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读书与治学》的勘误与异见

2021-12-06黄立志

文学教育 2021年11期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的胡适先生是一位大师。2013年出版的他的《读书与治学》一书错讹较多。有史料的错误、年代差错、用词不妥等方面的谬误。有的学术观点和说法略显偏颇，有的治学经验存在局限性。

关键词：胡适治学史料勘误

胡适先生（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毫无疑问是民国时期的大师，而且还是比较著名的大师。一生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曾经是民国时期总统候选人之一。1939年和1957年他曾两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正是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材料、观点和方法提出批评。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出版了胡适的《读书与治学》一书。在该书“写在前面”一文中认为他“提倡评判的态度，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同时编者还引用了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的话”的治学经验。他引用张载的话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1]正是受了作者和编者的“鼓励”，我想针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不盲从”地谈谈个人几点浅薄之疑。

一.关于若干史料的校勘

胡适先生既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文字学家。从治学的内容来看，他应当是一位严谨的人，然而仔细阅读他的文章，不免有些遗憾。

1.《读书》史料出处的问题

在第一篇文章《读书》一文中，他说：“以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2]”这是这本书正文的第一页，十分醒目。这句话有个错谬，就是出处的错讹。在该书的第17页，胡又写到：“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随即引用上面几句话。下面的注释说，这位大哲学家疑似朱柏庐。可见，所谓“从前有人”，在这里当是朱。不过，这样的引文虽然也说得通，但是这几句应当引用最初的原著者，却是宋真宗赵恒。该书编者在后面的注释为《劝学篇》。还有人说是《励学篇》和《劝学诗》。总之，这里胡适先生应当属于治学不严谨。

2.《谈谈大学》的疏漏

1958年5月7日胡适在台中东海大学的演讲，就是《谈谈大学》，其学术思想只能是“谈谈”而已，一些史料错误频出，初步考察有9处错误。首先，他自相矛盾。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国可靠的历史固然已有四千年，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有过六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我国第一个大学，是在汉武帝时，这所太学，就是今日国立大学的起源。到第二世纪，这所太学的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3]”在1960年6月5日在台北师大演讲的时候又说：“造成了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七十年以上大学历史的现象。[4]”仅仅差了2年，数据前后矛盾，不一致。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5]那么到公元2世纪，这所大学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何谈“还没有一个有过六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即便是他暗指现代意义的大学，那么1879年在上海建立的圣约翰学院到1952年院系调整，也73年的历史了。其次，太学并非在西汉时期才有，西周时期就有了太学。“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辟雍居中，又称太学。[6]”也就是说，我国第一所国立的大学是在西周时期建立的，大约在公元前770年之前。假如说那是名为太学，实为初等性质的官学，那么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60年之间创立的齐国的稷下学宫，当推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再次，他认为东汉末年的私人讲学“也可以说是私立大学的起源”[7]。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太过牵强。一是因为没有校名;二是没有形成教师团体，只是一二个比较著名的博士作为教师。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当推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还有，他认为“自纪元二百年郑玄逝世，至一千二百年朱熹逝世，在这一千年中，中国的学术多靠私人讲学传授阐扬。[8]”他的这种观点属于无厘头，没头没脑，令人匪夷所思。且不说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盛行，出现了“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他所说的这1000年，唐代的“六学二馆”、隋唐的科举制度以及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都是官方主导的学术传承。最后，在《谈谈大学》一文中，他认为教会大学“对于近代的学术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9]”仔细阅读原文，胡适先生在这个语境中是指近代的教会大学及其学术贡献和影响。他所演讲的东海大学就是汇集13所知名教会大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拨款在1953年11月11日在台湾建立的私立教会大学。近代教会大学在学术上和培养人才方面的贡献和影响至今在我国海峡两岸都是存在的，何况当时50年代呢？当时作报告的时候胡适先生已经68岁了，身体每况愈下，脑力不济了。不过，我国一位台湾学者韦政通对他的评价更加犀利“他中年以后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成就”[10]。他晚年的讲话，已经远离了他大学者的身份，很多话有违常识，让后学面面相觑。

还是《谈谈大学》，他说：“美国的历史只有一百六十余年……”他曾经在美国留学，应当十分熟悉该国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独立日是在费城发布《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这应该是美国历史的开端。那么到他1958年演讲的时间是182年。这与他所言相差20年。

在《谈谈大学》中，他说：“如意大利就有一千年和九百多年历史的大学。”根据资料显示，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1088年建立，距离他当时演讲的时间1958年是870年。他的这两个年代的说法都有问题，应该称之为“将近九百年历史的大学”。如果按照我国外国教育史的说法，“1158年波隆那大学正式为政府的承认”[11]，到那时才800年的历史。

在《谈谈大学》一文中，他说：“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历史也达到八九百年。”如果根据资料所说的牛津大学最早上课的时间为1096年，那么距离当时有862年。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认为：“英国在1168年建立牛津大学，1209年建立剑桥大学。[12]”那么距离当时是790年和749年。因此，应该说：“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历史也达到七八百年。”

胡适先生的演讲经常“随意”说。1960年6月5日在台北师范大学演讲的时候说：“实际可靠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意大利佛罗伦斯（佛罗伦萨）大学，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根据资料的介绍，该校1321年成立，距当时639年的历史。与事实相差将近400年，误差太大。

3.《大学的生活》的谬误

在该书第76页，《大学的生活》一文，开头是“校长，主席，各位同学：”应该是“校长、主席、各位同学：”就是说几个并列的名词之间要用顿号，而不是逗号。

第87页，“中国的大学有国立的，官立的，私立的……”第一，它们之间应该用顿号，而不是逗号。第二，“国立”和“官立”是一回事，不应并列，这属于逻辑上的重叠。而且我们一般称为“公立”，极少使用“官立”这种称谓，因为即便是私立大学，也可能是“官立的”。比如1919年成立的私立南开大学就是1905年担任过清政府学部右侍郎的严范孙创办的。

第87頁，关于汉代太学的规模，他说：“王莽大兴学堂，曾筑舍万取，纪元后4年，大学生有六万多人。”也就是公元4年，而王莽在位的时间是公元8-23年，当时他还没有即位，所以时间不对。东汉梁妠梁太后专权，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以后开始临朝，她扩大太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13]。故而，扩大太学的时间是公元2世纪后期，而非公元4年，而且扩大人数是三万，而不是六万。同时，胡适在前面说的也是三万人，属于前后矛盾。

4.《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错讹

在该书第208页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提到“我们在三四百年后观察程、朱、陆、王的争论，从历史的线索上看起来……”。这个大致年代“三四百年”的说法不准确。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去世最晚，距离当时胡适的1930年11月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时间，是401年。而朱熹是1200年去世，距离当时是530年。其他三人，即二程和陆九渊去世都比朱熹早。其中程颢（1032-1085）在他们五个当中去世最早。二程在理学上也有争论。距离胡适当时在上海的演讲已经845年了。因此，严格地说是“我们在四五百年后观察……”

5.《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的错误

既然讲治学的方法，首先要严谨、正确，可惜他还是出现了错误。在该书的第262页，从1609年到1675年，应是六七十年之间，胡适原文笔误为“这五六十年之间”[14]。

胡适中欧学术比较表，影响颇大，网上和其他书上反复引用。这个表也有三处错误。（1）1606年明朝的陈第出版《古音考》，其真实的书名为《毛诗古音考》。可能是为了表格书写的简约，故此。（2）“1640徐霞客（宏祖）死”，应为1641。（3）“1642伽利略死，牛顿生。”英国艾萨克·牛顿生于1643年1月4日。（4）“1666牛顿发明白光的成分”，应为“发现”。

该书第272页，“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应为“经不起……”;“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ère Licent）”应该是“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认为远古的原人”，应为“猿人”。

这篇文章原载1928年11月10日《新月》杂志。当时胡适先生37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年龄，而且还是教导别人“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初步考订，这篇文章出现了9处错误，愚以为不应当。

二.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

1.校勘的发展阶段的看法

胡适是近代疑古派史学的创始人，又称古史辨派，实际上就是古代史学史料的校勘。适之先生说：“中国校勘之学起源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豕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15]”进而他认为“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首先，校勘学的发轫并非秦朝开始，目前最早的校勘记载是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8-781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16]其次，至于说南宋时期开始校勘学“发达”“复兴”，主要原因是随着毕昇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活字印刷术开始。大量的书籍开始印刷，印刷工人在排版过程中出现错误，由此催生了校勘学的发达。之前也有书籍，但是由于版本很少，无法对比，制约了校勘学的发展。我认为他说“发达很迟”恐怕难以成立。这是校勘学本身发展的规律，隋唐时期虽然也出现了雕版印刷，但是毕竟规模有限，而且这种版本基本一样，所以校勘学没有达到兴盛的程度。再次，作者认为我国校勘学兴盛于十二三世纪也就是南宋和元朝年间。他说考证“为什么到了宋代朱熹时候才发达呢？[17]”主要依据是出现了一批诸如朱熹等人。我认为唐代的校勘学已经比较发达了，韩愈曾经有“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的诗词。在唐代的集贤殿就设立了“校雠”这样的官吏。[18]试想，连有关校勘的官职都设立了，难道还不兴盛吗？同时，不知道何故他在考证这部分只字不提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本书在考据学和校勘学方面是南宋时期的代表作，超越了朱熹。王国维认为宋代学术“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19]。洪迈的史学主要是文献考古。不知道这是不是胡先生材料“识力不足”？因此，他所谓的说法并不成立。

2.论文评语的分歧

关于《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的不同看法。这是他对四川人黄天朋（即黄谷仙，解放后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论文评语，大约3000多字。1939年，黄天朋还出版了《韩愈研究》一书。对胡适对他提出的三点质疑[20]我提出三点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应该重点论述韩愈的三大贡献，即排佛、提倡古文和诗歌创体。第二，材料“识力不足”。第三，有年谱的痕迹。

首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传承已久。所以再写他的传记，过多地论述别人已经论述的事情，很难有所创新。胡适说得不错，问题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再去大篇幅地论述显然是不明智的。其次，所谓材料“识力不足”，这种说法无非就是模棱两可的事情。他举例说明什么什么材料好，他说别人的材料是琐碎。我没有看到《韩退之传》的原文，我想什么是好资料，别人没有用过的新资料为好资料，你的资料无非是胡适知道的材料。黄天朋关于韩愈生母的考证以及关于《梁书·裴子野传》中“偏孤”的考据[21]，也不能说是“琐碎”，依然有文学价值。至于体例问题，我觉得胡说有一定道理，不再赘述。

3.《国学书目》的分歧

1923年2月25日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简称《国学书目》）的文章，后来又在当年3月4日《读书杂志》发表。由此观之，此文影响很大。对于该文我有以下几个疑虑：第一，这么多书是国学的“最低限度”吗？他推荐的书目共有三部分，分别是（一）“工具之部”14种;（二）“思想史之部”96种;（三）“文学史之部”78种，总计188本书。且不说初学者能不能找到这些书，即便是找到了，让他们阅读诸如《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等佛教经典，这恐怕也太难了。即便是当时的一般僧人，也未必能够咏诵这些佛经。我都怀疑胡适本人是否有这些书，是否都读过，也不要说精读。他在序言中强调：“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在当时文盲很多的民国时期，繁体字印刷的书籍，不要说读懂了，能够把字认个差不多，估计也不错了。我看应当把文章名字改为《一个最高限度的国学书目》。诚如《清华周刊》记者回复胡适的信中所言，“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第二，他的这个书目存在残缺，该有的书目没有，不该有的却很多。在“思想史之部”中，没有《易经》。它是群经之首，是六经中的重要经典。后来经记者的询问，他在原来的书上圈了38本书，又增加了一本《九种纪事本末》，共计39种。依然没有《周易》和《三国演义》。相反，吴沃尧的《恨海》和《九命奇冤》之类当时的通俗小说，却纳入了范围。我认为这个书目有失偏颇。第三，一本书，只介绍一种即可，不必多种版本，比如《诗经》就有五种不同版本，当然有的是解读之类的通俗读物。第四，书名混淆，比如“明清两朝小说”（第251页）一节包括了《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显然，他这里是指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或者《三国志演义》，而不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三国志》。总之，笔者对于胡适的书目不太认同，有失偏颇。

三.关于治学经验的新说

1.中文与外文的问题

胡适所生活的年代，信息技术落后，图书资料欠缺，因而他所倡导的治学经验有的仍需发扬，有的已经落伍了，有的需要批判。我们应当首先重视中国传统经典，然后再阅读国外的经典。他认为经史子集多是“杂货店”，倡导先学习一门外文，咏习外国经典。他说：中国书“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22]”多少有些崇洋媚外的感觉，有些“殖民地”思想。

1961年11月，美国主办的“亚东区教育科学会议”上，胡适用英语演讲说到：“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很少。[23]”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胡适“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进而他还嘲讽其“因为得点（西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24]。尽管我国台湾学者的话语未免过于刻薄，但是对他的评价基本是正确的。相反，我国当代大陆学者则把胡适捧得过高，这不利于建立“四个自信”。

2.借书与买书的事情

书非借不能读。2008年我国每天就有700种新书上架。[25]世界上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做学问应以借书为主。1935年5月14日在《大学新闻周报》上刊载了他的《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一文，其中谈到“要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26]。之前并未读过先生的该文，但是确有买书之习惯，尤其我也有“闲来可往书摊上逛逛”的习惯。因此，我的书很多，三个书架都放不下。然而，胡博士是大学校长，我也是大学博士和教授。即便如此，靠买书做学问，恐怕也是买不起的。你让年轻人也如此，未免有点强人所难。特别是“读秀”“万方方志数据库”等书籍数据库研发出来以后，还有PDF版的电子书，更很少买纸质书了。

3.急发与缓发的拿捏

他主张文章要缓发。他说：“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27]”他举例达尔文进化论研究了20年还不肯发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很多成果发表晚了，就可能是抄袭。我认为他这种做法固然稳妥，但是不适应当今的时代。当今之中国不要说20年，10年没有大的成果就很难评职称，没有职称，待遇就上不去，也没有学术影响力。有些成果证据并不很充分，也可以发表，完善了充实了再进一步发表新的论文。我主张不仅要急发，还要抢发。

有趣的是1910-1917年间，《胡适留学日记》还真得是22年后，也就是1939年4月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的名义出版，之后多次修订和再版。结果，2020年10月16日该日记手稿被拍出了1.39亿元人民币，号称世界上最贵的日记。[28]或许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总之，笔者纠察胡适先生的《读书与治学》一书，发现了31处观点矛盾、史料错讹、观点不妥和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等错误。我核对了其他版本，并非校对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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