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扶贫先扶智，要更加注重教育脱贫，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均等化问题，不能让贫困人口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①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治贫治愚，扶贫扶志。要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打通贫困地区人口向上流通的关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防止社会发展的“马太效应”，就必须牢牢抓住教育精准扶贫这一环节。八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体系和相关制度机制，其良好的运转成效也为下一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和战略支撑。建立健全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其主要目的是培树正确的教育价值观，通过教育事业自身的全面发展，提升受教育群体的自我价值，外化教育收益效益，支持地方和社会发展。从源头和内部拔掉“穷根”，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降低返贫发生概率。

一、教育扶贫的内涵指涉

教育扶贫在内涵上，体现出领域性指涉和手段性指涉。相较于城市，农村教育事业发展还处在相对落后的阶段和水平，教育扶贫的一方面重要内容是将教育视为一个扶贫的具体领域，通过宏观制度设计和加大整体投入，从硬件设施、资金保障、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制度设计等方面着手，强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帮扶和支持力度，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扶农村教育领域之贫。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和举措，在地域资源上具有普适性，在受众群体上具有公平性，在扶贫成果上具有长效性。在这一视阈下，教育扶贫被作为贫困群体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意在使贫困群体通过接受学习教育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从而改善经济状况，逐步消减与他人特别是城市群体的差距，依靠教育提升自我价值，逐步实现社会价值，亦扶地域之贫。

基于此，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城乡二元分割制度背景下，贫困地区特别是片区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人、财、物等方面整体投入相差悬殊，全面增强农村教育整体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无疑能使农村教育得到更多支持，获得更大产出效益；二是基于教育经济效益理论，贫困群体通过接受教育或者教育投资，提升自身知识、技能以及生产能力，从而改善个人经济状况，增加社会经济收益，依靠教育所获得的脱贫致富能力摆脱绝对贫困处境，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甚至更高的人生追求。扶教育领域之贫和依靠教育事业扶贫之间共生共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教育扶贫体制机制运转下，二者的有效衔接能够充分链接起教育扶贫系统内部各要素，实现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和社会合力的交互融通，以开放、互助、共享的形式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良性运转。

随着脱贫攻坚收官，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然而相对贫困的社会现实还将长期存在，贫困的原因也将更为复杂。因而，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下，返贫风险增加，返贫原因也将变得更加多元。教育扶贫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达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扶贫手段。新时代新形势下，教育扶贫的范围和内容应当更为丰富。教育扶贫所追求的目标价值不应仅停留在控辍保学和基础办学条件的改善，而更应当注重教育行为本身的价值，让贫困适龄学生从“有书读”到“读好书”，通过扶志、扶智来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以“授之以渔”的扶贫方式来不断激发摆脱贫困，追逐梦想的内生动力，提升并促进贫困群体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

二、教育扶贫的现实困境

(一)教育领域的贫困呈现形式

1.地域性限制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边远贫困山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先天性地域条件给教育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在地域条件复杂的地区发展教育，往往要统筹考虑交通、校舍、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教育发展成本和工作难度普遍较大。尽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的地域性限制有所改善，但是学校设置少、基础设施建设差、教育教学观念陈旧、师资力量薄弱、失学率高等因素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依然存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实效并不明显，地域范围内人们对教育选择和教育资源的获取受到极大限制。伴随地域性限制共生的教育理念、民俗习惯等外化表象，又反作用于教育事业发展，给教育实效展现平添阻力。

2.资源性短缺

教育资源短缺是农村教育贫困重要原因，最外化地体现出了农村教育事业基础薄弱，主要包括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资资源方面的短缺。教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力量是无可替代的，农村教师队伍老龄化严重，知识更新不足，师资配备问题严重。从学历水平上看，农村教师学历普遍较城市教师低，后期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也相对欠缺，有的教师上岗后完全依靠教学经验积累开展工作。未来及时跟进新课标的要求，农村学校也会套用城市学校建设发展模式，新增开设多门其他课程，但是也还存在业务本领不足，教学技术跟不上的现实困难，一人兼任多门课程的“全能型”老师屡见不鲜。而农村贫困地区生活条件差、薪资待遇不高，基础教学设备陈旧甚至匮乏，又进一步导致青年教师、高水平教师的留守意愿不强，师资队伍不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②教育投资的长期性和教育收益的长远性使得发展教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会消耗较多的财政支出，而政府又无法保证培养出的人才所产生的教育投资收益一定能够作用于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的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普遍向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出的教育结果，也会使得贫困地区政府对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相当程度上的后顾之忧，从而直接导致了政府对教育事业加大投入的内生动力不足。在财政投入上，农村教育投入长期以来远低于城市教育投入，直接导致了贫困地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支持能力不足。财政投入长期不足产生的累积效应也给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以及物质资源的必要填充带来了不利影响。虽然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投入上，对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倾斜，但是做好做强农村教育事业，仍然需要不断拓宽多元化的专项资金渠道，汇集更多的社会教育资源，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仍是教育精准扶贫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物质资源方面，农村学校所能提供的办学条件远不及城市学校。作为办学基础，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是办好高质量教学的前提，贫困农村校舍与教室，不仅面积小、数量少，空调、多媒体等设备也是寥寥无几，图书室、实验室等更是无从谈及。在新形势下，教育信息化产生的差距也愈发明显。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全国范围内“停课不停学”的应急措施号召，云课堂、云考试和云自习室相继上线，亿万学生参与到线上教育中。城市学生可以轻松利用电脑、iPad、手机等开展线上学习，城市学校也体现出了高效的教育治理能力。反观农村，疫情期间的农村教育却面临着重重困难，有的学生身边甚至没有一部能联网的智能设备。再者，随着MOOC资源的产生应用，教师自我提升渠道变得更加便捷，但是在信息和网络技术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也受到了限制。由此可见，教育信息化在网络可及性和稳定性较差的农村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实际效益，城乡教育中的数字鸿沟也应当得到及时消弭。

3.政策性分割

“在很长时间里，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政策实行的是双轨制，不同的教育经费标准、不同的教师工资标准、不同的师生比标准，等等”③。长期以来，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目标主要是控辍保学，确保实现义务教育，适度发展高中教育，而城市教育则以发展高层次高质量教育为侧重点。城乡教育的教材内容，考试评价机制和升学制度安排也均有不同。这种城乡有别的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教育资源和教育评价机制利好向城市倾斜，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加之贫困地区的孩子受制于地域自然环境、地方语言和一些落后的乡风民俗，同辈、朋辈之间的正向激励不足，在受教育过程中十分容易产生不自信的负面情绪。城乡教育政策双轨制现实情况下，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被考核性的选拔机制“淘汰”的更多。

(二)教育扶贫过程性困难呈现形式

1.教育扶贫工程与现实支持能力的不相匹配

农村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利好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国家重视程度与现实政策落地实效之间还存在差距。在贫困地区，国家教育财政资金和其他综合性教育资源尚不能给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足够的支持，薄弱的地方经济对教育发展的支持能力也远不能达到长期稳定发展教育事业的要求。教育资源需要有科学合理的长期规划支持，同时也需要有稳定、持续的供给渠道。这就需要实现国家、地方政府和其他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参与，统筹构建教育扶贫工作大格局。

2.控辍保学行动与现实生活选择的矛盾冲突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义务教育阶段的控辍保学历史任务得以实现，动态清零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辍学学生，创造了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在控辍保学思想指导下，“贫困生”入校上学和教育扶贫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合理清晰的供需关系。“无条件的归属感和掌控感是自尊的重要成分”④，因先赋性资源有限获得而产生的不自信和对教育收益的质疑导致一些学生孤僻冷漠，自卑、厌学、逃学，在他们内心，入学上课并非情感上的自愿和兴趣使然，直接的家庭劳作和外出打工收益要比接受教育来得更加现实可靠。在此基础上，教育所带来的帮扶成效就会明显降低。

3.扶贫路径依赖与教育文化自觉的认知转换

当前教育扶贫行为被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一种政治任务和经济行为，教育扶贫的帮扶性和服务性，以及控辍保学行动弱化了教育本身的价值。资金支持、学费减免、困难补助等物质性教育扶贫路径依赖并没有培树起正确、积极的教育价值观，贫困群体对教育脱贫致富的认知缺乏足够的认可和行动自觉，这就会直接影响贫困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和日后的长远发展。在经济化标准量化的贫困定义下，教育扶贫行动逐渐形成的物质路径依赖“副作用”日渐显现，单纯以经济短缺作为衡量标准的贫困应当得到重新定义和审视。如何在教育学框架实现贫困群体的人生价值，通过强化贫困群体的教育文化自觉来不断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不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我们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

4.教育教学压力与家庭教育的缺失

面对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相对较低的现实情况，农村学生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学到的知识，迫切需要在家庭教育上得到巩固强化。然而，受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状况的限制，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不能为适龄学生提供额外的家庭辅导。加之有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家庭教育的缺位，使得农村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充当了家庭教育的补位选手，农村教师身上所背负的教学压力也变得更加沉重。长此以往，父母应当承担的家庭教育的责任感逐渐淡化，农村教育的整体水平也难以得到提升。

三、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探究

(一)构建公平正义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

在脱贫攻坚中实现深层次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从宏观上来看，一是要从制度设计上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严格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通过科学合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重塑教育评价机制，构建公平正义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在教育精准扶贫进一步实施过程中，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文件精神，将教育资源适度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师资队伍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投入，优化贫困地区教学内容设置，通过硬件设施的完善，补齐教育民生短板。通过重塑评价选拔机制，实现教育起点公平。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开放和包容农村教育的氛围，使贫困地区人口能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共享社会优质资源，感受社会公平正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二)构建精准的教育扶贫体系

在教育脱贫攻坚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更应当立足长远，综合考虑在后脱贫时代，如何发挥教育扶贫的最大化效益，如何能够使得教育扶贫工作精准的开展到贫困群体中去。一是对象精准，在相对贫困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明确贫困群体的确认和甄别标准，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做好贫困对象的降档、退出和更新补充，实现贫困人口的动态调整。二是措施精准，要在深入分析个人致贫原因和区域教育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被帮扶对象的实际需求。注重个性化差异，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制定教育扶贫的具体措施。此外，还要加强对患身体和心理障碍疾病等特殊群体的关注，为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保障。三是脱贫精准，在绝对贫困被消除之后，相对贫困的识别必将变得更加复杂。这就要求在教育扶贫工作中，在多元化的致贫、返贫风险因素中精准识别出可脱贫群体，强化监督考核，确保教育帮扶资源得到高效使用。

(三)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

新时代下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要与全面加强农村整体建设，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相结合。一方面要利用贫困地区有特色优势资源发展乡村经济，通过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福利待遇留住人才，强化教育的本土化收益，激发地方政府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确保摘帽不摘政策，在过渡期，给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支持。同时，要注重从城乡一体化建设下，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城乡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教育资源的交融共生和互动发展。此外，还要在教育治理能力上狠下功夫，全面提升农村学校现代化治理水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计划的逐步实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应当紧抓教师振兴计划，配优配强教师队伍，鼓励优秀青年教师为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深度融合提供思想引领和智力支持，进而实现农村教育治理由“管理”转向“服务”，由“单一”转向“多元”，由“传统”转向“信息化”“法治化”。通过教育提升综合素质，强化高素质人才培养，依靠人才资源逐步实现乡村事业的全方位振兴。

(四) 扶志、扶智，培树正确的教育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⑤。在绝对贫困被消除以后，教育扶贫更要注重精准，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将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向提升贫困群体的综合素质能力，实现更美好的人生价值过渡，实现真脱贫，脱真贫。这就意味着开展教育扶贫工作要做到“不仅仅关注民族教育扶贫资金投入、教育设施更新等显性成果和‘短、平、快’效应，而且还应重视贫困人口教育心理、教育态度和教育行动的改变等隐性效能，提升社会民众对教育的实际获得感，激发贫困群众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自信心和自觉性”⑥。通过增强贫困群体对教育扶贫的内心认同与文化信心，培树“教育有用论”的正确教育价值观，改变“等靠要”的心理依赖，真正形成一种教育文化自觉；通过教育精准扶贫，建立贫困群体与教育之间的合理供需关系，以多元化的人文关怀举措增强从教育中获得的价值感和归属感，使教育力量得到真正释放。

(五)以高层次高收益教育提升教育收益率

“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是相辅相成、循序递进的统一过程，其基础在于教育”⑦。基于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教育精准扶贫应当着眼长远，以发展更高层次更高收益的教育来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一是要充分利用好高校定点帮扶相关政策举措，发展更优质化的乡村教育。依托高校自身办学方向，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科学设计帮扶项目，统筹协调校内资源、校友资源和社会资源，理顺帮扶运行机制，为贫困地区和学生提供专业知识技能、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和长期跟踪指导等服务。二是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综合考虑劳动力供给质量和行业均衡问题，大力发展具有乡村特色的职业教育，破解行业性人力瓶颈。通过教育事业发展促进乡村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丰富多元化的人才储备，以“授之以渔”的方式增强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自主能力，使教育对内改革所带来的红利得到持续释放。三是要在农村教育中积极推广现代化信息技术，通过强化教育信息化理念，提升信息化教学技能，从课堂问题答疑、教师研修、优质资源共享等方面逐步缩减城乡教育差距。同时也通过拓展新的视野，改变贫困群体的原有知识结构，防止因科学技术发展滞后而带来的返贫现象发生。

(六)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保障

要保证教育精准扶贫取得实际成效和相关体制机制的良性运转，必须在顶层设计上，强化对教育政策自身设计，以及和其他政策之间的衔接互促。从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供给上提供较强保障，建立健全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要建立健全教育扶贫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加大教育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和供给。“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脱贫攻坚机制创新的顶层设计，以全面依法治国营造良好脱贫攻坚的法治环境，以全面从严治党筑牢脱贫攻坚机制的政治保障。通过脱贫攻坚机制的创新，让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让贫困人口更加平等、均等的参与社会竞争和发展机会”⑧。进一步构建常态化监督体制，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高效利用，确保利好政策有据可依，防止因监管不力造成教育扶贫资本空转浪费和权力寻租。强化不同区域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之间的经验交流，根据成功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科学设计、合理调整相关政策法规等。

“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对各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点赞，都为他们祝福，都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⑨。教育扶贫这一伟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新时代新形势下，要做好教育扶贫工作，将教育收益最大化作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将思想上的教育价值认同，与宏观的制度设计和微观的政策措施深度融合，汇集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支持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建立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统筹构建多元化力量协同推进的教育脱贫大格局。

注释:

①穆惠涛.习近平教育扶贫思想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9.

②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7～18.

③库伯．幻想公平[M]．李宏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序言2～3.

④ [美]布朗.自我[M].陈浩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75～176.

⑤二〇一七年春节前夕赴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17年1月24日)[N]．人民日报，2017-01-25(1).

⑥彭寿清，王磊．民族教育精准扶贫的学术反思与实践探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⑦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73．

⑧袁利平．姜嘉伟．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创新[J] ．西北农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⑨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2017年1月17日)[N]．光明日报，2017-0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