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音。

音不同，未必非隔百里千里，有的隔几座山、几个庄子，音就不同，调已变化，所谓南腔北调。有地域之别，就有腔调之分。

一个人的口音，往往打着地域的烙印，在出生地形成的口音很难改变，即便行走他乡，一张口，仍是浓浓的乡音，自己不觉，他人已识。贺知章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见，乡音是执拗的，至老难改。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度过的，这个村子离集镇不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已很活跃，南来北往的外地人经常窜到我们村里来，印象中好像有天门的，潜江的，河南的，江苏的，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说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口音，且语速快，叽里咕噜，刚开始，竖起耳朵听，也很难听懂，后来听多了，半懂半猜，能知道个大概，这些人说话，我们统称谓“蛮”。长辈有时问：“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往往回答：“不知道，反正说话很‘蛮！听不懂。”

这些外地人操着不同的口音、方言，被狗的咬声迎进来，又被狗的咬声送出去。他们年龄有大有小，穿着有新有旧，性别有男有女，有的背包，有的挑担，有的卖针线头脑，有的修壶补锅，有的弹棉织被，有的做木工家具，总之大包小包，叮叮当当，进进出出，给平静的村子增添了诸多活力。他们一来，我们一帮小孩就高兴，对他们干什么不好奇，对他们的口音到是感兴趣，常跟着这些外地人在村里转悠，他们到一处，落坐一家，我们跑前跑后地跟着瞅，看他们干活做事，交易数钱，听他们与主人家交流、说笑，也偷偷学他们说话，背着他们学上几句，似是非是，阴阳怪气，卻快活异常。父母常嗔骂我们：“山东驴子学马叫，怪腔又怪调！”

听多了，我们渐渐也能分辩来的人是哪里人。有一天，来了一对母女，是卖剪子的，一听口音，我们猜是河南的，一问，果然。卖前，母亲让女儿先表演一段儿绝活儿，将三把剪子依次抛向空中，然后两手反复抛、接剪子，还有一把剪子在空中翻转，玩的很灵活，看的我们目不转睛，心悬一线，怕剪子接不住落下来伤了她，但我们的担心好像是多余的，她从不失手，玩的游刃有余。一会儿功夫，围了好几圈人，是时候了，母亲让她收起剪子，开始叫卖，一元钱一把。更让人称奇的是，剪子不要钱，说等到玉米涨到一元钱一斤的时候再来收，当时，玉米五角钱一斤，大家都不知道这对母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人胆大，买上两把，心想：等那时，她们还能找到这里来？！河南，离我们这里远着呢，来收钱时又坐车又吃饭的，这点儿剪子钱保得住车费、饭钱？！估计到时不会来。再说，玉米涨到一元钱一斤，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有人一挤眼，大家会意，陆陆续续有人挑上两把三把的，母女俩记上姓名，吃过饭，背上包，走了。后来，听说玉米涨到一元钱一斤的时候，真来收钱了！不过，来的是当年的女儿，已成妇人，还带着一个孩子，说母亲已过世了，买剪人听说，都跟着心里难过，没有不给钱的，这种营销策略我至今没弄明白。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江苏小伙儿，十七八岁的样子，矮个儿，瘦瘦的，口音有点尖，话说的又快，越发不好懂，更是难学，总感觉舌头不听使唤，这是我们仿学最失败的一种口音。这是个做木工活儿的小伙儿，背着锯、斧、刨等工具来的，说老家遭水灾了，家里兄弟多，父母养不了，自己出来混口饭吃。这人嘴甜，人勤，心实，符合乡下人择婿的标准，有人好心，想把他留下来，牵线搭桥把我们村的一个姑娘介绍给他，一说，成了。这人现在快五十了，期间回过几次江苏老家，但只当娘家走，去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了。现在，他仍然说地道的江苏话，我们的口音好像对他毫无影响。不过，他的一双儿女都与我们口音一样，没随他。我们私下里称他为“江苏佬”，他听了，从不怪，听我们学他说话，他“嘿嘿嘿”几声，也不恼，对我们很宽容，我对这个“江苏佬”一直有好感。

这个“江苏佬”的儿女也已成家了。好几十年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时不时想想江苏的老家。

行走在异乡的土地上，操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口音，我们知道：我是游子，一个来自远方的游子。

乡音，让我们增添乡愁;乡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何方，思念何处。

魏群夫，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散文选刊》《福建文学》《长江丛刊》《湖北日报》《文学教育》《湖北教育》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1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