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玲，华秀琴

(1.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2.通山县通羊镇第四完全小学，湖北 通山 437600)

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译学研究资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学界间或出现对我国传统译论的讨伐之词，诸如非科学、经验化、不系统等等。然而，对于一个本就敏于感而富于情的国度，又有多少人文研究是可以量化的呢？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得益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推动。西方译论总体上较具系统性，流派纷呈，各种成熟的理论都已形成，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思想深层，不同的翻译传统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下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显现出相关社会文化的特征。陈福康认为：“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我们也不可能抹去民族的烙印。”[1](P477)事实上，传统译论并非完全经验化、不系统，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传统译论就是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个分支，而这些又与传统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语学界，从近代以来论，中华文化思想始终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形态的一种主导思想。[2](P20)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国翻译理论提供了沃土，等待我们一点点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