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敏

(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锄骨》(TheFarmingofBones，1998)是海地裔美国当代女作家艾薇菊·丹迪卡(Edwidge Danticat, 1969-)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她凭借这部作品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成为备受评论家关注的当代族裔女作家之一。小说再现了1937年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西芹大屠杀”，即多米尼加独裁统治者拉斐尔·特鲁希略对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进行了屠杀。小说从女主人公阿玛贝尔的角度出发，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种族身份问题。

创伤理论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寻求详细阐述创伤文化和伦理内涵。创伤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战争题材文学作品、犹太文学以及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文本研读中。“文化创伤” 侧重某一事件或灾难对群体产生的影响。它标志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 , 或者社会结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这种“文化创伤”不是群体每个成员都会亲身经历的 , 但是它会影响整个群体。“文化创伤”不一定是负面的 , 由它唤起的集体记忆可能会增强群体的凝聚力。[1](P6)国内外学术界运用创伤理论解读丹迪卡作品的成果还十分不足。本文立足于创伤理论，从文化角度整体分析其作品对流散族裔创伤历史的表征，展现创伤对流散族裔的戕害和影响，揭示他们通过倾诉，共同见证创伤经历，进行自我疗伤，表达丹迪卡对同胞走出惨痛的历史创伤，重建民族身份和主体性的美好祝福。

一、文化创伤的表征与再现

丹迪卡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为了缅怀历史，记住过去，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再现。在造访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她发现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1937年的大屠杀事件，于是，丹迪卡撰写了这部小说，希望海地人民记住并重述他们的经历，不要忘记自己亲人的名字和面孔。 这部作品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创伤”与“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描述。幸存者努力拼缀破碎身份，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思考。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诉，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这对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锄骨》开放性结局同样揭示了丹迪卡创作《锄骨》的深刻用意。它以阿玛贝尔和塞巴斯蒂安的爱情故事作为媒介向读者展示了1937年的大屠杀给海地人民带来的苦难与创伤；幸存下来的阿玛贝尔回忆着爱人，诉说自己的经历，亲眼见证了西芹大屠杀这段创伤性历史。阿玛贝尔从小父母双亡，在多米尼加生活长大，她本以为瓦伦西亚的家就是她的家。听到屠杀传言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是很想逃走。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不想逃。‘到哪里去？去找谁？’这样的问题总在我脑海中回响。”[2](P71)然而阿玛贝尔最后不得不逃亡到海地。回到海地后，阿玛贝尔也没觉得自己回到了家。过去的记忆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她身上的伤疤总是引来当地人的注视，似乎自己不是海地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逃亡者。丹迪卡通过阿玛贝尔的故事反映海地流散族裔无所归依之感。正因为如此，过去的历史对海地族裔而言相当重要：过去不仅加强了海地族裔与故土的联系，而且能够更好地见证、反思历史。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们，由名字所定义的个体身份已经被消解，集体性的新身份由伤痕来界定，诸如“一个脖子上有三圈烧痕的年轻女人”以及“被大砍刀砍伤肩膀随后死去的男人”[3](P64)。创伤作为集体要素把所有相同遭遇的受害者们联系在一起，形成集体创伤。

尽管在身份、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与海地历史上的其他创伤性事件类似，但这次大屠杀截然不同。这次事件不是海地人对海地人的暴力事件，而是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引发的。就像他所崇拜的英雄，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样，特鲁希略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信奉民族优劣。他认为拥有明亮眼睛的肤色相似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彰显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纯正血统。 特鲁希略本人有一半黑人血统，肤色较深，他认为浅肤色的多米尼加人更优越，而生活在多米尼加的深肤色多米尼加人以及海地人都属于污染物，他们污染了这个国家的纯正血统。因此，这位被称为“大元帅”的人，花费大量时间为富裕的浅肤色的多米尼加人民创造一个优越的世界，与此同时，使该国其他地区饱经苦难。1931年，特鲁希略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为总统，并迅速确立了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主导地位，修改了所有法律，甚至修改了街道标志，以彰显他的霸权。不幸的是，这位领导人对黑白混血儿和富人的偏爱并不足以净化他的国家。因此，他于1937年10月下令对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的海地人进行有计划的屠杀。该事件在5天内造成2万至3万名海地平民的死亡，被称为“西芹大屠杀”。这源自西班牙单词“perejil”，意为西芹。这个词成为特鲁希略判断一个人是多米尼加人还是海地人的试金石，因为只有当地人才能正确地发出颤音R。由于这两个国家的肤色从白到黑不等，特鲁希略不能仅仅依靠外表来判断国籍。因此，他利用殖民者语言的影响力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些能正确发出颤音的人都能活下来，而那些把perejil发成双l音的人就会被屠杀。

二、文化创伤的复原与见证

丹迪卡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反映了海地人民在其整个历史中所经历的个人困难、政治困境以及文化创伤，《锄骨》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丹迪卡甚至她的父母从未亲身经历过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但他们仍受到了此事件所造成的创伤和仇恨的影响。因此，像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海地人一样，丹迪卡也是1937年大屠杀的受害者，因为她必须将大屠杀的双重性内部化，作为其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正如罗恩·艾尔曼提出的，社会运动通过集体代表与个体重新建立联系……将个体创伤构建为集体记忆，并将个人作为集体的一部分来呈现[4](P67)。阿玛贝尔的创伤既代表个人创伤，同时也代表着集体记忆。

阿玛贝尔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间比生活在海地的时间还要长。七岁那年，阿玛贝尔目睹了她的父母在试图返回自己家乡海地的途中溺水身亡，而她是家中唯一幸存的成员，受到巨大打击，产生了心理创伤。帕皮和他的女儿瓦伦西亚在河岸发现了她，并收留她作为无偿佣人，从此，就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生活，会说西班牙语，侍奉瓦伦西亚小姐。她拥有着双重身份，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多米尼加度过的，但她的出身还是海地族裔。这种无处安放的状况对阿玛贝尔的内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创伤，这一点可以从小说的结构看出。丹迪卡按照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生活之间的双重视角来构建小说文本。 小说的前二十五章交替出现在黑体字和非黑体字之间。 这种划分反映了阿玛贝尔处于海地族裔和多米尼加现实之间的中间地带。 黑体章节映射了她的海地生活，主要关注的是她的过去的零碎轶事或与她和她的恋人，一个叫塞巴斯蒂安的海地伐木工人的故事。 小说各章节的支离破碎暗喻了一个人的生活的支离破碎，离开国家逃避饥荒，偶遇自然灾害等恐怖事件时生活中的分裂。非黑体章节代表阿玛贝尔的多米尼加的自我意识。故事从阿玛贝尔帮助瓦伦西亚小姐接生双胞胎讲起，一直讲到有关大屠杀的事情。 这些章节直截了当的叙述，反映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海地人逃避其过去所造成的困扰。 这些章节交替出现，表明了她想在多米尼加人的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忘记海地人的自我，但每天晚上，她都无法摆脱过去的噩梦，回到自己双重意识的现实中。

尽管海地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角色非常复杂，但多米尼加人喜欢把海地人简单地视为黑人和白人。正如特鲁希略追求民族纯洁，谴责海地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黑暗一样，该国人民也在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之间制造了种族隔阂。小说开头瓦伦西亚小姐的话最能体现这一点。瓦伦西亚小姐和阿玛贝尔年龄相仿，但她一直把阿玛贝尔视为仆人而不是同僚。虽然她们从小一起玩耍，私底下分享美好的时光，但当瓦伦西亚的丈夫在场时，她们却要保持着主仆的关系。瓦伦西亚小姐诞下一对双生子后，当她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浅肤色的男孩和一个深肤色的女孩时，紧张地问道， “阿玛贝尔，你觉得我女儿永远是她现在的肤色吗……我可怜的小可爱, 如果她是误认为是你们一类的人，该怎么办啊”。[2](P47)瓦伦西亚小姐对女儿肤色的担忧，突显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固有的种族主义。很明显，这个名叫罗莎琳达的女孩是多米尼加人，她的父母都是多米尼加人，而她的双胞胎兄弟肤色白皙，瓦伦西亚女士担心她会因为肤色黝黑而被误认为是海地人。这不仅表明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在肤色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可能是黝黑的，但它也表明，基于肤色的国籍假设是强加的，是要利用殖民者留下的传统观点来维持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优越地位。

除了文本的篇章结构之外，阿玛贝尔的故事也反映出她所经历的创伤。失去家人以后，阿玛贝尔会紧紧地抓住身边的一切来寻求慰藉。除了帕皮和瓦伦西亚，尽管他们对阿玛贝尔的原生家庭不感兴趣，她还是从海地甘蔗伐木工那里寻求慰藉。这些是她再次处于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的选择困境。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的海地人，他的父亲在飓风中去世后，他和妹妹一起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塞巴斯蒂安和阿玛贝尔在分享彼此的失去亲人的经历中相互慰藉。从黑体章节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小说第一章写道，“他叫塞巴斯蒂安·奥尼乌斯。他大多数晚上都来结束我的噩梦，我一直都在做的我父母亲溺水的噩梦。当我的身体在努力抵抗睡眠，挣扎着要醒来时，他低声对我说：‘躺着别动，我带你回去……我将带你回到河对岸的洞穴里’”。[2](P7)

阿玛贝尔对塞巴斯蒂安的描述是，一位杀死了她的噩梦的骑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父母的离世对她造成的创伤性影响。粗体显示的章节不仅反映了由她过去痛苦经历引起的反复出现的噩梦，而且还反映出唯一解决她的恐惧的方法就是向同样遭受痛苦的人寻求慰藉。塞巴斯蒂安的爱能够把阿玛贝尔带回她和她的父母住在海地的那段日子，毫无疑问，这对恋人彼此相爱，但他们的情感结合似乎更多地源于共同的痛苦而非爱情。出于这个原因，阿玛贝尔无法从她的寄居家庭中寻求她所需要的慰藉。瓦伦西亚小姐和她的家人可能是“阿玛贝尔最亲近的亲属”，但是正如塞巴斯蒂安指出的那样，“她最亲近的人还有他” 。[2](P13)同样地， 阿玛贝尔也为塞巴斯蒂安提供了慰藉。她解释说，他在睡梦中说话，只有她能安慰他。阿玛贝尔还指出，“塞巴斯蒂安和我一样来自海地北部，虽然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彼此并不相识。他被低吟的鸽子所困扰。他说，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好像不是给别人听的，但就像每只嚎叫的鸽子都试图把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想象鸽子的呻吟和幽灵的哭泣声一样的，当他们太孤独或太悲伤时，当他们已经逝去了很久，忘记了如何说出自己的名字。塞巴斯蒂安的父亲在1930年席卷整个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飓风中丧生。他失去了父亲，几乎失去了一切。这就是他离开海地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一起的原因”。[2](P18)

塞巴斯蒂安的故事，反映了在创伤时刻离开海地的大多数人的故事。他的父亲在飓风中丧生，他几乎失去了一切，他离开海地，要么寻找崭新的机会，要么忘记过去的创伤。 不管怎样，阿玛贝尔的反应都是运气使然。她解释说，正是因为他过去的经历，她才能拥有他。 此外，她将塞巴斯蒂安描述为属于她的东西，一个她可以用来让自己感觉更好的东西，这再次表明他们的关系源于恐惧。阿玛贝尔和塞巴斯蒂安都经历过创伤，他们需要逃离过去，也需要从共同经历过创伤的人身上寻求慰藉。他们利用彼此失去的集体经验来寻找力量，同时在自己的内心中回避以避免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爱只存在也只在夜晚。他们只允许过去的恐惧出现在梦中，并在彼此的陪伴中得到慰藉。小说的黑体章节不仅反映了她过去痛苦经历引起的反复出现的噩梦，而且还反映出化解她的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同样遭受痛苦的人寻求慰藉。

集体创伤一直贯穿于整部小说。叙述者讲述了大屠杀的经历，同时记录了整个流散族裔的苦难。埃尔曼解释说：“在这里，集体记忆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认知图谱，在这个认知图谱中，个体可以确定当前行为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需求；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它”。[5](P257)无论是阿玛贝尔的个例，亦或是无数记录受害者的案例，海地人民依靠过去的创伤，来总结当前的经历。收割甘蔗的工人听说了杀戮传闻，并准备离开。甚至连哈维尔医生，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多米尼加人，也警告阿玛贝尔尽快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然而，当看到海地人准备有组织的离开时，瓦伦西亚小姐的丈夫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围捕起来。被捕的受害者中有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妹妹。这又一次使阿玛贝尔遭受创伤，不仅剥夺了她的爱，也剥夺了她的精神支柱。于是，阿玛贝尔只好另寻慰藉。她找来伊夫，塞巴斯蒂安的好友，两人结伴而行，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踏上寻找塞巴斯蒂安之路。在旅途中，他们遇到了其他幸存者，包括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他们都想逃离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们组成了一个旅程集体，在创伤中彼此相互支持。与此同时，小说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从第二十六章开始，小说不再细分为粗体和非粗体两种章节。 这种变化反映了阿玛贝尔内心的变化。 由于在出行期间遭受的屠杀和恐怖袭击，阿玛贝尔不再被困在中间地带。 因为那场大屠杀杀害了海地人民，夺走了她的恋人，此时，阿玛贝尔已不再质疑她的海地人身份。她不再寄希望于瓦伦西亚小姐，也不再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们有任何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她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海地女性，被召唤回失去的家园，重建崭新的自我。失去父母的伤痛已经被大屠杀所带来的创伤所取代，她不再回忆过去的创伤，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在，并希望能够将其抛之于脑后。

三、走出文化创伤的阴霾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达哈邦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安全抵达海地之前的最后一个城镇，也是大屠杀的发生地。在这里集体创伤更是显而易见。特鲁希略的政府在达哈邦建立集会，不幸的是阿玛贝尔和伊夫误闯入了杀戮区。 阿玛贝尔回忆起这段经历，她重新见证了创伤事件，重建了创伤记忆。“有人问道，‘告诉我们这是什么，perejil怎么读’。 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正确，平静缓慢地读出这个词……尽管颤音r和j的精准度有时很拗口。 但是我没有机会张口说话。我和伊夫被推倒在地。我们的下巴被撬开，嘴里塞满了西芹。 我流着泪，尽可能快地咀嚼和吞咽，但远没有他们把一把一把的食物塞进我的嘴里那么快……我想，至少他们没有殴打我们 ”。[2](P92)

阿玛贝尔回忆起在达哈邦杀戮区的经历，她经历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折磨，集体创伤清晰可见，同时也是为所有在“西芹大屠杀”中遭受苦难的海地人作证。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阿玛贝尔一样有勇气分享这样的经历，之后人们才将她的极端遭遇内化，并将这一事件融入了海地历史的集体结构中。正是因为阿玛贝尔的经历在整个海地社会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她的叙述才成为一种反思并可能恢复这种分裂。 阿玛贝尔经历的事件在海地幸存者的集体意识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读者可以在描述阿玛贝尔被送往康复中心进行治疗的章节中看到这一点。在医院期间，阿玛贝尔被其他受害者的故事轰炸。 每个人都分享自己的故事，将自己的版本记录下来，编入集体记忆。 她解释道：“他们轮流快速地分享故事，他们仓促的声音有时会使话语模糊不清，因为除了渴望被听到之外，他们还有一种迫切的需求去讲述自己的经历”。[2](P134)正如多里·劳布在她的《真相与证词：过程与斗争》中所解释的那样，证词是学会忍受创伤的关键部分。她写道，幸存者不仅需要生存，以便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还需要讲故事以求生存。 对于每个幸存者，当务之急是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了解自己的故事；为了生存，必须知道自己的内在真理每个幸存者都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了解自己的故事……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被埋葬的真相，才能活好自己的一生。[6](P62～63)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创伤，阿玛贝尔开始渐渐卸下了自己肩上的沉重负担。最终，阿玛贝尔觉得有必要记录下她的故事。正如劳布所描述的，通过讲述，受害者才能实现身心解脱，忘记创伤事件，缓解内心痛苦。她知道，只有通过讲述，她才能活出自己的生活。她在经历了无法承受的创伤之后，逐渐接受永远失去塞巴斯蒂安的现实，阿玛贝尔开始在伊夫身上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她和塞巴斯蒂安的亲密关系不同，身体上的阻碍使伊夫和阿玛贝尔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因此，阿玛贝尔在别处寻求安慰，伊夫的母亲，提出记录并分享她的故事。伊夫的母亲向阿玛贝尔解释道: “你不需要一个治安法官……你不需要一个忏悔者。我，曼·拉帕杜，我知道你的故事……我问我的儿子为什么你们之间没有爱，他告诉我了有关塞巴斯蒂安的事”。[2](P113)通过让曼·拉帕杜认可她的故事，阿玛贝尔才能够摆脱她的悲剧。她能够开始着眼于未来的新生活而不是过去的生活。通过了解她的故事，曼·拉帕杜减轻了她的负担；她承受着父母溺水、大屠杀、甚至是阿玛贝尔肩上的塞巴斯蒂安的父母的沉重负担。虽然这并没有让阿玛贝尔忘记她的创伤，但却能让她妥善应对当下，活在当下。主人公通过复原个人的创伤，回忆创伤经历，将创伤记忆零散的碎片整合成完整的事件，完成个体感情创伤的治愈过程。

丹迪卡再次重新使用了黑体字的章节。这次黑体章节的故事反映了她在一个没有明确身份的中间地带所经历的挣扎。第三十七章中，阿玛贝尔说：“我时时刻刻都梦想着回去的时候，为河流、瀑布、和平的正义，甚至为大元帅作证。边界是一块没有多少人能戴上的面纱”。[2](P126)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表示她不再愿意戴上面纱，不再愿意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的双重意识中。相反，这表明她愿意接受她的海地人的身份，并重新建立一种能慰藉自己的自我意识。最终，阿玛贝尔能够面对她的创伤并克服它。最终她回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见瓦伦西亚小姐，在瓦伦西亚小姐的家中，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从未被真正关心过，瓦伦西亚小姐也并未为她丈夫的所作所为道歉。这让她转而关注在这里工作的其他年轻海地仆人，让她们了解大屠杀，了解海地历史，再一次使她的个人创伤成为集体记忆。

离开阿莱格里亚后，阿玛贝尔被洗净了。她和瓦伦西亚小姐道别，和过去永别，并再次带着塞巴斯蒂安的精神参观了瀑布。她知道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多米尼加的自我，这将是她最后一次造访这个邻国。然而，她真正的平静只出现在越过边界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地之后才能实现，这一次是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她让司机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停下车，这样她就可以在大屠杀发生的河边待上片刻，并向当初把她带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父母致敬。这是阿玛贝尔所面临的最后创伤，并且她已经能够自愈。她解释说,“我的父母溺水的那天，我看着他们的脸，看着他们在河顶上上下翻腾。他们俩在一起试图向我传达信息，但是水的力量却阻止他们这么做。 我的母亲在被水淹没之前，高举着她的手臂，远远超出了洪水的顶峰。 这是如此绝望，以至于很难判断她是想让我和他们一起跳下去，还是想让我离他们远一点。我想如果我经常重温那一刻，答案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要么希望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死，要么希望我继续生活，哪怕只剩我一个人。 我还想，如果我在对的日子、对的时间来到这条河，水面会给我答案：那一刻的感觉更清晰，记忆更深刻。但是大自然是没有记忆的。 也许不久以后，我也不会有记忆了”。[2](P146～147)

她不仅能够超越过去，而且能够反思让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毫无疑问，看到她的父母向她发出信号，却不知道他们想要向她传达什么信息，阿玛贝尔感到非常内疚。然而，正如她解释的那样，这是没有答案的。她不会把失去对父母去世的记忆作为一件她不记得的悲伤的事情来思考。她不会回想起父母去世的记忆，因为这是她不记得的可悲的事情。 相反，她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因为她不再需要喋喋不休地谈论过去的创伤。出于这个原因，小说以阿玛贝尔停留在大屠杀河岸收尾。她说：“我脱下衣服，将它们一件一件地叠好，然后放在河岸的一块大石头上。我没穿衣服，就溜进了激流……寻找曙光” 。[2](P146)仿佛洗礼一样，阿玛贝尔在小说结尾被净化了。在分享了她的故事并接受了过去的自我之后，她得以继续前进。由于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件感到内疚，阿玛贝尔寻找曙光，寻找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开端中，她可以作为一个海地人在这个国家幸福地生活。

四、结语

综上所述，艾薇菊·丹迪卡对西芹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就是一个参与建构文化创伤的过程，她通过双重视角书写流散族裔个体的创伤经历，同时记录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故事，这也是海地自殖民以来一直困扰折磨着海地人民的集体创伤的一部分。小说主人公，一个遭受创伤的女性，最终也学会治愈自己的创伤。对于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以及那些作为海地人民的集体认同的人而言，丹迪卡的《锄骨》是希望的象征。 通过分享个体文化创伤和集体认同，为受创群体走出阴霾提供借鉴，同时，对于消除不同族裔、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构建加勒比命运共同体也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