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远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与立法，制度的协商性内涵业已获得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1〕参见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27 页。正如学者所言，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引入控辩协商的机制，这是不容回避的制度选择。〔2〕参见陈瑞华：《天下•司法体制改革导论》，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439 页。但遗憾的是，协商机制“空转”的情况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即协商机制往往被架空，真正经过控辩双方商谈后达成合意的量刑建议并不多。例如，许多量刑建议的达成是“一次性”的，检察机关在径行提出量刑建议后便不再采纳或理会辩方的意见，辩方往往只能勉强同意量刑建议。〔3〕这也是不少被告人日后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或提出上诉的动因之一。参见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280 页。再如，部分检察机关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绕过辩护人而通知值班律师见证具结书的签署，即使是辩护人已经向检察院提交了辩护意见。在协商机制“空转”的情况下，被告人最终获得从宽处罚更多是检察官与法官依职权兑现“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结果，很难说是控辩双方经过理性协商所获得的结果。〔4〕参见吴思远：《我国控辩协商模式的困境及转型——由“确认核准模式”转向“商谈审查模式”》，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1 期。

立法的缺憾是造成当前协商机制“空转”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