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研究综述

2021-12-09王琪

西部学刊 2021年21期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大学精神”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围绕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是中国大学的内涵与起源问题;二是大学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精确阐释问题;三是相关概念的思辨问题;四是大学精神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问题。通过对前辈学者之研究成果进行逻辑梳理，认为以培养“大学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风骨气韵”为目标，下大力气建设与飞速改善的硬环境相适应的“软环境”，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学之道”。

关键词：大学;大学精神;大学理念;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107-03

北京大学100年、110年及120年校庆前后，关于大学精神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既有简短精当的论文，亦不乏全面系统的专著，青年学者以“大学精神”为主题撰写的学位论文也层出不穷，如陈平原的《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杨东平的《大学精神》、储朝晖的《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刘亚敏的《大学精神探论》已逐渐为人熟知。本文现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一、中国大学的内涵与起源问题

大学是大学精神的物质载体，无大学则无大学精神。“大学”这一概念本身，目前尚有较多分歧：

（一）“大学”之古今义与中外义

古之“大学”与“小学”相对。章太炎认为：“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1]储朝晖认为：“但由于中国的‘太有‘大的意思，太学也就是大学。”[2]15可以看出，章太炎认为“小学”“大学”是以学习内容为区分的不同学习阶段，储朝晖则从字义上进行分析，认为“太学”即是“大学”。

就中外词义而言，“大学”与“university”相对。金耀基认为：“与英文university一词最接近的中古称谓是stadium generale，它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而中古时universitas一字则指一群宿儒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而言。到了十五世纪，stadium generale与universitas二字变成同义，都变成英文university的前身了。”[3]金耀基从词源上追根朔源，分析更是鞭辟入里。经先生考证可知，“stadium generale”类似“学生行会”，“universitas”类似“师生行会”，分别代表了“学生型”（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教师型”（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两种差别迥异的早期大学管理模式。

储朝晖则认为不必给大学进行界定。他认为：“只要它包含有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这两项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和要素，就应当承认古代大学的存在，本书对大学的界定也只严守这一边界而不必对‘大学给出操作性的定义。”[2]24

早期大学只有人才培养功能，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及国际交流等功能是随着大学制度逐渐走向成熟而衍生出来的。不过，大学的功能与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有着本质性差异。按照储文的标准，中国古代的成均、辟雍、庠、序等皆可视为大学，难免失之宽泛。因此，即使不给传统大学一个操作性的定义，它除包括大学问以外，还应是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多多对应关系，较大的机构与相应的选拔、考核程序也必不可少。因此，储朝晖所论稍显宽泛、略缺严谨，似有混淆高等教育和大学概念之嫌。

（二）中国大学的起源

学界对大学内涵还没有较为统一的标准，这使得中国大学源自何时的问题众说纷纭，上自三代下止晚清不一而足。

袁长青认为：“中国的五帝时代（公元前二十七世纪至纪元前二十三世纪）就有大学，那时的大学叫做‘成均”[4]，即“五帝虞舜时期说”;高奇认为夏代“东序”和商代“右学”即为古代大学，韩延明认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五六世纪（殷商时期），那时的大学名为“右学”，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认为，上庠、辟雍、太学、国子监均为中国古代大学，即“三代说”;张伯男认为，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家开设的私塾是大学的雏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齐桓公田午设立于临淄的“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即“春秋战国说”;胡适认为，由汉代名相公孙弘发起并设立的“太学”是大学之源，即“汉代说”;毛礼锐认为，“至于宋代初年，书院大兴，南宋更盛，新型的私立大学风行全国，为世界所仅有”[5]，即“宋代书院说”;韩学平认为，“中国第一所大学是创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6]，即“晚清说”。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既因为学者对“大学”的理解千差万别，也因为部分学者为现代高等教育追本溯源的良苦用心。客观来讲，“五帝说”与“三代说”都依据的是文献中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的零星记载，均存在直接证据不足的问题，持之者虽众但很难令人信服。“春秋说”将私塾和高等级的文化沙龙或学术研究院等同于大学，反对者不可枚举。例如，清代王船山、戴震诸学者均认为“既曰天子诸侯宫矣，宫则非学也”[7]，足见“春秋说”颇为牵强。汉代太学及晋代之后的国子学兼具官衙、学府、祀所等多重性质，事实上形成了“学衙一体、官师合一”的局面，可以视为古代大学的雏形或早期形态。事实上，汉代太学和宋代书院均以教育理念完备先进、教育制度特色鲜明著称于世，分别代表了中國古代官办、私立高等学府的成熟形态，为我国古代高层次教育之典范。前者胜在学校规制上较为成熟，入学资格、管理规章、考核模式、毕业安置等措施较为完善齐备;后者则具有较大办学自主权，并在宋代文治大兴的书院实行自由讲学、鼓励学术争鸣的办学模式，至今尚有可镜鉴之处。不过，无论传说中的“东序”“右学”，抑或太学、书院、国子监，均与现代大学迥然有异，似可归为“古代大学”之列，而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先河的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二、大学精神的界定及相关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蒋梦麟、马寅初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拓荒者先后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讲，“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等北大精神得以正式形成。不过，并没有学者对理论抽象意义上的“大学精神”进行内涵界定。

储朝晖指出：“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100年校庆前夕，陈平原写了《北大精神及其他》，任剑涛、杨东平等人使用‘大学精神这一概念撰文编书，才有较为抽象层次的‘大学精神概念的独立运用。”[2]30可见，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学精神”的概念在国内学界出现不过二十余年而已，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却有数百种之多，大致有四类：

第一，概约式，即将密切相关之概念等同。如，李延保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的一种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8]，戴跃侬认为“大学精神就是大学理想、大学理念的不同称谓”[9]。客观来说，将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合二为一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同时未能区分二者在内涵上的质性差异，丧失了科学研究一贯追求的严谨。

第二，体用式，即从用途和作用的角度阐释大学精神。如，张春男认为：“它是大学独特气质的体现，亦是大学历史和大学文化的精髓，它不是对物质的遗传，而是对氛围的培养、对灵魂的塑造。”[10]这种方法的不足在于它避开了大学精神的质性规定，用表象掩盖大学精神的本质属性。

第三，元素式，通过描述大学精神所包含的元素来阐释大学精神。如，任世强等人认为：“大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自由、民主精神……（二）科学、人文精神……（三）批判、创新精神……”[11]这些元素中，有的是大学独有之精神（如大学自治、学术精神等），有的则是人类固有的精神追求（如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等），这种方法相当细微，却有以具体指代抽象之嫌。

第四，成因式，即通过描述大学精神的来源来阐释大学精神。如，徐葆耕认为，“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精神同这所大学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密切关联，是国家意向同社会（国内外）流行趋势互相冲突与融合的结果。”[2]25这种方法从内部和外部因素阐明了大学精神的形成过程，只是还未抓住这一概念内涵的本质特征。

综上，对大学精神的数百种阐释既有共同的地方，也各不尽相同，都不能算错，却也无法取得学界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大学精神是个多学科概念，阐释角度、方法自然多样，既专且博;大学精神还是一个内涵抽象但又表现于大学人（包括学生、教师、职工等）之行止的概念，既具体又抽象;大学精神又是处于一个成长期的概念，其内涵尚不稳定，外延正在发展，体系有待完善。

三、相关概念的辨析问题

大学竞争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的竞争。亦是说，大学精神在体现大学水准方面比任何一项办学要素都更有说服力。然而，它的运用又非常混乱，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文化等相近概念彼此缠绕互相纠葛。

（一）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

就共性而言，王冀生、戴锐、李延保等学者要么认为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二者高度相似，可以彼此通用;要么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理念的延伸化或深化。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把抽象、思辨的问题具体化，便于更好地建设大学而不是纠结于概念本身;其不足点在于选择性地忽视了二者的区别，容易引起概念的错用和滥用，对于精准地开展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妨害。

就二者的差异性而言，主要体现在：一是针对的对象不同。大学理念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性规定，而大学精神本质上是大学人（教师、学生、行政后勤人员等）的价值追求和信仰。二是稳定性存有差异。作为个体的大学而言，它在特定的办学阶段和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形成特定的办学理念，一旦这个历史时期或者办学阶段改变了，大学理念随之改变，同时，不断发展的时代也会给大学理念注入新的元素。比如，约翰·纽曼的大学理念、威廉·冯·洪堡的大学理念曾经备受推崇，但二十世纪以来威斯康星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已被奉为圭皋。大学精神则相对稳固，科学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等内容皆是承袭而来，改变甚少。

（二）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

文化从来都与人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因为人类建设大学、发展大学本身就是有意识、有目的实践活动，所以大学文化是随着大学的发展逐渐积淀、积累起来的，因为要关照到大学的方方面面，所以大学文化可按照不同领域纵向细分为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等。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本質内核，体现大学独特的气质与性格，是关于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等问题在教育哲学层面的深度回应。二者的关系是：大学精神决定大学文化，大学文化体现大学精神。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学者们给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所下的操作性定义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所导致的，并不是本质性的分歧。另外，学者们对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二者关系的理解也较为一致。

四、大学精神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问题

大学精神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鸿隽、梅贻琦等著名教育家先后提出以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之精神统领西方大学教育之制度，并将二者融汇贯通创建一种新型教育组织的观点。这些成果不仅拉开了大学精神研究的序幕，时至今日仍有振聋发聩的价值。

北京大学100年校庆之后，关于“大学精神”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抽象思辨研究层面，主要成果包括：

第一，内涵界定研究。刘宝存、纪宝成等学者的成果较为突出，以厘定概念为要，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石。

第二，功用阐释研究。以陈平原、柳海民等学者为代表，重在强调建设一流的精神文化对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

第三，特殊视域研究。以任剑涛、程光泉等为代表，开启了跨学科、多角度研究的先河。

第四，中外、古今比较研究。以储朝晖、常艳芳较有影响，理顺了中国大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传承关系，在分析国内外大学精神建设现状的基础上主张“洋为中用”。

第五，培育方法研究。以李辉、韩延明为代表，此类研究成果对大学精神的建设提出了宏观思路和方法。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体现在：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逐渐建立，跨学科的研究维度初步成形，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不断应用。不过，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应用实践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体现在：

一是研究對象有待延展。从研究现状看，民办高校、独立学院、新建本科高校得到的关注不够。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民办教育工作者自发的思考，数量不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因循于普通国办高校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抓住民办高校的本质特征，加之缺乏文化和理论的支持及必需的创新点，所以形成了民办高校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研究了无新意、乏善可陈的局面。

二是研究思路有待延伸。从二十世纪初“北大精神”“清华精神”提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较为抽象层面“大学精神”出现，研究思路基本上从是具体到抽象。在理论体系基本建立、跨学科的研究维度趋于成熟的情况下，确立从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思路就很有必要了。因为从本质上讲大学精神是大学人的精神，大学人是践行和传播大学精神的主体，实现大学精神塑造大学人、影响社会人的终极目标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大学人乃至社会人的行动实践之间架起桥梁。另外，高校分类研究、个案研究也有待于加强，缺乏针对性的普遍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非常有限。

五、结语

世界范围内大学精神的集体性缺失已是不争之事实，国内尤甚。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官师合一、学衙同体的传统教育哲学掣肘;二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三是大学人自我价值标准的迁移。

国外学者对大学精神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极为深刻的认识。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所指：“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12]因此，着眼细微，以培养“大学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风骨气韵”为目标，下大力气建设与飞速改善的硬环境相适应的“软环境”，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学之道”。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01：23.

[2] 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3]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

[4] 袁长青.中国大学起源探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9（2）.

[5]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6] 韩学平.世界100著名大学排行榜[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7] 王夫之.诗经稗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李延保.现代大学精神和大学的文化传统与品格[J].中国大学教学，2002（5）.

[9] 戴跃侬.现代大学精神及其建设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1（4）.

[10] 张春男.浅析大学精神的内涵[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1] 任世强，李鹏，杨羿，等.现代大学精神的消解与重构[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