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博，吴菡虹

(1.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天津 300222；2.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一、引 言

自2002年以来，我国逐步推出了以QFII、QDII和RQFII等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但复杂的审批流程及锁定期安排限制了境外资金的积极性，制约了开放的程度。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加快了金融市场双向开放进程。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截至2020年12月末，沪港通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额比上年度增加6658亿元，首次超过2万亿元，而12月当月的资金净流入额也创下月度新高，达到1101亿元。伴随资金互联互通程度的加强，沪港通这一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于吸引国际机构投资者乃至战略投资者参与内地股票市场产生了里程碑意义。尽管与资本市场开放相关的政策评价研究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开放对宏观经济增长[1]、经济波动[2][3]、市场风险[4]、价格波动[5]、市场联动[6]、市场效率[7]、企业绩效[8]、企业投资[9][10][11]等方面。本文将通过构建融资约束(特别是创新融资约束)的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沪港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从而进一步探索沪港通政策的微观经济内涵。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沪港通开通后，标的股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较开通前显著降低。(2)将“标的企业”细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类后发现，沪港通政策的实施虽然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投资不足类企业的投资效率，但也会由于降低约束而推升过度投资类企业在投资上的非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