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银 综述 肖寒 审校

遵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感染科，广东 珠海519100

自2005年以来，全球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人数由200万迅速增加到2018年的2 330万，估计抗逆转录病毒全球覆盖率达到62%(47%～74%)[1]。随着抗病毒覆盖率的增加及抗病毒治疗时间的延长，增加了艾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逆转录病毒耐药的传播[2]，严重影响了2014年联合国和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制定的90-90-90目标[3]，并威胁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自1987年第一个具有抗逆转录病毒活性的药物齐多夫定(zidovudine，ZDV)引入以来，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发展受到耐药性的挑战[4]。

1 HIV耐药菌株的产生

耐药变异定义为与野生型毒株相比，突变型毒株在更高浓度的药物下复制的能力[5]。耐药变异取决于病毒复制的程度，多个病毒变异感染同一细胞时发生病毒与宿主基因重组，并且在感染过程中原病毒变异不断积累[6]。HIV由于本身逆转录过程中缺乏校对机制引起病毒的高复制率和高重组率因而具有高度的变异性[7]，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作用下，只要病毒复制持续进行，HIV就会选择逃避这些药物抑制作用[8]。随着ART时间延长，在药物的选择压力下，野生毒株逐渐被耐药毒株取代，导致耐药毒株的不断积累最终引起耐药[9-10]。

2 国内外耐药现状

一项中国治疗失败者和未接受过治疗人群中艾滋病毒耐药性的荟萃分析显示：全国对治疗失败和未接受过治疗的任何类别药物的耐药率个体估计分别为57%和3.23%，其中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RTIs)和非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