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绪肃，林郅轩，廖思思

(1.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2.咸宁市咸安区铁铺小学，湖北 咸宁 437005；3.通山县黄沙铺镇小学，湖北 咸宁 437000)

莫言2012年因《蛙》等作品中“以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籍作家。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以“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两位文学大家各自以其民族传统文化，各自民间传说为底蕴融合现实生活创作出举世闻名，独树一格的文学巨著。在小说《蛙》中莫言关注的是新中国建立后重大国策——家庭计划生育背景下民众的生活，而托尼·莫里森则为黑人历史变迁中黑人命运而感叹。莫言和托尼·莫里森都对个人与现实、个体和历史的关系极为敏感，他们的小说都触及到了福柯所探讨的生命政治学说，福柯所研究的权力意志和个人化权力之间的矛盾常常在他们作品中出现。在《蛙》和《宠儿》两部作品里，莫言和托尼·莫里森基于各自的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讲述了生命遭遇不同形态的政治所受到的干预和压制的故事。《蛙》中姑姑万心是忠诚党的事业，忠于职守的乡村妇科大夫，她坚定地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国人能吃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为了减轻地球资源负担；她代表国家力量践行计划生育政策，致使几千胎儿死于母体，甚至造成多起一尸两命。《宠儿》里塞丝不堪忍受奴隶主压榨，听说了北方黑奴自由后，她带着女儿逃跑，在被奴隶主快要追上时，为了女儿不和她及千千万万黑人一样被当做动物对待，她用锯子锯断了刚会爬的女儿的喉管。尽管莫言和托尼·莫里森都讲述的是生被置换于一个值得以死亡来捍卫的地位，但《蛙》中姑姑是国家政策的虔诚拥护者和执行人，她对生命的掌控和扼杀是出于热爱的、忠诚的信仰；而《宠儿》中塞丝对女儿的锯杀则是基于对奴隶制的痛恨和恐惧，两位主人翁以死博生的胸襟和情感走向是不同的。本文笔者尝试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视角来探讨《蛙》和《宠儿》中两位女主人翁在面对生命权力遭遇不同政治形态干预时所表现的相似却又迥异的态度与选择。

一、福柯的生命政治说

莫言以中国的家庭计划生育国策为题材和托尼·莫里森以黑人为命运抗争及黑人命运的走向为思考，他们的作品都触及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说的研究。所谓生命政治，总的来说，在福柯看来就是统治者对生命权力的管理和控制，生命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权力作用于生命，其目的是通过规训或操纵来获得符合制度需求的有用的主体。在君主时代统治者对生命只有残杀权，也就是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力。福柯在讨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时就认为这种灭绝人种的做法就是强权权力意志对弱小社会群体的杀戮，因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分子认为犹太人作为生物物种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却是允许黑人奴隶活，白人奴隶主拥有制造死亡的主权权力，制造死亡只是为了更好地驯化黑人，使其甘愿受奴隶主奴役的手段。白人对非洲裔美国黑人的控制是奴隶制下统治者做空黑人身份的手段，通过屠杀、惩戒、占有黑人的一切，让黑人为白人所用。而到了现代国家不仅拥有对生命的死亡权力，还拥有对生命的控制权。生命权力是一种负担生命责任的权力，其本质是通过法律、层层监控、规范化管理等等手段对人体进行操纵，驯服出有用的人体。同时，福柯指出：通过对集体性人口的各种概率的统计可以把集体性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生产率等等调节在某一平均率上以满足社会的正常运行[1]。生命政治包含对集体性人口的调节，保持人口的优化。所以福柯定义生命政治是一种规训机制，可以实现国家权力意志，即对人口生育，公共福利等等权力进行调节和控制。福柯认为社会中就存着各种权力意志的角逐，其中国家权力意志或者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成为最强的权力意志，它可以或征用或调节或控制弱小的个体或群体的生命权力。主体权力无不充斥着对生命的筹划和治理。让生命服从政治目的，这就出现了主权权力意志和个人欲望的对抗。在福柯的理论里，政治的基本职责和个体自身的理性和情感不一致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主权权力意志和个体生命权力之间的对抗是生命政治的特质，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对抗在他看来不是简单的否认，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改变现状的过程[2]。《蛙》中掌控家庭人口的生育和《宠儿》中奴隶主对黑奴身体的控制和扼杀都蕴含了生命政治理论的逻辑表征。

二、《蛙》中的权力意志与个体的生命权力

福柯认为，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叫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即现代国家层面对生命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国家层面的管理是主权权力意志的体现[3]。根据福柯的理论，在小说《蛙》里权力意志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权力意志的象征即政府，二是实施权力意志的媒介即以姑姑为代表的执行人员，三是权力意志的对象即王仁美等民众[4]。姑姑是计划生育的执行者。“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5](P55)姑姑给村民做工作:“计划生育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5](P56)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其社会合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但是这种合理与合法并不能代表个体的意愿，而当社会政策有悖于个体欲望时，民众的反抗就会呈现出生命意识的浓烈色彩及悲剧，同时，这种生命色彩也将会因为反抗的激烈和惨败的结局而变得悲壮。”[4]。反抗必然会付出代价。在姑姑看来，政治正确意味着手段合理——姑姑心中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控制生育是为了民众更好的生活，所以只要达到计划生育的目的，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不理解不执行就是对国家政策的违抗，讲仁慈解决不了问题。但在合理合法的手段中不人性的部分就显露出来。张拳的老婆耿秀莲怀了第四胎，姑姑带着民兵上门动员上医院流产，耿秀莲被迫上了去卫生所的船，船行了一段路后，船上有五个月身孕的耿秀莲跳河了，场面非常危急，大家都去救人，但姑姑让船慢慢靠近，指望孕妇驯服，游不动了上船去做人流，但最终一尸两命。还有自己的侄媳王仁美怀了二胎，姑姑大义灭亲，押着王仁美去人流，王仁美死在手术台上，也是一尸两命。计划生育是国策，而多子多福是几千年中国传统观念，莫言在小说里用悲悯的心关注这种民众生育的欲望与政治的权力意志之间的对抗所引发的死亡。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根据国情制定生育政策，对集体的生命进行管理是现代国家进行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在政治开始对生命进行有意识的干预时，同样合理的生育欲望受到抑制和禁止，甚至死亡。姑姑既是国策的践行者也是妇科接生员。在计划生育实施前，姑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对生命的崇敬和珍视超过了一般人。对新生命的到来更是心怀虔诚。但在国策面前姑姑选择了忠诚，作为烈士的后代，她的选择是她的使命。特别是姑姑在自己的恋人叛逃台湾后差点被当成反党反人民的狗特务后，她生怕稍有不慎会变得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培养，在姑姑的认知里，国策是百分百的正确，因为姑姑看到了、经历了饥饿的中国人民缺衣少粮的后果，她坚信人口不控制，人民还会挨饿，物资还会匮乏，所以决然毅然地选择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虔诚地认为控制人口增长，打掉孕妇肚里的生命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生活，国家实施的家庭生育调节政策就是人类的凤凰涅槃、是向死而生，是让少数胎中生命的死亡换取大多数的幸福，是一种希望的选择，也是姑姑的信仰。所以姑姑忍受了从开始村民们前簇后拥的送子娘娘到杀人狂魔的形象转变。

在意志权力面前姑姑是绝对的驯服和顺从。“权力意志不仅要求驯服和顺从，还要求牺牲个体诉求以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4]在计划生育国策这个国家权力意志面前，村民们牺牲了个体生育繁衍的欲望，姑姑也牺牲了以纯正而高尚的道德操守示人的形象与自己仁爱的天性，伤害了曾经拥戴她的乡亲们，这两种牺牲就最大限度地达到社会的权力意志的统一。

三、《宠儿》中的权力意志与个体的生命权力

关注黑人生存的欲望和奴隶制之间的对抗所引发的死亡是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主题。在她的作品《宠儿》里，权力意志第一层体现在奴隶主对黑人奴隶的控制，侵犯，惩戒以及规训，第二层是作为对奴隶实施控制的工具奴隶主“乡村教师”和他的侄儿们，第三层是奴隶主控制的对象：以塞丝为代表的6 000万甚至更多的黑人群体。奴隶制视黑人生命为草芥，却又强制黑人女性生育，生下能够持续被他们奴役的下一代。《宠儿》中奴隶制对黑人生命残酷的惩戒，压制是奴隶主权力意志的体现。奴隶主成为专制权力，做空黑人身份，使他们不具有政治身份，而只拥有人作为生物物种的身份，所以奴隶主把黑人当作动物一样看待。正如阿甘本所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各种个人自由的载体。身体是双重的，生命也是双重的[6]。以“乡村教师”为代表的奴隶主剥夺了黑人的政治权力，使得黑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单一的，即动物性和社会身份的缺失。惨绝人寰的奴隶制采用的是残忍的非人性的手段。“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只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7](P318)奴隶制让黑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奴隶主掌控着黑奴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特别是黑人女性，她们的子宫则是奴隶主的资本投资场所。性行为是投资, 生出的孩子是在奴隶市场值钱的剩余价值：强奸、殴打、围观黑人性行为，强制黑人女性怀孕等等都体现权力对黑人群体的压制和生命权的掠夺。奴隶主随意要求黑奴生下黑人的后代为他们增添劳动力，黑人奴隶生下的小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大多数只有一个符号比如Paul A或者B诸如此类。权力意志和黑人群体的整体性权力从来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会遭到各种形式的对抗和阻断控制的反抗。看到、听到、经历过的对黑人随意处置或射杀或性侵让身怀六甲的女奴塞丝想要从受到压榨的“甜蜜之家”逃到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辛辛那提的婆母的家124号农舍，幻想着那里有不再受虐的作为人的自由生活，但在逃跑过程中遭到奴隶主“家庭教师”和他的侄儿们的强奸，在“家庭教师”快追到时，塞丝看到年幼的刚刚会爬的女儿，脑子里闪现的是婆婆贝比讲述黑人祖辈在海上被奴隶主抛下波涛汹涌大海的惨景，耳边回荡的是奴隶主“家庭教师”和侄儿们把黑人奴隶当作动物一样的对话，眼前还有和她一样许多年轻的黑人女性被强暴、被迫怀孕为奴隶主生下沦为奴隶主驱使和奴役的小黑奴的场景，这些对话和惨景像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中穿梭，情急之下塞丝用手锯锯断了年幼女儿的脖子。赛丝知道一旦去了南方，她实在难以忍受女儿长大后像她和千千万万的黑人女性一样，她不仅再次会沦为奴隶，连同两个女儿和儿子都要成为“可以出租买卖，可以储存典当，可以去赌输赢，去偷，去抢的”[7](P23)奴隶。塞丝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女儿的生命权，她成了实施权力意志的工具，直接杀死自己的女儿，仿佛自己拥有君主般的权力，她把杀子的行为——这也成为她一辈子的精神枷锁——融入到对抗奴隶主的奴役中，表达了个体意志对统治者权力意志的反抗。

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和废奴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黑人的生命遭到了奴隶制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政治的各种非人暴虐，莫里森在她的作品里描写了奴隶制时期黑人群体的生命受到摧残后的各种形态的死亡，但是莫里森笔下的死亡并不是黑人彻底的失败，而是他们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对抗极端的困境。塞丝杀子时脑中浮现的是女儿“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到了“那个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不再被当作动物一样看待。”[8]死亡意味着重生，塞丝以死博生是希望和拥有自由的生命权力，是用死亡这种极端形式对统治意志的反抗。

四、心灵的困境与修复

权力的真正本质是权力运作及其权力展现过程中的操作策略。生命政治就是以生命为主导的统治形式，所以生命权力和政治生命中的对抗性是生命政治不可分割的属性[2]。莫言的《蛙》中胎儿的生命权力由于政治干预而遭到扼杀，以及由于条件限制和非正常处理，特别是村民们的反抗所引发的孕妇的死亡正是这种对抗属性的后果。作为在计划生育中以操作者形象出现的姑姑，她作为革命的后代，有着对新中国的无比忠诚，对党的政策的觉悟和理解高于普通的老百姓，这使得她有在执行国策时的坚决，还有姑姑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的批斗以及受到曾经的恋人王小倜牵连而被隔离审查，政治的信仰和生活的经历让姑姑在面对村民们的计划外怀孕时采取非同寻常的手段，她在追求人生的信仰和心中的理想时非常果敢，没有退缩。但是作为同样是女性和妇科大夫的姑姑，“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 ，她当然最希望看到的是新生命的诞生。姑姑更是希望乡亲们拥戴她为送子娘娘而不是杀人恶魔，所以在王仁美等一尸两命地在她面前死去时，姑姑内心是悲怆的。她的悲怆来源于她对生命的悲悯，在姑姑看来以王胆为代表的村妇们思想守旧，把自己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们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当姑姑在工作时被打伤了，她说，“我不用他道歉，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生命也是值得的”[5](P107)。即使被辱骂、被打伤，姑姑仍然继续完成手边的工作。在这种崇高的信仰指引下姑姑抑制自己仁爱的天性，掩藏内心的人文关怀和对亲人的亲情和乡亲们的乡情。这种心灵的煎熬让姑姑在晚年开始出现幻觉，当姑姑经过一片荷塘时，耳边幻听到无数蛙鸣，幻见无数只青蛙追赶自己，幻象中的蛙鸣和青蛙的追赶和纠缠让姑姑死命地逃跑，幻觉中跳上自己的身上的无数的青蛙成了被姑姑流产掉的胎儿，姑姑边跑边脱掉衣服，几乎赤身裸体地碰到泥塑艺人郝大手，姑姑的狼狈而逃反映了姑姑内心的挣扎，反思和忏悔。姑姑和泥人艺人结婚，捏了泥娃娃供奉在家，每天和泥娃娃说话，在姑姑心中那些泥娃娃就是那些被扼杀的胎儿，姑姑在向那些死去的胎儿忏悔。姑姑在通过这种方式赎罪，但姑姑的忏悔来自于她对逝去生命的悲悯，是来自于良知的心灵叩问而不是源于对自己坚守的信仰的否定和对国策的质疑。

莫言的《蛙》中描写的是个体或集体生命权力在国家政治的干预下的对抗。姑姑的心灵困境不是对个体生育欲望和国家生命政治的两难选择，所以姑姑的救赎是源于她人性中对于本应来到这个世界的胎儿和为了孕育他们而死去了的母亲们的忏悔和反思。《宠儿》中的塞丝，她的生存困境是奴隶制度下黑人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黑人的生命权力被驯服和暴虐。在奴隶制和废奴后长期的压制下，黑人被物化，被白人剥夺了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成了白人免费的生产的工具，黑人没有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的标签就是白人主人的私有财产，像猫狗或者其他任何动物一样。白人虽然没有像种族灭绝一样全部杀死黑人，他们的目的是占有黑人的身体，控制和驯化黑人，剥夺了黑人的精神和做人的自尊，让他们人的属性动物化。所以，当塞丝在面对女儿即将被抓回去成为女奴时，她一时成为了生命权力的主宰者，她决然地选择了杀死自己的女儿。塞丝弑子是塞丝利用宠儿的母亲这一固有的身份来决定宠儿的生命权，塞丝觉得女儿应该到安全的地方去，她是出于对女儿浓烈的爱来对还没有自主思想的幼儿作出的痛苦选择。但是弑子又成了她心中的一道难以言说的伤痕。最开始她被社区唾弃，她生活于暗无天日的124号房子里十八年。十八年后宠儿以鬼魂的形式来到她生活中，让塞丝回忆起十八年前的悲痛，想起悲惨的黑奴生活，想起让女儿向死往生的愿景，也开启了塞丝的赎罪和创伤的修复。保罗D的到来，小丹芙的觉悟特别是黑人社区重新对塞丝的接纳让塞丝走上了救赎之路。

在《蛙》和《宠儿》两部作品里，莫言和莫里森都以魔幻的手法再现婴儿的复活。对梦幻和现实间界限模糊化的描写凸显主人翁心灵的困境，彰显个体生命权力和主体权力意志间矛盾冲突的激烈。姑姑在忏悔的心理作用下经过荷塘时把那一声声的蛙叫声幻听成那些流掉的胎儿的啼哭声，那叫声里“有一种怨恨、有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无声的控诉”[5](P206)。那些如婴儿啼哭的蛙在姑姑眼前幻觉成无数的婴儿向她扑来。姑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她和丈夫一起用泥巴捏成无数个栩栩如生的泥人，供奉在家里。姑姑上完香，站起来喜笑颜开对侄儿小跑和狮子说：“你们来得正好，我的心愿完成了。你们好好看看吧，这些孩子，各个都有姓名，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在这里享受我的供奉，等他们得了灵性，便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5](P270)作为曾经的主权权力的代言人和践行者，医务工作者的姑姑是唯物主义者，晚年却唯心地把心里的忏悔寄托在泥娃娃身上。姑姑对泥娃娃的供奉是她的赎罪方式，莫言也借此道出了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

托尼·莫里森借用黑人文化传说，也用魔幻手法描写了被塞丝杀死的幼女宠儿的复活。塞丝杀死刚刚会爬的女儿，尽管她是出于对女儿浓烈的爱，但弑女之痛让她几乎无法正常生活，在十八年的岁月里她极力回避杀死女儿的事实，直到宠儿的鬼魂以人形来到124号房舍。而宠儿的复活就是来索要她失去的母爱，向母亲述说她的痛、她的怨，无休止索取她十八年来所缺失的一切。为了赎罪，塞丝极力满足宠儿的一切要求，以至于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两个儿子也离开了她。大女儿丹芙觉悟了，向黑人社区求助，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下，塞丝敞开了心扉，直面心灵困境。正如莫里森所言，宠儿代表的是千千万万屈死的黑人，宠儿鬼魂的离开预示着黑人尊严和身份的重建。

五、结语

福柯认为，政治的基本职责，人性的不堪一击以及由人类自身理性和情感不一致所产生的不调和矛盾都会引起生命权力的问题[9]。在查阅文献时，笔者发现有很多学者认为莫言的《蛙》是借计划生育政策来抨击和批判现实，这一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正如李松睿在其论文中所论断：《蛙》中的生命政治不是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是中国对人权或人性的摧残和迫害，而只能把这种政治对生命的掌控与压抑，视为是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10]。姑姑的忏悔和赎罪不是对国策的批判和抗争而是人性的回归和对生命的悲悯。莫里森的《宠儿》却是莫里森对于几百年黑人被奴役历史的创伤性回忆和揭露。塞丝弑子是对非人的奴隶制的抗争，她心灵的困境和修复是莫里森对黑人民族寻找自身出路的思索。姑姑认为计划生育是国家采用的干预生命权的合理政治政策，是为了更多人能好好生活的美好愿景，是服从和执行正确的政治政策；而为了逃离奴隶主的压迫，为了尚在婴儿时的女儿摆脱女奴的身份去到“安全而自由的地方”，塞丝毅然杀死女儿却是对非人的奴隶制度的反抗。莫言关注的是正确的权力意志执行中的不合理性，托尼·莫里森则是通过作品帮助黑人民族思索如何在重创后民族的修复和重建。尽管两位中外作家都在小说里描写了非正常的幼小生命的逝去，但他们给予读者的除了对生命权力的深层思索外还感到了朝气蓬勃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