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骞文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失能研究是一个较新的人文社会领域的议题，但我国对失能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深度和广度也有待提高。只是揭露失能者被驱逐出正常领域之外而成为“他者”的不公平现象，恐难产生实质性的效果。由于失能人群长期处于一种被社会驱逐，其形象被喻化、妖魔化或美化的状态，逐渐失能者变成了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从失能者“他者”形象的建构为研究起点可以总结出失能者被边缘化的社会过程，从而可以进一步思考帮助失能者摆脱这种边缘化地位方法的思路。

一、能-失能领域的建构

就“失能”本身来讲，它无疑是属于医学领域的研究范围。然而，失能者从一个单纯的患者变为社会上边缘群体“他者”过程就是异常(abnormal)的建构过程。所以，“失能”既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概念。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残疾人研究专业的教授(已退休)，曾任英国残疾人协会(British Council of Disabled People)的研究顾问迈克尔·奥利弗(Michael Oliver)率先区分了这两个概念：生理残损(impairment)与“残疾”(disability)。他认为应该把残损定义为缺少肢体的一部分或全部，或者肢体，器官或身体机制存在缺陷，而残疾是指由于当前社会环境体制没有或很少考虑到生理上残损人群而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活动之外的社会情况。[1](P22)从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残疾这个概念其实是在社会领域中被创造出来的问题，从而这个社会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思考。就残损和残疾而言，二者是不同的，绝不能混为一谈。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直言：“残损关注个人的身体或心理特征，而残疾体现患有残损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2](P14)所以，追其根本，是社会使得生理上残损的人丧失了能力，残疾是社会施加于残损之上的东西。由残损转变为残疾的过程是被构建出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往往伴随着喻化这个群体，并最终导致使其边缘化的必然结果。

对于失能者形象的建构来说，安妮·瓦尔德施密特(Anne Waldschmidt) 在“谁是正常人？谁是偏差的？”(Who is Normal Who is Deviant )一文中区分了规范化正常(normative norms)和范式正常(normalistic norms)：规范化正常(normative norms)是指强加于个人的社会和法律规范的力量。狭义上的规范，即平均常态(average normality)，是指根据一个标准将人们进行比较。范式正常(normalistic norms)使每个人面临一个问题：与其他人相比，我是谁或者我该如何，或者我的行为怎么样(和他人比较)？[3](P193)由此可见，规范化正常是通过外部权利的控制机制来完成的，这个权力机制使人们必须遵循既定的外部规则，通过控制机制确保公民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一旦偏离或者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处罚和制裁。然而范式正常的标准不是与外部规则的一致性，而是与平均标准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范式正常会让人和大多数人标准化做法靠拢。和强加于个人的社会规范不同，范式规范是变化的且更具有不确定性。规范化正常和范式正常可以看作“正常-不正常体系”建构的两种模式，即通过规范化正常建立起来的体系是外部权利强加于个人的，这种构建过程可以用福柯(Foucault)的“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disciplinaire)体系来解释；而范式正常体系则是群体自发的规范体系，这种自发性的规范可以用戴维斯(Davis)的 “正常的建立”(constructing normalcy)来解释。

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中讲解了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以及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这个界限在福柯的权利体制构建下，是通过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disciplinaire)来完成的。所谓规训的规范化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模式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4](P46)福柯用两种模式进一步论证了实现这种规训权利的方法：一种是排斥麻风病人的模式，另一种是容纳鼠疫病人的模式。在以上两种规范化运作中嵌入了一种新的力量形式，即生命权利(bio-power)，福柯将这种权利定义为：负责掌管生命的权力需要持续的监管机制和纠正机制，这种权力必须进行审查，不断衡量、评估和分级，它同时也会影响常态的分布。[5](P144)由此可见，只有通过规范化正常建立起来的体系才是福柯所论述的最优模式，它是所谓的正常生活。在这个标准里，符合规范标准的人是正常人，反之即是不正常的人。有学者评论这种以认知为工具的规范化行为是“资本主义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划分存在状态的正常—不正常的真理刀。这把真理刀不直接沾血，却是最锋利的新型杀戮工具。疯子、不正常的性倒错都这种真理规范化下的刀下鬼？”[6]在这种被外部强行规范为最优的社会模式中，失能者被排除在符合标准的序列之外，他们往往被驱逐出正常人的行列，被迫生存在社会的边缘。这种“规训的规范化”宛如外部世界的一双大手，有意识地在区分标准和不标准，正常和不正常。这双大手直接把失能者剥离出主流社会，久而久之，这个群体也被人遗忘在规范之墙的阴影中。

对于不正常的人的构建的第二种模式，可以从常态的构建为出发点来思考。正如戴维斯(Davis)在《加强常态：残疾，耳聋和身体》(Enforcing Normalcy: Disability, Deafness, and the Body)中所宣称的那样：我不仅要把重点放在残疾的构建上，还应放在常态的构建上。我这样做是因为“问题”的所在不是残疾人。而是建立常态以给残疾人创造问题的方式。[7](P41)的确如此，往往不是因为出于某种目的要边缘化某个群体而建立某种规则，而是由于大众追逐或迎合符合大多数人的规范而导致不符合此种规范的人自动被区别出来。这也是戴维斯(Davis)的 “正常的建立”(constructing normalcy)的核心思想。 戴维斯在他的论述过程中提到了正常这个概念的科学解读。正常这个概念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解读是从阿道夫·奎特莱特(Adophe Quetele)开始的。他注意到了“误差定律”(一种天文学家定位星体的技术)，然后他将“误差定律”(law of error)应用于人类特征的分布。最后，他提出了“L’homme moyen”或普通人(身体上的平均水平和道德上的平均水平)的概念，这是解释正常(normalcy)这个概念的科学方法。误差定律所绘制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中部代表一种霸权，也就是说，中部在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并且优于偏差。当所有人都开始追求正常的时候，这就导致没有人愿意成为偏差并逐渐排斥处在平均值之外的人。如此一来，正常就被构建起来。一旦正常建立起来，不正常，即失能也就随之被构建起来。在优生学的影响之下，拥有健康的身体就是曲线中部的霸权，这种霸权让社会上的个体开始自发地崇尚和追逐健全的身体，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符合这个规范的残疾群体被剥离出来，并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二、失能的隐喻含义

失能者所患的病症决定了他将如何被看待、想象或对待，而病症隐喻的含义又和社会的普遍认知及想象有关。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8](P56)人们对于身体上或心理上失能的认识往往不是通过本人的亲身经历，大多通过书籍、影像资料等或现实生活中患有相关的病症的人来了解一种疾病，正是由于不识或误读某种疾病，导致诸多不合逻辑的想象和隐喻。然而，无论这种隐喻的目的是好是坏，这都使得这个医学范围内的概念变成了社会性的产物，使得无辜的失能者从纯粹的患者变成隐喻之路的垫脚石。

本来只是医学概念上的病症被加以利用之后，有时变成了良药有时变成了武器。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用三种最具代表性的疾病(结核病、癌症及艾滋病)从不同时期其隐喻的不同作用来剖析疾病的隐喻含义。如，结核病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8](P25)而在浪漫的情感爆发时期，结核病就在被压抑的柔弱的年轻女子与苍白的、佝偻着身躯的年轻男子争先恐后追捧中被赋予了新意义。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8](P20)人们在赋予结核病浪漫的隐喻意义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结核病导致的死亡的悲伤。这不失为结核病患者的一种慰藉。然而，有时候疾病的隐喻也会变成武器。当执政者需要铲除异己时，就会有人成为隐喻的刀下鬼：“中世纪对瘟疫的体验，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人们总是在瘟疫肆虐地区之外寻找一个替罪羊(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发生在一三四七年和一三四八年，而一旦瘟疫结束，大屠杀就立刻停止了)。[8](P18)同样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癌症也被视为是不节制、不能适当自控、不能适当发泄导致的后果。疾病意象被社会当作是谴责、惩罚和审查的工具。

在各种疾病的隐喻中，影响最广泛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军事隐喻。所谓军事隐喻就是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视作是外来者，就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而一旦疾病变成了妖魔化的产物，患者本人就逃脱不了干系。桑塔格指出：军事隐喻有助于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本人。[8](P95)这也是桑塔格决定动笔写这本书的最初原因：她看到了疾病隐喻背后的含义，一旦某种疾病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就意味着罹患这种病症的患者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领域的病患，而是社会领域上被隔离在正常之外的边缘人群。疫病的隐喻过程就是把医疗模式下的“残疾人”(people with disability)变为社会模式下的“残疾人”(disabled people)的过程。对于殃及无辜患者的这些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想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和障碍。她希望的是患者可以相信医疗技术并放下所有防备去医院就医，她希望医务工作者对待失能者是没有偏见的并能给予患者专业的意见和治疗方案。

三、文学作品中的失能者形象

文学模仿生活，却也像镜子一样反映着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失能者往往隐喻着潜藏在生活中的残缺与不安。对于文学作品中某个形象的研究，可以借助形象学相关理论。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中写到“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 即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事实上，我们在这三点中的关注的重点不同，其结果必将迥异。”[9](P26)第一点注重的是形象的现实性，第三种关注的是作家的特殊感受，而第二种则最具有学术价值，它注重的是研究创造出的形象文化。形象学著作《法兰西经典：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法国著名哲学家保尔·利科(Paul Ricoeur)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其中利科提出了“两根轴”，对于第二重意义上的形象来说，孟华把形象学和他提出的两根轴联系起来：“在客体方面，是在场轴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是迷恋和批判的意识轴”[9](P26)本文以保·科利提出的第二条轴(主体)为出发点分析中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失能者形象，以此探究文学作品将失能者的形象进行喻化、物化甚至畸形化的过程。

(一)批判倾向的失能者形象

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导致的失能，失能者在文学作品中似乎总是扮演负面的角色。2007年被《时代》杂志列为“世界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曾直言残疾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定位：聋哑人可能是可怕的，幼稚的，无辜的，可怜的...但是所有的定义对他都是不利的。一旦被确认为残疾人，聋哑人的形象很快就会转变成群体中间的入侵者。这种差异可能威胁到其他人的财富，并可能损害他们自己的安全感。[10](P49)的确如此，文学作品中的失能者形象往往是负面的，他们奸诈狡猾、恐怖怪异，是社会的蛀虫。如勃朗特《简·爱》中阁楼里令人毛骨悚然的疯女人伯莎的形象既恐怖又让人厌恶。她面目可憎，纵火后坠楼而亡。伯莎的第一次出场就渲染了恐怖的气氛：“我(简爱)想这些想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睡着没有，反正后来突然惊醒了，因为听到一阵隐约的细语，怪异而悲戚，听起来仿佛就在我上面。真希望刚才让蜡烛亮着，四周黑得恐怖”[11](P412)在与罗切斯特先生的婚礼前夜，简爱又看到了面目可憎的伯莎，并跟罗切斯特先生形容道：“我觉得很可怕，像鬼一样，唉，先生，我从来没见过长那样的脸！那是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一张野蛮的脸！我真希望能够忘记那双的脸，一张野蛮的脸！我真希望能够忘记那双红眼睛转动的样子，还有发黑浮肿的脸，真的太可怕了！”[11](P764)伯莎的精神失常隐喻着失能者的野蛮与诡异，她是简爱和罗切斯特这段关系中的绊脚石。她也是所有困难与麻烦的化身。这种形象的塑造让精神失常这个医学上的问题笼罩在被批判的阴影中，伯莎这个失能者的形象也和恐怖、诡异等负面评价有了斩不断的联系。

《包法利夫人》中的可怜虫伊波利特，关于他的情节主要是围绕着一场矫正跛足手术展开的。他的确身患残疾：“他的脚和腿几乎成一直线，但是还不能说并不内歪。这就是说，他是马蹄足加上内翻足，或者说是轻微的内翻足加上严重的马蹄足。他的马蹄足的确也和马蹄差不多一样大，皮肤粗糙，筋腱僵硬，脚趾粗大，指甲黑得像铁钉。”[12](P105)虽然伊波利特的跛足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甚至他能做得更出色，但在周围人眼中看来，他的身体上的残疾就是问题所在。不幸的是手术失败之后，原本能够正常生活的伊波利特不得不进行腿部截肢，截肢的过程也异常惨烈：“夏尔用醉汉的模糊眼光看着她，同时一动不动地听着截肢的最后喊声。喊声连续不断，拖得很长，有时异峰突起，发出尖声怪叫，就像在远处屠宰牲口时的呼号哀鸣。”[12](P106)所以说，为伊波利特矫正跛足的出发点本就是功利且自私的——让医生的名利双收、让周围正常人不再看着他生厌、让小镇医疗水平再创新高，但是这所有的理由都是为了正常人本身的利益而没人站在伊波利特的立场上思考。伊波利特身体上的失能隐喻着一种优劣关系：失能者一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并且永远次于正常人。在这种关系中，正常人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失能者是听从指令的边缘群体。这种隐喻也加深了读者心中失能者的负面形象。

在《简·爱》这部经典的歌颂女性独立精神的作品中，作者既塑造了独立坚强的女性简爱，又刻画了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她像鬼魂一般缠着简爱和罗切斯特，在纵火后坠楼身亡。伯莎的失能形象为小说渲染了恐怖的气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但也加深了读者心中对失能者的批判印象。在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伊波利特因一次强制的失败手术导致了截肢。福楼拜在刻画伊波利特跛足形象的时候，用了“屠宰牲口时的呼号哀鸣”“指甲黑得像铁钉”“一瘸一拐”等描写，这也让伊波利特这个失能者形象令人厌恶反感。实际上伊波利特的残损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困难，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却因为那场强制的矫正手术让自己失去了劳动的能力。正如汤姆·莎士比亚所说：“虽然残损往往是残疾的诱因，但残疾本身往往也创造或激化残损。”[2](P15)虽然是残损为残疾提供了可以大做文章的先决条件，可是在残疾的形成过程中，原本的残损也会被再度创造或激化。不仅伊波利特是残损变成残疾这个社会过程中的受害者，失能者这个边缘群体更是文学作品中喻化过程的受害者。

(二)迷恋倾向的失能者形象

除了批判倾向，文学作品中也有迷恋的倾向失能者形象。如《红楼梦》中的病态西施林黛玉，从一出场就以病态之美惊艳四座。从总体上看，她的柔弱让人心生爱怜更给自己的容颜增添一份清丽：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林黛玉的病态美反而成为了这个角色最吸引读者的特质，女性的娇柔之态在林黛玉这个角色的身上展现得淋漓极致。对于这个角色而言，男性读者往往生出怜爱之意，而女性读者有时也欲模仿其病态之美以吸引异性怜爱。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曾推崇过病态美。结核病及其隐喻变体就创造出了浪漫的情感爆发：“在对结核病初始症状的风格化的描绘中，情感爆发变得浪漫(例如虚弱被转换成柔美)，而实际的情感爆发则，惟恐没染上这种(那时)几乎无药可治的、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非常可怕的疾病。”[8](P29)由此可见，病态的隐喻不是一成不变的憎恶可怕，病症隐喻的意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身上会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有时，失能者身上的特质也会被美化、被浪漫化并成为大众推崇的对象。

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一些歌颂和鼓励失能者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小在苦难中长大，但却练就了他勇敢无畏的精神。面对敌人的审讯时：“保尔什么也没说，把一切推得干干净净。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沉默。他想做一个勇敢的人，坚强的人。”[13](P61)参加战争以后头部受了重伤。但他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战胜了死亡。出院后参加了地方上的劳动工作。全身心的工作导致他几乎完全瘫痪了，接着又双目失明。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他的颈子，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色翅膀曾经三次触及到他。然而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的)脸色像死人般苍白，但仍然很有生气，而且像往常一样平静温存这样。”[13](P211)严重的疾病也没有把这个满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击败。保尔成为一个身体上的“失能者”之后，他决定开始写作，做思想上的巨人。“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队伍中去。”[13](P212)在病榻之上，保尔又拿起了新的武器，开始了新的生活。从保尔的精神上来看，失能不仅只有负面的隐喻意义，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诸如此类鼓励失能者的形象就有积极的隐喻功能。

《推拿》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某推拿中心一群盲人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尊严的小说。推拿中心里每一个盲人推拿师都有着不同程度上的生活困难，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自我的独立和尊严。小说展现了盲人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心理活动。对主人公王大夫而言，他希望生活是简单且充满希望的，他的人生愿景是：好好工作，凑足钱，回家开个店，早一点让心爱的小孔当上老板娘。王大夫是知道的，只要不偷懒，这个目标总有一天可以实现。[14](P4)他本可以也本应该是个幸福的人，但就是因为他是盲人，连他的小弟都嫌弃他。他弟弟结婚的前夕才把电话打到深圳，没有邀请王大夫的原因是不想大家知道他的哥哥是个盲人，打来电话也只是为了要礼金。电话中“王大夫对小弟说了一大堆的吉祥话，匆匆挂了电话。人却像病了，筋骨被什么抽走了。王大夫一个人来到银行，一个人来到邮局，给小弟电汇了两万元人民币。王大夫本打算汇过去五千块的，因为太伤心，因为自尊心太受伤，王大夫愤怒了，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一咬牙，翻了两番。”[14](P9)就是因为在正常人建构了正常人和失能者的界限之后，这群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生活得愈发艰难。他们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变得比别人更加敏感、更加脆弱却也更加坚强。他们时时维护着自己的自尊，社会经验告诉她们，他们是不同的，是特殊的。他们渴望平等，但无法打破由正常人建立起来的界限，于是他们把尊严看得格外重要，毕飞宇笔下的勤劳自立盲人群体隐喻着失能者 “有能” 的一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一直是失能人群的榜样，他勇敢坚毅，面对身体上的失能和精神上的折磨没有放弃革命事业。柯察金双目失明之后毅然选择用笔作为武器书写中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手稿从最初的被否认到后来的大受赞誉时时刻刻提醒着读者：困难最能磨炼意志。这个英雄形象一直鼓励着失能者面对残缺，永不放弃。《推拿》中描绘了盲人群体的真实生活写照：他们敏感，自尊心强，独立。作家毕飞宇创作小说的初衷，是因为很少有以失能者(盲人)为创作的中心的文学作品，他想走进这群特殊人群的内心，融入他们的生活。作者通过歌颂盲人群体自尊自爱、独立自强的美好品质，让读者可以更加了解盲人这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失能者形象不仅隐喻着恐怖怪诞，它也可以成为鼓励失能群体的良药。

四、小结与展望

本文从社会、隐喻、文学等三个层面论述了被驱逐、被喻化、被书写的边缘群体：失能者。首先，无论是外部的强制隔离导致的还是群体中因为惧怕不同而自发建立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都使得失能者这个群体毫无疑问地被放置在不正常的领域从而在社会领域被边缘化。其次，在失能者经历了被喻化的过程后，有时变成良药给人以慰藉，有时变成惩罚、规训甚至杀戮的武器。最后，在文学作品中，失能者形象或者被妖魔化或者被附加了勇敢坚强的特质。失能者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很多时候是负面的：怪异、可怖、愚昧，作用往往是烘托恐怖的氛围、揭露愚昧的封建思想等。当然，也有文学作品歌颂失能者的优秀品质：坚毅、勤劳、自尊自爱。在此类文学作品中，赞颂的作用往往是为了鼓励失能者更坚强乐观的生活。

无论是被赋予怎么样的隐喻意义，“失能者”都相对于“正常人”被划入另册，从而使“失能”从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失能者边缘地位的方法不是呼吁大家献出爱心，也不是简单地建议社会对失能者给予重视，而是消除基于能-失能、正常-不正常的对立而建构的喻化机制，让“失能”重新变为一种纯粹的医学问题。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8](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