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淳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湾 台北 11697)

“西厢记”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久远，崔莺莺与张生(君瑞)的恋情，也始终受到相当多的关注。尽管在其后，如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乃至影响最深远的王实甫《西厢记》，以如何赞叹艳羡且充满圆成之意的改编，替这段恋情谱写出才子佳人、佳偶天成的感人情节，但如果从其最早渊源的《莺莺传》看来，崔张的这段恋情却是以“悲剧”收场的，莺莺别嫁，张生发表了一段“红颜祸水”论，从此以后，各不相干，可却引发了近代学者无数的议论。

在这些议论中，莺莺显然受到更多的同情、关注与赞赏，她俨然成了封建时代饱受不合理的礼教束缚、压迫下弱势女子的代表，对她的勇于追求自我爱情、抗衡礼教，并无可奈何地屈从于礼教庞大压力的处境，深表同情，且对于她徘徊、挣扎于情感与礼教间冲突的心理变化，多所著墨，更进一步对她的勇敢、决绝表示敬佩与赞赏。当然，项庄舞剑之下，其目的就是对当时的社会加以强力的抨击。

相对来说，张生无疑就成了封建社会中怀持着中国古代强烈“大男人至上”主义的父权代表，不但始乱终弃，甚至还大发其“妖孽”谬论，典型的一个“负心汉”，简直就是如今人所鄙视的“渣男”，众矢交加，被批判得几乎是体无完肤。

从表面上看来，张生的确具有历来传述的“负心汉”的几项特色：英俊潇洒、文采翩翩；自命不凡、爱恋美色；始以巧言乱之，终因功名而弃之；而更过分的是“必欲为之词”，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的“负心”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