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丽

(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空间”(space)一词在学界的热门程度已经使它成为近年来一个不证自明的关键词。福柯(Michel Foucault)从权力的运作关系这一层面来审视空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则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他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具体地探讨了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空间既是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组合和转化，是冲突的和矛盾的动态进程。他认为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相互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1](P11～12)他打破了以往的二分法，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三元组合概念：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以及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1](P33)。列斐伏尔以此来描述人们感受和呈现空间的各种方式，他对空间的社会属性的见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他们具有前瞻性工作之后，各种的空间理论纷纷涌现，在地理学、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持续发酵。20世纪7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打破了文学阅读和创作中传统的时空观念，改变了对空间的理解和研究方法。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他的著作《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中提到小说所虚构的世界中包含着位置和场所等空间信息，这些空间不再是纯粹的地理景观，而是有助于文学作品意义表达的一种文本。[2]他的研究展示了文学与地理景观结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丰富了空间理论的内涵。文学作品中故事发生的舞台与权力、性别和身体的关系得到了新的审视和理解。

对于历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者来说，“美国南方”的含义是多重的，要从地理、文化、历史三个方面来定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守的美国南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迅速解体，新旧势力和观念激烈冲突加速了南方现代化进程。南方文艺复兴正是这一历史性变革时期的产物。南方作家们艰难地在北方指责的话语和旧南方的传奇中寻找南方的过去，同时揭露南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不仅从现在的角度书写历史，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现在，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最具代表性的南方白人作家。欧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J. Gaines 1933-2019)是美国继福克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南方黑人小说家之一，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称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并展示了南方黑人丰富的文化遗产”[3]。福克纳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家族谱系小说，塑造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南方人物形象；盖恩斯以家乡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乡村为背景，反映了这个地区的黑人、混血人、法国移民后代和白人之间复杂的种族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本文以福克纳的代表作品《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以下简称《押》)和盖恩斯的《简·皮特曼小姐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以下简称《自传》)为例，探讨“南方”这一地理空间在黑白两位作家笔下的意义构建。

一、逃离与回归——萨德本和简的空间实践

福克纳的《押》描述了穷小子萨德本白手起家，建立了萨德本王朝以及王朝衰落的故事。福克纳运用了“老南方”神话中英雄人物的结构框架来塑造萨德本，包括萨德本的背景、发家和百里地的毁灭，使萨德本的故事成为南方地域的一段历史缩影。在王朝的衰落中，种族和阶级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押》中十五岁的萨德本从西部山区走出来，在此之前他没有阶级差别意识。从移民历史上看，萨德本出身的弗吉尼亚西部山区的移民主要是一群来自英国的移民。这些移民居住在南方山区，以耕种和放牧为生。历史学家发现在这些人中，“很少有人蓄奴。从1773年到1776年，只有大概百分之一的苏格兰边境移民拥有契约仆人。”[4](P192～193)卡什(W.J.Cash)在《南方人的思想》中也曾讨论过这些还没有受过南方等级制度训导的穷人是最具有边疆传统精神的人。他们对拥有土地和奴隶毫不在意，对由此产生的财产多少的差异也满不在乎。他们认为个人的非凡勇气和身体力量，这些才是和财富一样重要的东西，甚至远比家族勋章更为重要。[5]萨德本出生于山区还保留边疆传统，并没有受到过关于财富和家庭门第的教育。他的祖先们生活的南方山区中白人和黑人关系相对和谐, 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没有等级差别。由此可见，肤色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直到有一天，萨德本被差遣去一所大宅院捎话，“甚至还没等他说完自己前来的目的，就让他以后再别上前门来要来就得绕到后面去”。[6](P212)黑人管事冷冷地把他拒之门外，只因为他是一个贫穷的白人男孩，没有身份地位。这种羞辱极大地刺激了萨德本，带给他心理的创伤，自此引起了他的自我改变。

萨德本意识到自己在强调南方种族主义与等级制度的空间里的“无身份”与“不存在”。他明白：“人的地位都划分得清清楚楚、确定无疑与一丝不苟，取决于他们的皮肤恰好是什么颜色与资产恰好有多少，那里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不仅对别人有生杀予夺的而且还有交换与出卖的权力。”[6](P203)他也清楚“必须要有土地、黑鬼和一幢好宅子，这样才可以跟他们斗。”[6](P217)于是，他下定决心将来也要让别人尝尝他曾经遭受的拒绝和屈辱，并立即行动起来，着手自己的空间实践，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当天晚上，他离开了家去了西印度群岛，在海地不择手段地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可是当他无意得知自己的妻子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后，他毅然抛弃了自己的妻儿，只因当时社会所谓的“一滴血”原则。曾经遭受过羞辱的萨德本怎可能允许自己的后代受到黑人血液的沾染，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他遵循社会成规，严格把控着自己的规划，不允许有任何丝毫的偏差。没几年时间，萨德本就带着财产，回到了南方，购置下一大片土地，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萨德本百里地”。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各种权力关系交锋的场域。萨德本不遗余力，甚至采取残忍的极端手段进行着自己空间实践就是为了构建自己等级身份、确保自己在上层社会空间的位置。

南北内战是美国南方历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对南方而言，它不仅仅意味着一场失败的战争，而且是南方生活的一道分水岭。对于南方黑奴来说，自由之路似乎由此开始。小说《简·皮特曼小姐自传》作者通过 110岁曾经是奴隶的老人简·皮特曼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叙述了黑人近百年的抗争历史，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简原名为笛赛，是白人家的一名奴隶，经常挨打。南北战争时期路过种植园的北方士兵布朗用自己小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简为了保护自己新的名字，遭到了女主人和男主人的轮番鞭打，直到流血。对于简来说，新的名字和自由的俄亥俄州让她满怀希望和憧憬。获得自由后，简迫不及待地离开梦魇般的南方，和其他黑人一起踏上了北上的自由之路。但是他们并没走多远就遭到了奴隶主组成的巡逻队的屠杀，只有她和小男孩内德幸存。他们两人一路上挨饿，躲避抓捕，并不断地迷路，走了许多天仍没有离开路易斯安那州。简在南方受尽了鞭打和屈辱，她曾天真地以为只要离开了路易斯安那，到达俄亥俄州，她就能获得真正自由。最终简听从了劝告，留在博恩先生的农场，留在了南方。成年后内德的事业在南方受阻逃去北方时，希望简和他一起去。简却说：“人不能老跑来跑去。”[7](P89)在简看来，真正的解放不是由人所处的空间决定的，而是人的空间体验，是人精神上的独立和人尊严的确立。

萨德本也曾离开南方，但最终回到了南方，因为这里是他跌倒的地方，他要从这里站起来。如果说“萨德本百里地”是萨德本自我实现的空间场所，那么留在南方的简也开始了自己的空间实践。她是个文盲，粗鲁但睿智、独立。黑人奴隶会利用简单的结婚仪式使自己的婚姻得到认可，而在简和乔的关系之中，简认为，他们俩饱受了奴隶制度的折磨，不需要任何形式，只要双方愿意，住在一起就行了。简在经历了北方军队大批撤离，联邦政府背弃了黑人，南部联盟恢复行使权力等事件之后，她对黑人社区的忠诚也越发的凸显。40岁那年她想搬离白人的大屋回到黑人社区，受到了白人罗伯特的阻止时，她说道：“我这么大年纪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7](P237)。当吉米在贝荣镇领导民权示威被谋杀后，简和另一位年轻的组织者亚历克斯领导着大家依然勇往直前。简和黑人同胞的权利斗争就是一种对所属空间的实践，正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空间对于我们就是一个存在的、文化的统治者，是一种主题化的、被彰显的特征，或是一种与以往生产模式中相对从属、次要的角色具有鲜明对比的结构性原则”。[8]南方见证了简的生活。她不能生育，但却待内德视如己出。她声称自己不信巫术，但却为梦见丈夫乔摔下马而去请巫师解梦。她努力工作，喜欢钓鱼，打棒球，吃冰激凌，让别人读笑话给她听，还在晚年皈依宗教。由于她的年龄、力量以及智慧，简小姐超越了时代，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如同编者在序里所说：“简小姐的故事是他们大伙儿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也是简小姐的故事。”[7](P4)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虽然都遭受了南方曾经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心理创伤，也曾迫切地逃离南方，但是萦绕在他们心中的对南方的特殊情感却挥之不去。他们的空间实践离开南方、回归南方的空间移动过程。南方是他们作为美国人的历史起点，是可感知的空间，帮助他们完成了空间实践和构建身份。南方作家正是通过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地对话、不断生产出新的记忆内容，凸显对南方创伤解释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将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深深地嵌入主导的文化空间中去。

二、抗争与认同——查尔斯·邦和内德的空间诉求

列斐伏尔将空间从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解放出来，强调空间与社会生产和权力结构的关系。人类的空间诉求展现的是空间结构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社会空间对物质对象的流动起着促进作用。自然力量动态地混合着社会和文化力量，创造出不一样的空间体验和想象。查尔斯·邦因为具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小时候就被父亲萨德本残忍地抛弃。因此，他努力争取自己平等的权利，争取自己在场的社会空间。邦对空间的诉求并不只是满足于个人隐私空间，而是渴望在公共空间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于他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长大后的邦看上去完全像一个白人，根本没有如同他母亲“羊皮纸”一般的肤色。二十八岁那年他离开家前往密西西比大学求学，言谈举止温文尔雅，成为大家眼中的南方社会上等人。他和亨利成为挚友，并接受亨利的邀请前往亨利家过圣诞节，而邦真正的意图是去见自己的父亲。他寻思着：“我终于可以见到他了，此人像是我长大了也永远不该指望能见到的，我甚至都学会了在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情况下活下去。”[6](P286)在被亨利带到萨德本百里地后，邦赢得了朱迪思的芳心。从此，为了爱情，也为了自己，邦要开始与自己的父亲抗争。他决心要为自己争取一个被父亲认可的身份，同时在身份认可之下获得一份平等的爱情，这就是他的社会空间在场诉求。从表面看，邦执着追求的是一个儿子的身份，实质上邦的努力恰好反映了邦在夹缝中生存的身份困惑。萨德本自始至终拒绝承认邦为自己的儿子, 因为对邦的黑人血缘上的认可与他的宏伟规划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带有黑人血统的邦的空间诉求必定无法实现，他更不可能成为王国的继承人。萨德本的王朝是建立在奴隶制和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是对人性的否定和践踏，这也是萨德本所谓永久的庄园王朝最终崩溃的致命原因。毋庸置疑，邦的空间抗争与诉求最终失败了，他个人的微薄力量不可能撼动南方上层社会强大的等级制和种族主义。他不但被父亲拒绝，还被同父异母的兄弟兼挚友亨利杀死。兄弟相残成为一个时代历史的隐喻。

长期以来，广大黑人是南方下层民众的主要构成部分。南方政治文化从殖民时代的种植园奴隶制的种族歧视文化走向黑人解放的南方种族隔离文化，几百年间，南方的历史就是一部黑人的血泪史。但是，《自传》的主人公们都试图履行他们的天赋人权，发挥他们的潜力，表达他们对空间的诉求和抗争，承担起各自所面临的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由于白人长期以来就一直否定和压制黑人的人性，因此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往往导致暴力和死亡。乔死了，他曾企图保持自己克莱德种植园作为总驯马师的骄傲和地位。他说，“人生来就是要死的，不是吗？那是他生下来就签订的一个合同——即特此宣告于某一天交出这把老骨头,因而他活着的时候就要去干点事，而且要把它干好。在这世界上我干得最好的事是驯马……我必须继续干下去。活着就是为了要尽力好好干。”[7](P105～106)内德是接受了教育、有知识和先进理念的新黑人，他仿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教育和领导他的人民，致力于南方的解放事业。内德的事业处处受阻，时时受到白人的监视，不得不离开南方，逃往北方。然而南方才是内德的空间实践之所在，所以内德最终还是回到南方，重新投身于教育事业。他深知北方并非如黑人所向往的自由与平等，还不如扎根南方，脚踏实地努力逐渐改变现状。内德在河边的演讲中就提到，“我年轻的时候离开过这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那样干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现在我对你们讲，不要跑，要进行战斗。为了整个这块地方，与白人和黑人战斗。”[7](P131)在知道自己要被杀死时，内德告诉孩子们：“首先要做人。”[7](P132)内德被白人枪杀了，是因为他站起来向白人讨回做人的权利。他的反抗精神鼓励了后来者不断地抗争。

吉米是简小姐帮助接生的，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黑人社区民众称他为继内德之后的“带头人”。吉米从小就听社区黑人在门廊上谈奴隶制，谈发大水，谈战争，听黑人们的故事。门廊成为连接家庭内部和户外的物理空间，凭借着黑人在此的语言表演，成为黑人文化的生产场所，丰富着黑人的精神空间。成年后的吉米追随内德在向黑人教堂里的民众寻求力量时也曾说：“我们必须继续干下去，已经行动起来的人要继续干下去。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遭到杀害，我们中的一些人肯定会抓去坐牢，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后半生可能成为残废。但是死亡和牢房吓唬不了我们……”[7](P270)小说结尾吉米也因带领黑人民众参加民权活动被杀害了。在对抗种族主义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上，内德、吉米的空间实践活动均以失败告终，却激励了一代代的黑人民众追随着他们，勇往直前。盖恩斯的南方在空间上象征着黑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下生存的困境。种族主义不断的在场，有效地强化了这一表征空间。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奋力地抗争着，渴望实现自己的空间诉求。虽然结局是悲惨的，确切地说，死亡是他们抗争的终极命运，但他们的努力却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意义，因为种族歧视的观念在南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两次斗争就能够轻易改变的。福克纳和盖恩斯黑白两位南方作家的着力点虽然不同，人物最终的命运也不尽相同，但是却异曲同工地体现占有空间对人物成长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从黑人文化内部和白人文化内部产生出的异质空间，黑人与白人对于空间诉求的不同影响，既说明了空间生产的功能，也展示了空间的内在活力。

三、“向后看”与“向前看”——人物命运的空间定位

19世纪30年代到美国内战爆发前，南方文人们曾以小说的形式创作出大量的种植园传奇。在这些浪漫传奇之中，南方作家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南方空间。南方是一个各种族、各阶层和谐相处的大家庭，种植园主把黑人当成家庭成员看待，关心黑人，为他们做出细致周到的安排，体现了南方绅士的体贴。南北内战使得战争变成了南方每个人的事，旧南方的崩溃，种植园经济的衰落，时代压在南方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和道德责任等使得南方的时间变成了以内战为时间的起点，“向后看”的历史意识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

从内战战场归来的萨德本，发现妻子和儿子都死了，他的庄园“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儿子”[6](P263)，于是他勾引了自己的奴隶沃许的十五岁无知孙女米莉。在他看来，黑奴乃至家人都是工具，女奴是能生产和做实验的工具。正是因为他这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性，他遭到了来自被压者的报复，极其愤怒的奴隶沃许用镰刀杀死了萨德本和米莉为他生的孩子。最终，萨德本百里地也在大火中彻底毁灭了。经历了南北内战的创伤后，南方这一物质空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创伤文化记忆。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受到来自过去的困扰，过去和传统构成了个人记忆和家庭记忆阐释的框架。南方的记忆充斥着他们的生活，所有人物都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鬼魂”。萨德本的孤独、仇恨的情感以及查尔斯·邦的失落感是南方没落的大家族所拥有的共同的情感。罗沙小姐目睹了萨德本和他后代由盛到衰的过程，她参与、见证了南方的悲剧。康普生从他父辈那里虽继承了家族荣誉，也传承了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故事。家族已经分崩离析，昆丁作为家族的第三代，伴随他成长的是家族的故事，以至于他不得不回到过去，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南方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图景。记忆在书中一开始就是活跃的社会话语，使死去多年的南方鬼魂重新游荡在萨德本百里地。围绕着萨德本的故事，小说以不同人物的命运为切入点重新回到了过去，故事中人物的精神空间不断的分离与撕裂，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过去的意识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它存在于个体的脑海里表现为记忆，在集体层面则表现为历史传统。显然，福克纳的南方空间囿于种族、性别和阶级而了无生机。人物命运也必定以悲剧收场。

纵观简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简情感的变化以及精神空间的建构。内战结束，十一、二岁的简带着内德一心想要离开南方，前往所谓自由的北方，寻找布朗先生。五十多岁的简皈依了基督教，小说的结尾一百多岁的简带着黑人民众去声援吉米组织的反抗行动，尽管在途中得知吉米已被杀害，但毫不退缩，“死去的只是他的一小部分……他的其余部分正在贝荣等待着我们呢”[7](P295)。在具有黑人文化、历史和政治表征的南方空间基础上，简完成了灵魂的升华，体现了在逆境中生存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整部小说中，南方黑人所遭受的凌辱和创伤是一代代南方黑人的痛苦记忆。作者盖恩斯在小说中用“伤疤”“黑被子”来形容黑人的苦难与创伤。简曾告诉吉米：“我背上有个伤疤，是我当奴隶的时候留下的，我将把它带进坟墓。你遇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头脑里也有这个伤疤，他们也将带着送伤疤到坟墓去。吉米，恐惧的标记是不容易除掉的。”[7](P273)但是，他们没有沉浸在痛苦的记忆中，也从未放弃抗争，以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对抗着一切的不平等，带着希望走向未来。正是在这种族差异的空间里，强权与反强权、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一直存在，从而产生了一种动态的张力。因此，黑人才有可能突破种族的界限，在空间的“间隙”里建构自己的权利。

南方是美国白人和黑人共享的空间，他们置身其间，成为南方风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物自身的命运正被南方这一地理空间揭示了出来。表面的同质化之下暗藏的是异质性的多元共存。白人的特权毫无疑问是权力运作的主体，但是，盖恩斯却在南方构建了一个不一样的空间。他对白人主导下的空间框架提出了异议，在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复杂互动关系中让黑人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和生产者。

“美国南方”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而且是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帮助南方白人或是黑人构建其身份和民族文化。福克纳的笔下充满了对美国南方曾经拥有过的历史传统的留恋，在新旧南方的冲突之中，表达了对旧南方的缅怀和继承南方传统的使命感。盖恩斯则更多的是展现南方黑人的文化力量。凭借这股强大的力量，一代代的黑人在南方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抗争。南方既是黑人自我分离又是自我团聚的场所，成为黑人自我复杂投射的情感纠结之地。一白一黑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南方作家，用他们的笔墨展示美国南方人的生活画面。在这有着种族、阶级、性别差异的独特的空间表征中，南方犹如一张反复擦写的羊皮纸，南方作家们书写着南方的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