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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要“到底”
——《新的信念》中的女性觉醒及其历史语境

2021-12-07丁玲

妇女研究论丛 2021年5期

丁 玲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1977年,丁玲在与蒋祖林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到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两年是她“一生中的黄金时代”[1](P 249),然而从外部视角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既在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又身居高位,担任过《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直接参与缔造了“当代文学”体制和规范[2],而西北战地服务团不过是一个半军事化、以宣传为主要武器的团体[3](P 10),是她人生中的一个过渡与转换阶段。且在丁玲最初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时,仍以一个“写文章的人”身份自居的她认为自己“来带队伍,是不适宜的”[3](P 5),对此没有兴趣。这种前见与后见的不一致,或许正说明西战团工作经验在丁玲的革命生涯里的微妙性。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8月12日,它的抗战文艺宣传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成立日起至1938年8月,经过前期充足的准备工作后,丁玲、吴奚如率团于1937年9月22日前往山西、陕西等地,辗转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第二阶段则起自1938年11月,换由周巍峙领导再赴晋察冀抗日前线,至1944年5月返回延安为止。西战团成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戏剧、音乐、演讲、诗歌朗诵、标语口号、漫画等多样的文艺方式,在前线战士及群众中间开展大规模的抗日宣传(1)参见甄崇德:《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学创作活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本文主要着眼于丁玲主持工作期间的第一阶段:1938年8月1日丁玲率团返回延安作汇报,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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