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轩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在澳大利亚，社会大众流行着这样的说法：“青少年是澳洲最危险的动物”。这种“危险性”也许有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在校生活中的“危险”，由于澳洲是移民国家，人口构成复杂，校园欺凌与族群、移民等问题杂糅在一起变得复杂而严峻，青春期少年们的在校生活也因此变得即便称不上“危险”，也是更具文化挑战性的。也因此，澳大利亚很早便出台有关校园欺凌的政策措施，给予干预和引导。［1］二是青少年（尤其是男性）“混在社会”的危险，与很多国家相似，初高中阶段的青少年会因学习成绩、在校表现被“划分”为“好学生”与混在社会上的“坏学生”，而这些过早与“社会”接轨的青少年往往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有风险的”“危险的”。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率的居高不下也为这种“青少年危险论”提供了数据支撑。［2］

尽管澳洲社会对青少年的犯罪或“危险”行为多有诟病，但似乎鲜有细致入微的民族志作品关注澳大利亚青少年的在校生活与亚文化实践。John Whelen的《男孩与他们的学校教育：“与众不同”的经验》（Boys and their schooling：The experience of becoming someone else）以墨尔本近郊的一所中学（Hillside High School）为个案，使用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巴特勒（Judith Butler）有关社会话语、性别实践相关论述为主要理论视角，聚焦于学校生活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坏学生”的就读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对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建构与日常实践的影响。也许这本民族志著作并没有填补什么空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提供了有关男性青少年在校生活的日常图景，为理解他们的主体性、性别与性别化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