)，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经济“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更加凸显。文化交流作为消除文化壁垒的重要手段，历来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Konya，2002；Park，2015；Ginsburgh et al.，2017)。一直以来，我国也高度重视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强化，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跨国文化传播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发展战略内涵升级的重要体现，是继资本输出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有望成为实现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的原动力(谢孟军等，2017)。在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下，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可进一步强化国家间的互信，并有可能对贸易产生创造效应，对于提振外贸，加快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而事实也证明，中国文化“走出去”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更深入研究中国、更客观看待中国、更全面认识中国，并对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了很强的经济外部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