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明太祖反贪，以手段之严酷、态度之坚决，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或再版与明太祖相关之传记、故事、专题论著计十余种，公开发表的文章达千余篇。书籍如吴晗《朱元璋传》、王春瑜《中国反贪史》、杨一凡《明初重典考》等；论文如程蓓蓓《明初朱元璋重典治贪探析》、李素宁《朱元璋惩贪述论》、陈平其《朱元璋反贪的历史启示》等。关于明初贪腐的成因，学界普遍关注到官俸过低带来的影响，但对前代的历史惯性对明初贪污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笔者拟从这一角度对明初贪污的成因进行探析，以期推进该论题研究的深入。

一、元末官吏贪腐之惯性

大体上，研究一朝代初创时之问题，离不开前代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朱元璋建明时的社会状况基本为元末遗留，吏治亦然。元末的吏治腐败在历史上广为包括明代在内的后人所诟病，《草木子》载：“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元朝受蒙古旧制及其旧风影响，汉化较为迟滞，明人叶子奇已指出元末腐败与此的关系。

在法律上，元后期惩贪的规定较为宽松。元文宗时，御史台臣曾言：“内外官吏令家人受财，以其干名犯义，罪止四十七解任。”［2］《元史·刑法志》亦称：“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