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楠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外延之争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教义学本质

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适用规则

五、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做了重大调整。其中，作为空白规范的“违反国家规定”被修改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2017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信息解释》”）第2条指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然而，同属空白罪状的表现形式，〔1〕参见刘艳红：《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第130页。“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与《刑法》第96条“违反国家规定”的外延并不一致，“两高”《信息解释》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又将“部门规章”纳入其中。这看似可以满足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要，但却引发了诸多疑问。“为什么部门规章不属于‘国家规定’，却属于‘国家有关规定’？”〔2〕张明楷：《刑事立法模式的宪法考察》，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61页。“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与“违反国家规定”在罪质认定中发挥的机能是否相同？上述区别是否合乎刑法的基础教义？这些都一跃成为理论和实务界中亟待解决的命题。

二、侵犯……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